傳媒都以「呂麗瑤前教練」來描述這位被控非禮的教練，因為控方在控罪裏只是以被告英文名的頭文字(acronym)H.W.來描述，保障申訴人(complainant)的身分不會因此被識別。法律依據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156條。156(1)這樣講:

1) 除第(9)(a)款另有規定外，在有人指稱發生指明性罪行後，凡相當可能會致使公眾識別與該項指稱有關的申訴人身分的事項，除依據本條所發出的指示許可者外，不得在香港於可供公眾閱讀的書刊中發布或在香港廣播。

根據法例的要求，控罪的描述是HW在2009年至2010年兩個日子之間的某天非禮X，日子不確定是因為申訴人不肯定是那一天。表面看這控罪描述合乎法律要求，諷刺的是傳媒的報導方式也沒有違反法例所訂定的限制。當然，報導方式違反了立法保障受害人挺身而出，指證性侵犯者的精神。傳媒犯錯嗎？

我把「呂麗瑤」這名字在網上搜尋，第一個彈出來的是她的facebook，劈頭第一句就這樣寫：

「我被我的前教練性侵犯。」

她隨即解釋要站出來的目的：

「- 喚起大家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

    - 鼓勵不幸的受害者勇敢站出來

    - 讓大眾明白性議題並不是尷尬、羞恥或不可公開討論的事」

傳媒排山倒海引述她的報導，當初她猶豫，沒有報案，引起不少人對她評批和揶揄，包括那些名嘴名筆。傳媒一直都有跟進報導，直至她決定報案，之後警方拘捕了她的前教練，我們一直都可以從傳媒報導中知悉事態的發展。

細閱156(1)條的第一行文字的這一句：「在有人指稱發生指明性罪行後」，「指稱」(an allegation is made)在該條第(7)款界定了，最基本的要求是「向警務人員作出該項指稱」(156(7)(a))，所以當呂麗瑤正式報案時，傳媒理應已不准報導了。「指明性罪行」(specified sexual offence)包括非禮罪。到了昨天，控方才以案件敏感為理由，除了用X來隱藏受害人的身分，也同時用HW來隱藏被告的身分，看似合乎法例要求, 實質荒謬。煮了一鍋飯出來，要還原成生米？別忘記，這鍋飯是申訴人自己洗米下鍋的。

現在出現了「呂麗瑤前教練控非禮X」，咁講豈不是使人懷疑教練非禮了兩個人? 一個是Me Too的主人翁，另一個是X。既然是這樣，控方不如向法庭申請解除報導的限制(156(4))，等當事人勇敢的站出來。萬一當事人當初勇敢，現在怯縮了，她的身分可以受匿名保護嗎？除非我們可以洗擦歷史，否則發生過的事怎能隨心所欲而消失？如果教練抗辯控罪，辯方毫無疑問也會把facebook那些話截了圖用作盤問，作出身分保密還有甚麼作用？

採取更極端的保密行動，控方不如引用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22及123條，向法庭申請閉門聆訊，到其時就甚麼也不准報導了。

法律的應用不時需要commom sense approa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