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孙中山已经完全明白邓演达的赤诚，那种为了革命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所以，孙中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要引领这个青年人走向更广阔的革命舞台。

某天的清晨，大元帅府门口，卫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孙中山向邓演达走去，宣布当场宣布：“我决定授予你少将参军之职务,鉴于你的战功卓著……”

说完，宋庆龄也走上前来，把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邓演达：“择生，这是孙先生亲笔题赠给你的照片和书赠你的对联。”（择生是邓演达的字。），一旁的陈友仁帮忙展开对联：

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这幅对联正是邓演达真实的写照，为了心中的那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早就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贪生怕死这四个字不曾出现在邓演达的人生中。

其实，邓演达对孙中山的追随，并不是像古代那种明君贤臣的模式，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促成了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既是上下级的关系，更是一起奋斗的战友的关系。

无论时势多么艰难，邓演达都真心实意地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伙伴，让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对邓演达多了几分敬意。

在黄埔军校担任总队长和教育长的时候，邓演达不但教会了学生们军事上的学科知识，也在教育他们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亲爱精诚、团结友爱……

邓演达在军校中一直保持着正直、严肃的军人作风，从不偏袒支持国民党的学生，也不打压支持共产党的学生，与何应钦、王柏龄这类只维护“自己人”的教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使邓演达在学生中广受好评，大家对这位正派又公正的教官心悦诚服。在一些同学心里，对邓演达的信任和敬爱甚至超越了贵为校长的蒋介石。

何应钦

就这样，邓演达凭着出色的才干，坚定的革命意志，正直的人格魅力，树立起一个先进革命者的形象，得到党内上下不少人的支持。邓演达也凭着出色的工作表现，让蒋介石与他保持着合作关系。

二、1927年，蒋邓最终走向分道扬镳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与邓演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交恶，而且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时期，曾重用邓演达，让他担任党政军方面的要职。当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蒋介石需要有能力的人辅助他。

那从何时起，他们的关系走向破裂、甚至达到尖锐对立，让蒋介石觉得邓演达是“如何可恨”的人？答案藏在1927年，具体来说，就是迁都之争、反蒋行动以及“清党行动”一系列事件引发的。

（一）迁都之争

因北伐战争进程节节推进，蒋介石早在1926年9月就提出过迁都到武汉的想法。直到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落实了迁都武汉决定，并安排邓演达到武汉做准备工作。

12月中，国民党又决定在迁都完成之前，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短期内执行最高职权。邓演达被选为临时联席会议宣传委员会主席。

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一方面，他要忌惮唐智生在武汉及两湖地区的势力；另一方面，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势力，也让他有所担忧；再者，共产上的迅速发展也让他头疼。

此时，蒋介石想到：如果真是迁都武汉，那自己的势力很可能受到牵制，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为此，他又提出了迁都到南昌，这里有让他安心的亲信部队，以及部队所控制的江西、福建一带。

于是，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临时会议，武汉派出邓演达和宋子文与会。会上，邓演达明确表示反对迁都南昌，并且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

但蒋介石面对反对的声音，毫不动摇，依旧作出决定：

“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驻南昌。”

事已至此，迁都之争已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这件事对蒋介石来说，也非常难受，他在日记中记录到：“心神烦闷，几难成眠”。

武汉方面自然不会那么轻易答应蒋介石，于是在1月中旬，邀请蒋介石到武汉进行磋商，但是这一行，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蒋介石在武汉曾参加两次宴会，但是宴会都不欢而散，正因为席间众人都在议论迁都之争的问题，而且“反蒋”的声音不绝于耳，这让警觉的蒋介石打起了十二分的注意。

同时，邓演达的表现，也让蒋介石非常不悦。根据周佛海的回忆，邓演达对蒋介石的态度很强硬，“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

周佛海

邓演达曾对陈铭枢袒露心声：

“蒋介石既违反总理政策，又个人独裁，已成为新军阀，难道我们还要拥护他吗？不反蒋介石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陈铭枢替蒋介石向邓演达传话的时候，邓演达再一次强调：

“蒋介石违背总理遗教，反对总理三大政策，倒行逆施，个人独裁，他不来武汉我反对他，他来武汉我也反对他。

这不是我和蒋介石有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实质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作为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接受一个反革命的领导。”

再到后来，蒋介石觉得迁都的绊脚石之一是鲍罗廷，决心驱逐鲍罗廷。但是在这问题上，邓演达依旧是反对蒋介石的。

此时，蒋介石再也压抑不住愤怒，在日记上写下“跋扈殊甚”的评价。

尽管一系列操作下来，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缝，但是还不至于完全决裂。

邓演达也曾表示：“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二）党权和军权之争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两人的裂痕演变成了鸿沟。

时间来到了2月初，武汉方面，为了遏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计划，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恢复党权运动。而邓演达正式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

2月17日至26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邓演达的《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要树立党的权威，军事指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我们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我们要保持总理及革命党的使命;我们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而讨伐蒋介石及其他一切叛徒人。”

到了23日，又刊登了邓演达主导制定的《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文中陈述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

“第一是违背总章，第二是把持中央，第三是操纵党务，第四是妄用职权，第五是袒护反动，第六是反对决议。以致负有指导全国党务重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行使职权。”

这些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反蒋的情绪，名副其实的讨蒋檄文。

接二连三的组合拳，让蒋介石对邓演达愈发厌恶，日记中也不在称邓演达为择生，而是直呼其名：

“邓演达等愈趋极端，煸惑挑拨，无所不为，逼迫横逆，令人难堪。”、“邓演达狼狈为奸，愤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