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基督教慫恿英國為鴉片開戰？
19世紀初，歐洲的商人把巨量鴉片偷運到中國。1839年3月，中國官員把英國商人的兩萬箱鴉片充公，試圖遏止這種非法貿易，結果中英關係趨於緊張。隨著兩國關係惡化，基督新教一些傳教士慫恿英國開戰。以下是他們的言論：
美南浸信會女傳教士叔何顯理：“這些困難令我心花怒放，因為我認為目前的情況可能會觸怒英國政府，那麼上帝就可以用他的大能，把阻止福音傳進中國的障礙除去。”
結果戰爭爆發，史稱鴉片戰爭。傳教士發表以下言論，全力支持英國：
公理會傳教士伯駕：“我看目前的情況，不得不說這件事跟鴉片或英國的關係不大，其實這是上主的偉大計畫，要利用人的邪惡去實現他對中國的慈悲旨意，打破中國的排外壁壘。”
公理會傳教士衛三畏（又譯衛廉士）說：“這一切實在太妙了，顯然受上帝的手指引。主曾說，他來是叫地上動刀兵。毫無疑問，他果然來了，好迅速消滅他的仇敵，建立他自己的王國。他要推翻而又推翻，直到確立他‘和平之君’的地位為止。”
關於中國國民慘遭殘殺，傳教士叔未士寫了以下一段話：“我認為之所以有這些情景……是主的直接指揮，好把那些阻礙上帝的真理前進的垃圾清除。”
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說：“上帝常常利用政府的強權去為他的王國開路。……在這偉大的時刻，所用的手段雖是人的手段，指引的力量卻來自上帝。在上統治萬國的主已經任用英國去懲戒中國，殺一殺中國的傲氣。”
以上言論引自斯圖爾特·克賴頓·米勒的論文《目的與手段》，載于《在華傳教事業與美國》一書（哈佛大學論文集，費正清主編）。
以下資料引自：
http://ftb.cnfxj.org/Html/wenzhangjijin/2008-7/1/001322477.html
15、16世紀，隨著地理上新大陸的發現，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西方宗教傳播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這個時期，在我國發生了明萬曆年的南京教案。到清康熙年間，俄國尼果賴與北京耶穌教會教士暗中勾結，干涉我國內政。羅馬教廷也於 1704、1715、1742年發佈禁止中國教徒祭祖敬孔令，認為祭祖敬孔屬於偶像崇拜，是迷信，必須嚴禁。而清康熙帝認為羅馬教廷此舉是干涉中國內政，遂拘捕傳教士，並禁止在中國傳教，歷時一百年。這樣西方宗教早期對我國進行滲透的陰謀沒有得逞。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在武力侵吞我國領土的同時，也用宗教這一武器對我進行滲透，宗教成為“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這一時期，西方宗教對我國安全的影響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充當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急先鋒。西方傳教士為本國的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如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所說的那樣，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隻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等五位耶穌教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許多傳教士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鼓吹“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傳教士還為西方列強侵華搜集情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彙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畫、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2、參與販賣鴉片，從精神和身體上摧殘中國群眾。鴉片戰爭前，在華的宗教組織和傳教士還充當本國政府和商人經營鴉片貿易的幫兇。西方學者理利生在《麻塞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傳教士伯勞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
3、參與不平等條約的簽定。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與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英軍司令璞鼎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都是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