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傳教士參與販賣鴉片
基督教是一種熱衷於傳教的宗教。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當時歐洲處於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範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鴉片戰爭後，儘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於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 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 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七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1773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實行鴉片專賣，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鴉片輸入中國。到十九世紀初，每年輸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鴉片戰爭前幾年，每年多達四萬箱，每箱在中國海口出售價為四百銀元到八百銀元。美國商人也從土耳其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的售價比成本價高得多。英美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鴉片進口。此後多次發佈禁令。外商從事鴉片貿易不得不以走私為主。
參與鴉片貿易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而且，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象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 他們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傳教士們還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 馬禮遜教育會" ，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 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 中華醫藥傳教會" ，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他在給倫敦會的報告中說，" 我已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請，……可以解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們對傳教士的厭惡，當他們發現傳教士是準備著為公司的利益服務的。"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勵農民種植罌粟，收購後製成鴉片，輸入中國。1825年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 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裏，依照你們在那裏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 由於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 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1834年，郭實臘受雇於英國著名的大鴉片商查頓洋行，乘坐查頓的船在中國沿海活動。一個鴉片販子曾說，" 郭實臘工作了三天，我給了他一千塊錢。" 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裏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 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 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 " 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 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反對禁煙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他們對於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當時的外商及傳教士並不相信林則徐真會禁煙，以為林會象其他官員一樣，一經賄賂就放棄禁煙。但是，林則徐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嚴格地執行了禁煙令，迫使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於3 月27日同意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鴉片，到5 月 21日淩晨兩點全部交齊（後又增交八箱），6 月3 日在虎門開始銷毀這大批煙土。6 月15日，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與美國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從澳門乘坐" 馬禮遜" 號船到虎門觀看銷煙情況，並設法接觸林則徐。其目的，無非是證實中國官員是否會動真格禁煙。裨治文報告中是這樣描述林則徐的銷煙的，" 由於許多人聲言中國人不會銷毀一斤煙土，還有另外不少人認為，即使真的銷毀，大量的煙土大概也會被偷走，……到十一點半鐘，我們已經反復檢查了銷煙的過程和每一個部分。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中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項任務更為忠實的了。" 此後，他們又去會見了林則徐，林則徐向他們明確重申了中國政府的政策，即禁絕鴉片貿易，保護和維持合法的貿易。但是，從金查理呈給林則徐的第二個檔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第一次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未來中英條約中的基本條款，而且還提出了領事裁判權的要求。當然，他們在起草這些檔時，傳教士是重要的謀士。
1839年9 月，林則徐寫信給裨治文，約他到虎門會見中方的一個代表。這次會見，裨治文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他寫道，" 他們沒有覺察到，現代科學和工藝已經將優勢給了西方的軍人，當他們以敵對者出現並相信他們的事業是正義時，中國人卻證明一點不切望應予避免衝突。中國人似乎感到，他們所做的完全是正當的和必需的。他們似乎認為沒有人敢於同他們作戰。" 林則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鏗鏹四個字作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對此表示，" 令我們很痛心".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傳教士不僅參與鴉片走私，反對禁煙，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近代傳教士參與販賣鴉片
郭士立(Gutzlaff)先加入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當翻譯，後來他承認曾犯下參與賣鴉片。早期香港有些教會的物業，樓上是拜鬼(耶穌)的地方，樓下卻是賣鴉片的煙館！一方面傳道，另一方面收租賣鴉片的租金。
傳教為名, 實在是毒害別人國家, 謀財害命 擴張版圖, 搶奪別人財產。
基督教是一種熱衷於傳教的宗教。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當時歐洲處於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範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鴉片戰爭後，儘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於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 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 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七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1773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實行鴉片專賣，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鴉片輸入中國。到十九世紀初，每年輸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鴉片戰爭前幾年，每年多達四萬箱，每箱在中國海口出售價為四百銀元到八百銀元。美國商人也從土耳其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的售價比成本價高得多。英美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鴉片進口。此後多次發佈禁令。外商從事鴉片貿易不得不以走私為主。
參與鴉片貿易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而且，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象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 他們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傳教士們還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 馬禮遜教育會" ，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 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 中華醫藥傳教會" ，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他在給倫敦會的報告中說，" 我已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請，……可以解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們對傳教士的厭惡，當他們發現傳教士是準備著為公司的利益服務的。"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勵農民種植罌粟，收購後製成鴉片，輸入中國。1825年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 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裏，依照你們在那裏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 由於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 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1834年，郭實臘受雇於英國著名的大鴉片商查頓洋行，乘坐查頓的船在中國沿海活動。一個鴉片販子曾說，" 郭實臘工作了三天，我給了他一千塊錢。" 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裏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 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 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 " 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 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反對禁煙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他們對於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當時的外商及傳教士並不相信林則徐真會禁煙，以為林會象其他官員一樣，一經賄賂就放棄禁煙。但是，林則徐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嚴格地執行了禁煙令，迫使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於3 月27日同意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鴉片，到5 月 21日淩晨兩點全部交齊（後又增交八箱），6 月3 日在虎門開始銷毀這大批煙土。6 月15日，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與美國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從澳門乘坐" 馬禮遜" 號船到虎門觀看銷煙情況，並設法接觸林則徐。其目的，無非是證實中國官員是否會動真格禁煙。裨治文報告中是這樣描述林則徐的銷煙的，" 由於許多人聲言中國人不會銷毀一斤煙土，還有另外不少人認為，即使真的銷毀，大量的煙土大概也會被偷走，……到十一點半鐘，我們已經反復檢查了銷煙的過程和每一個部分。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中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項任務更為忠實的了。" 此後，他們又去會見了林則徐，林則徐向他們明確重申了中國政府的政策，即禁絕鴉片貿易，保護和維持合法的貿易。但是，從金查理呈給林則徐的第二個檔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第一次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未來中英條約中的基本條款，而且還提出了領事裁判權的要求。當然，他們在起草這些檔時，傳教士是重要的謀士。
1839年9 月，林則徐寫信給裨治文，約他到虎門會見中方的一個代表。這次會見，裨治文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他寫道，" 他們沒有覺察到，現代科學和工藝已經將優勢給了西方的軍人，當他們以敵對者出現並相信他們的事業是正義時，中國人卻證明一點不切望應予避免衝突。中國人似乎感到，他們所做的完全是正當的和必需的。他們似乎認為沒有人敢於同他們作戰。" 林則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鏗鏹四個字作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對此表示，" 令我們很痛心".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傳教士不僅參與鴉片走私，反對禁煙，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近代傳教士參與販賣鴉片
郭士立(Gutzlaff)先加入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當翻譯，後來他承認曾犯下參與賣鴉片。早期香港有些教會的物業，樓上是拜鬼(耶穌)的地方，樓下卻是賣鴉片的煙館！一方面傳道，另一方面收租賣鴉片的租金。
傳教為名, 實在是毒害別人國家, 謀財害命 擴張版圖, 搶奪別人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