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 : 14
神與人的關係
人生目的(3)
麥文本
2020年6月29日

玻璃瓶

人生問題的優先次序考慮,在乎一個人的價值觀。 

有一個哲學教授放了一個空的玻璃瓶在檯上,將一塊塊直徑一吋的小石塊放入玻璃瓶內,直至容納不下。 

他問學生那一個玻璃瓶滿了沒有,他們都說滿了。 

教授於是將一些碎石放入瓶內,一面放,一面搖那一個瓶,直至碎石將石塊之間的空間都填滿。 

他再問學生那一個玻璃瓶滿了沒有,他們都說這次滿了。 

接著教授又將一些幼沙倒入瓶內,一面倒一面搖那一個瓶,直至幼沙將碎石之間的空隙都填滿。 

他又問學生那一個玻璃瓶滿了沒有;他們這一次不敢回答。 

教授微笑對學生說:「我想你們知道,這就是你們的人生;石塊代表重要的東西,例如信、配偶、家庭、健康等,即使你失去所有,只要你還保留這些重要的東西,你的生命仍然完整。 

「碎石就是次要的東西,例如工作、財產、物業、私家車等;而幼沙就是其他更次要的東西如首飾、名牌衣服等。 

「如果你首先將幼沙倒入瓶內,瓶內就沒有空位留給碎石和石塊;你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你將你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小事上,你永遠不會把重要的事辦得好。 

「定下你的優先次序,多一些關注那些令你真正開心喜樂的事,這未必是你賺到第一桶金或買一輛名車,而是你與妻子手牽手在沙灘漫步的時刻,或者是你幫助朋友做一件有意義的事,那些喜樂是金錢買不到的。」 

接著他笑問他的學生:「你們仍然未回答我,這個玻璃瓶滿了沒有?」 

那一班學生互相對望,不敢回答;教授於是拿起一杯熱茶倒入玻璃瓶內直至滿溢為止,然後對學生說:「記住,無論你的人生怎麼充實,你都要爭取休息和餘閒的時間;喝杯茶,可以令你保持清醒和平衡;有餘閒也不喝杯茶靜一靜的話,你的人生亦永遠不會充實。」       

人生不能本末倒置,有人以為他只要工作加倍勤奮,賺取更多的金錢,他便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才可以令自己快樂;實在他應該心裡保持平安和喜樂,他自然會擁有全世界。 

感謝生命

女作家冰心對生命亦有一套超然的看法:在一篇「談生命」的文章裡,她如此說:「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動的就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種子都能成樹,不成長的便成了空殼! 

「生命不是永遠快樂,也不是永遠痛苦。快樂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於水道要經過不同的兩岸,樹木要經過常變的四時。 

「快樂中我們要感謝生命,在痛苦中我們也要感謝生命。」 

雋語

  • 「如果生命中你是一個清道夫,你就要做一個世界上最稱職的清道夫。」(金格博士);
  • 「少說話,多聆聽;少擔憂,多工作;少憂慮,多笑容;少講理論,多實踐。」

 

 

(待續)

 

 
我要回應
我的稱呼
回應 / 意見
驗証文字
 
1. 港人 2020-06-29 19:39:47

基督教傳教士販毒、間諜、搶掠帝國主義的關係----1

 

 

  

 

  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尤為甚者,許多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明的暗的都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曾指出,近代一神教是治壓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英國從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萬九千箱,總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共偷運進中國的鴉片不下四十二萬七千箱,從中國掠奪走了三至四億銀元。沙俄、美國商人也從中亞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無人會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賺得金滿缽溢。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

 

  他們宣傳只要中國人信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的,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傳教士們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2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假醫藥之名實來宣教,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1825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裏,依照你們在那裏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由於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裏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他們對於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18399月,裨治文在虎門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林則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鏗鏘四個字作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惱火。

  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史書指出,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當時在華的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手段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於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諱: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所有的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彙報回國去,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情報員和幫兇。

 

  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出謀劃策,成為舉足輕重的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危險人物, 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裏膽怯,打算後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傳教士郭實臘從1831年到1838年間,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征糧草軍需。18426月當英軍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瞭若指掌的郭實臘,充當海軍司令的嚮導,協助指揮作戰。7月間英軍攻至鎮江,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沖進城後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臘先後於1840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年任鎮江行政長官。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剛打響,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不久,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皇后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許多英國傳教士及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隨後也到了定海。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裏任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俄共同進攻我國。1858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彙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畫、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河口,直逼天津。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之前,美國冒充調解人,商定派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製造假像。520日,聯軍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臺發動了猛烈進攻。大沽失陷後,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雲集天津,當時衛三畏在複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我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彙集在中國京城附近,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掩護,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看成其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告說,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英法聯軍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1013日,英法聯軍佔領安定門控制北京後,對北京城進行了野蠻的洗劫,特別是對西北郊的圓明園,更是洗劫一空。圓明園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宮,綜合中西建築,聚古今藝術品而建成的壯麗宮苑,當時已經營了一百多年。宮內藏有各種無價珍寶,罕見的典籍,著名的歷史文物。侵略者供認,它是 世界最宏偉美麗的宮殿他們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誘惑力,軍官和士卒們都成群打夥沖上前去搶劫,紀律毫無。

 

  ”“行宮內搶劫的事,今天(108日)簡直作到極點,令人驚駭了。為了消滅其掠奪罪證,這些強盜們又縱火焚燒圓明園,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壯麗的宮苑變成一片焦土。他們描繪焚燒圓明園的情景說, 火光熊熊的燒著,仿佛一張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雲壓城,日光掩沒,看起來仿佛像一個長期的日蝕。這座壯麗的宮殿和園林,就是這樣在英法聯軍的暴行下變成了廢墟。法國大文學家雨果1861年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了些什麼!”“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永不做強盜的。

 

  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定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皇帝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威脅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由是開創了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把基督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並加派人手來華。

 

  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是率艦攻進長江打到南京的英軍司令璞鼎查。在談判過程中,他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都是傳教士。郭實臘和馬儒翰不僅是談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辦了條約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條約的具體內容與中方代表討價還價。他們對中方代表極盡勒索訛詐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計畫更多的特權和賠款。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也是得力於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

 

  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寫道:美國人雖然在美國國內頗重視政教的完全分離,可是在中國,議定《望廈條約》時卻有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外交工作並升任到最高官階的則有伯駕。伯駕於1855年被認命為美國第一個傳教士駐華公使。法國傳教士在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

 

  他們強迫清政府於18441024日在停泊於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黃埔條約》。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這樣,清朝政府就被迫負起了保護法國人在中國傳教的責任。從此,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更加倡狂,肆無忌憚。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國傳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衛三畏使用威嚇手段,在中美《天津條約》中塞進寬容條款,賦與外國傳教士及中國信徒以特權,享受治外法權” ,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寬容條款使中國的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中國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教民,他們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許多教案由此產生。

 

  泰勒.丹涅說,中美《天津條約》的實際談判是由衛三畏博士和丁韙良牧師經辦的……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國傳教士參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的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在中文本裏擅自增加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將強令給還舊址寫進了條約。

 

  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並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誠如後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寫給英國差會的信中說的那樣: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由於《北京條約》取消了《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對傳教活動只限於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傳教更加肆無忌憚。

 

  參與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前駐上海的美國領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說:如果沒有傳教士供給情報,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地方到今天還關閉著呢!他們商品的銷路也只取勝於較狹窄的範圍。應該記住:商務的旗幟緊隨著十字架的旗幟接踵而來。誰若打掉了執著十字架旗幟的手,誰就損害商業的利益。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後,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霸佔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1860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後,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逐漸由依靠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佔有的土地、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

 

  歷次教案發生後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遍佈中國農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幾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佔房地產。

 

  僅在直隸一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在山東濟南,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所強佔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絳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證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訛詐: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地方當局迫於壓力,一塊占地四十三畝的校址就被傳教士佔領了。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於1887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於1128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佔領了那塊地方。後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干涉,終於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佔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佈的佈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正是由於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教案500餘起,並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傳教士與鴉片戰爭及侵華戰爭,基督教的在華罪惡史

 

      

 

    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當時歐洲處於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範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

 

    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鴉片戰爭後,儘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於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

 

    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

 

    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英國從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萬九千箱,總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共偷運進中國的鴉片不下四十二萬七千箱,從中國掠奪走了三至四億銀元。沙俄、美國商人也從中亞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

 

    當時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他們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的,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傳教士們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2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1825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裏,依照你們在那裏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由於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裏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他們對於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

 

    18399月,裨治文在虎門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林則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鏗鏘四個字作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惱火。 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毛主席指出,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當時在華的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於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諱: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

 

    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彙報回國去,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情報員和幫兇。 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出謀劃策,成為舉足輕重的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危險人物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裏膽怯,打算後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傳教士郭實臘從1831年到1838年間,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征糧草軍需。

 

    18426月當英軍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瞭若指掌的郭實臘,充當海軍司令的嚮導,協助指揮作戰。7月間英軍攻至鎮江,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沖進城後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臘先後於1840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年任鎮江行政長官。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剛打響,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

 

    不久,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皇后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英國傳教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隨後也到了定海。

 

    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裏任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俄共同進攻我國。1858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彙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畫、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河口,直逼天津。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之前,美國冒充調解人,商定派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製造假像。520日,聯軍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臺發動了猛烈進攻。大沽失陷後,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雲集天津,當時衛三畏在複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我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彙集在中國京城附近,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掩護,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看成其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告說,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

 

    英法聯軍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1013日,英法聯軍佔領安定門控制北京後,對北京城進行了野蠻的洗劫,特別是對西北郊的圓明園,更是洗劫一空。圓明園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宮,綜合中西建築,聚古今藝術品而建成的壯麗宮苑,當時已經營了一百多年。宮內藏有各種無價珍寶,罕見的典籍,著名的歷史文物。侵略者供認,它是世界最宏偉美麗的宮殿他們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誘惑力,軍官和士卒們都成群打夥沖上前去搶劫,紀律毫無。”“行宮內搶劫的事,今天(108日)簡直作到極點,令人驚駭了。為了消滅其掠奪罪證,這些強盜們又縱火焚燒圓明園,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壯麗的宮苑變成一片焦土。他們描繪焚燒圓明園的情景說,火光熊熊的燒著,仿佛一張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雲壓城,日光掩沒,看起來仿佛像一個長期的日蝕。

 

    這座壯麗的宮殿和園林,就是這樣在英法聯軍的暴行下變成了廢墟。法國大文學家雨果1861年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了些什麼!”“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永不做強盜的。” 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定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皇帝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威脅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由是開創了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把基督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

 

    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是率艦攻進長江打到南京的英軍司令璞鼎查。在談判過程中,他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傳教士。郭實臘和馬儒翰不僅是談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辦了條約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條約的具體內容與中方代表討價還價。他們對中方代表極盡勒索訛詐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計畫更多的特權和賠款。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也是得力於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寫道:美國人雖然在美國國內頗重視政教的完全分離,可是在中國,議定《望廈條約》時卻有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外交工作並升任到最高官階的則有伯駕。伯駕於1855年被認命為美國第一個傳教士駐華公使。法國傳教士在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

 

    他們強迫清政府於18441024日在停泊於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黃埔條約》。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這樣,清朝政府就被迫負起了保護法國人在中國傳教的責任。從此,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更加倡狂,肆無忌憚。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國傳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衛三畏使用威嚇手段,在中美《天津條約》中塞進寬容條款,賦與外國傳教士及中國信徒以特權,享受治外法權,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

 

    “寬容條款使中國的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中國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教民,他們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許多教案由此產生。 泰勒丹涅說,中美《天津條約》的實際談判是由衛三畏博士和丁韙良牧師經辦的……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國傳教士參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的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在中文本裏擅自增加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將強令給還舊址寫進了條約。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並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誠如後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寫給英國差會的信中說的那樣: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由於《北京條約》取消了《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對傳教活動只限於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傳教更加肆無忌憚。 參與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前駐上海的美國領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說:如果沒有傳教士供給情報,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地方到今天還關閉著呢!他們商品的銷路也只取勝於較狹窄的範圍。應該記住:商務的旗幟緊隨著十字架的旗幟接踵而來。誰若打掉了執著十字架旗幟的手,誰就損害商業的利益。”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後,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霸佔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1860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後,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

 

    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逐漸由依靠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佔有的土地、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歷次教案發生後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遍佈中國農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年恭親王奕訢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幾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佔房地產。

 

    僅在直隸一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在山東濟南,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所強佔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絳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證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訛詐: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地方當局迫於壓力,一塊占地四十三畝的校址就被傳教士佔領了。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於1887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於1128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佔領了那塊地方。後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干涉,終於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佔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佈的佈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正是由於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教案500餘起,並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參與八國聯軍的侵略及搶劫 當義和團從山東起事時,山東的外國傳教士們紛紛向各國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217日在《字林西報》發表長篇介紹義和團的文章,結論是:應該坦白地告訴北京政府,單單講好話的時期肯定是已經過去了,今後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整個中國,南起黃河,北到長城,甚至長城以北,都將暴動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國人在內地所有的事業徹底摧毀,並且在不難預測的情況下,將每一個外國人從北京天津都驅逐出境。很久以來,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發生這種變亂的危險。除非現在就採取強硬的和一致的對策,變亂一定會發生,正像任何勢必發生的事情一樣。關心防止變亂的有關人士,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國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及紐約州等地發表演說,會見美國要人,請求美國干涉正在中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為美國出兵到處遊說。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叫囂,把勢力伸展到中國的好機會到了,上帝不允許我們放過這個機會。在華外國傳教士為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搖旗呐喊。 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擴大對華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奧組成八國聯軍對我國發動了武裝進攻。在向北京進軍時,聯軍網羅了不少傳教士充當嚮導、翻譯、情報官等,在京的教會成了軍事據點和堡壘。


基督教信仰與鴉片左手和右手的關係。

2. 麥文本 2020-06-29 22:45:50

再一次閣下不要離題萬丈答非所問浪費時間只要回答一條簡單的問題便可以了新中國開放之後為什麼基督徒人數不斷增加這是否証明了基督教信仰真確與鴉片和侵略完全無關

3. 港人 2020-06-30 08:19:40
巫人麥本文請停止自欺欺人,騙已騙人。

接受耶穌做救主的,不可以得救;拒絕接受耶穌做救主的,就會不遭害死。所以未信奉耶穌的,趕快拒絕相信;已經信奉耶穌的,要堅定快棄之!
4. 麥文本 2020-06-30 11:16:15

再一次閣下不要離題萬丈答非所問浪費時間因為真的假不了的真不了,時間和歷史就是最好的証明人可以拒絕相信基督教,然而沒有人可以推翻基督教歪理就是歪理,重複又重複都仍然是歪理對於閣下的,已經儘量回應,然而閣下的問題從來都石沈大海,一條問題都沒有答覆要知道提出的問題是閣下宣稱的論點如果不能自圓其說,就要承擔責任去澄清,不能逃,如果沒有回覆,就完全喪失了理據

·       閣下宣稱接受耶穌做救主不可以得救拒絕接受耶穌做救主就會不遭害死究竟有什麼根據出自何經何典沒有的話就是胡說八道

·       閣下多次宣稱基督教以傳教為名 實在是毒害別人國家 謀財害命及擴張版圖搶奪中國地土及然而新中國開放之後為什麼基督徒人數不斷增加這是否証明了基督教信仰真確與鴉片和侵略完全無關

·       閣下多次宣稱哥倫布和宣教士憑暴力包括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及魚肉美洲土人基督教傳入南美洲傳播疫病包括天花斑疹傷寒流行性感冒白喉、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瘧疾和黃熱病印第安人促成傳教!然而基督教是南美洲最多人信奉的宗教,哥倫布之後,基督徒人數仍然不斷增加,如果基督教是靠和散播疾病宣揚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歷史上,殖民者運用暴力擴張版疫病的爆發宣教士憑愛心傳揚福音根本三回事!一加一只是等於二,不是等於三更不等於四!請問閣下,現時的宗教極端份子利用恐怖手段濫殺無辜散播毒氣,能否令人奉他們的信仰?不能回答的話就是宣教士並非憑暴力和傳播病菌基督教傳入南美洲

·       閣下宣稱基督教學校強逼學生修讀聖經科目,然而這是基督教學校十分清晰的辦學理校本課程,如果家長不認同的話,可以另擇政府、其他宗教或無任何宗教景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普遍來說,基督教學校是高質素的優質首選學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學,請問閣下原因為何不能回答的話就是學生讀聖科目學生品性有幫助廣受家長歡迎

  • 閣下宣稱聖經就是本神話垃圾書,然而沒有人可以推翻基督教聖經有1,817 個預言,其中96%已經應驗,包括以色列在公元前1020年立國但是在公元前931年分裂成南北兩國其中北國在公元前722年被亞述消滅而南國在公元前586年亦被巴比倫攻陷而亡國後來前所未有奇蹟地在二千五百年之後1948年復國還有現今世界上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的情況都證實了聖經和基督教的真確我們靜待餘下的4%關於主再來的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亦會陸續成為事實。

·       閣下宣稱傳教士傳音與鴉片有直接關係,左手揸住聖經,右手揸住鴉片;實在他們的右手往往為醫療工作住葯箱為教育住教科書和為關顧有需要人士住愛心;因為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不能回答的話即是傳福音與鴉片沒有直接關係

·       閣下宣稱聖經是虛構故事,專騙無知胆小者然而著名的基督徒包括國父孫中山、美國的林肯和科學家牛頓伏特安培歐姆法拉迪生可尼居里夫人巴斯德得爾難道他們是徒或無知胆小者

·       閣下宣稱聖經教導錯誤,實在聖經沒有錯誤,錯誤只是出於個別釋經的人聖經從來沒有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謂詩篇19:6說太陽環繞地球運行,實際上只提及日出與日落的現象;還有伯記38:4及詩篇104:5說地球是平坦與固定的,實際上神創造了物理定律固定天在太空中的位置與軌跡);如果聖經錯誤的話,為會在約伯記68:7匪夷所思地說:「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不能回答的話就是聖經沒有教導錯誤!

·     閣下宣稱人類的幸福可以科學知識創造然而為何現今人性越來越醜惡家庭關係越來越撕裂社會越來越敗壞政府越來越無能疾病越來越嚴重地球資源越來越少天氣越來越差環境越來越污染和世界越來越走向滅亡之路閣下宣稱人類的幸福可以自己做天下的主人而改善那麼為何世上有越來越極化的罪惡貧窮饑餓自殺破產離婚吸毒與精神問題等不幸事情

·       閣下曾經顯示孔子千手觀音黃大仙車公和祖先是中華文化的神可以復興中華究竟那一個是真抑或全部都是真請問他們如何復興中華有什麼根據不能回答的即是無的放矢 

·       閣下宣稱傳揚耶穌是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請問閣下有什麼證據不能回答的話就是毫無實

·       閣下宣稱基督教洗腦愚人,無惡不作,不知廉恥請問閣下有什麼證據不能回答的話亦是胡言亂語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另類的黑社會」,請問閣下有什麼證據支持這個論點不能回答的即是毀謗 

·       閣下宣稱基督教以殘暴手法在不同地方宣教然而最初羅馬帝國只有將基督徒釘十字架和餵獅子那麼請問閣下基督徒怎樣可以將羅馬帝國轉化成為基督教國家以暴亦暴非也非也純粹以愛心改變羅馬帝國而已

·       閣下宣稱基督教以殘暴手法在印度宣教然而傳教士做的善事肯定比惡事多歷史已經證明,恐怖手段濫絕對不能令人信奉任何宗教惟有愛心和善行才可以改變人心今時今日,在全印度各地的各個階層均有基督徒,為印度的第三大宗教,擁有超過2000萬信徒,佔了印度總人口的2.3%

·       還有其他十多條簡單然而閣下沒有答覆的問題因篇幅所限不能盡錄

5. 港人 2020-07-02 00:17:03
巫人麥本文請停止自欺欺人,騙已騙人。

接受耶穌做救主的,不可以得救;拒絕接受耶穌做救主的,就會不遭害死。所以未信奉耶穌的,趕快拒絕相信;已經信奉耶穌的,要堅定快棄之!
6. 麥文本 2020-07-02 00:28:51

科學家哲學家和所有學者不能解釋

1: 宇宙萬物的來源從何而來沒有可能無中生有

2: 宇宙萬物怎麼會有法規秩序井然地運作

3: 宇宙萬物怎樣會從無生命的基本粒子進化成為有生命的細胞生物與人類;和

4: 宇宙萬物為何有天理與報應

所以未信奉耶穌的要快信;而已經信奉耶穌的要堅信

7. 港人 2020-07-03 10:06:44
基督教傳教士販毒、間諜、搶掠帝國主關係----2

有的傳教士還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侵略軍的行動。任美軍情報官的天津衛理公會傳教士寶複禮(Frederick Brown)是穿軍裝的八國聯軍的情報官,還有委任狀,寫有“寶複禮牧師編入本軍,隸屬情報處”的字樣。他引導聯軍順利地攻進北京城。聯軍總司令讚賞他說:“我非常感謝你,我在這次進軍中得到你的幫助。你對中國的知識是最有用的。”傳教士們還以高價誘使教徒為他們從被圍的使館向外面侵略軍送信。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聯軍鎮壓義和團時充當侵略軍的翻譯。

 

 

 

    在義和團包圍使館時,丁韙良搬進了英國公使大院,領了毛瑟槍,參與巡邏和槍殺義和團。明恩溥也借華北公理會舉行年會之時,跑到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與丁韙良等一起荷槍實彈地鎮壓義和團。 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西什庫法國天主教總堂主教)樊國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給巴黎遣使會總院白登蔔的報告中說:“我們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被最高將領委任為連隊長……這是為了提供給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的,他們都受到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報告,我手中已掌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處。”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當侵略軍進入北京後,就像一群強盜在被他們打開的寶庫面前一樣。

 

 

 

    整個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軍官和士兵外,傳教士也參加了掠奪。當時法國報紙記載一個回國士兵的回憶說,“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教士們做我們的嚮導。”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國梁為首的傳教士們,在法國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參與搶劫,還下令教徒搶劫,從8月16日開始,連續搶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時報記者談話中也承認“我應該不應該下令搶劫呢?我於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請。”後來樊自己報稱的搶劫數字是“二十萬三千零四十七兩又五十文”。但據美國《紐約先驅報》1901年1月9日報道稱,樊僅在一處王府家裏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傳教士丁韙良說:“假若讓這座城(北京)被搶光、燒光也是應得的懲罰。”

 

 

 

    傳教士仁慈的虛假面目背後的殘忍暴露無遺。 鎮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亂筆記》中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他論到傳教士時說,“關於英美傳教事業,餘實不能詳細批評,但餘卻深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即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類常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之業務,無不兼營並進。……餘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此所以牧師地位因為之降低。

 

 

 

    ……彼輩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於牧師者甚少,由於外國人關係者實多。中國人對於宗教一事通常極能相容。”傳教士之貪婪、醜陋形象躍然紙上。 今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周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一百周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周年,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五十周年。值此世紀更迭、各國人民尋求理解、對話和和平之際,梵蒂岡卻在臺灣所謂天主教主教團的鼓動下,別有用心地在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51周年的大喜日子裏搞所謂“封聖”,企圖否定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愛國運動。我們不糾纏歷史,但絕不等於我們能夠忘記歷史。對於任何借翻歷史舊案為其反華政治目的服務,中國人民是絕不答應、絕不容忍的。(《環球視野》摘自2000年09月29日人民日報) 美國來華傳教士與晚清鴉片貿易 甘開鵬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對晚清時期的歷史資料,對美國傳教士對西方對華鴉片貿易的看法進行了探討。文章認為,19世紀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對華鴉片貿易引起的災難性後果,不僅迫使清政府對鴉片採取嚴禁政策,來華美國傳教士對這種貿易的批評與譴責也日益嚴厲。美國傳教士的反鴉片貿易觀對美國國內輿論及《望廈條約》的簽訂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同時影響了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然而,《天津條約》簽訂前後,美國傳教士鴉片貿易觀的轉變扭轉了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鴉片貿易的最終合法化。

 

 

 

    關鍵字:美國外交中美關係晚清時期美國傳教士鴉片貿易政策 19世紀上中葉,美國傳教士開始來華傳播基督教。由於猖獗的對華鴉片貿易嚴重地阻礙了基督教事業在中國的發展,美國傳教士從基督教的道德原則出發,對鴉片貿易不斷進行譴責,此舉對美國國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輿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美國來華傳教士與早期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美第一個正式條約的簽訂及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的考察,對美國傳教士在西方對華鴉片貿易問題上的態度及其演變,以及它在中美關係史和鴉片貿易最終合法化上的作用等問題進行探討。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 發生在康熙時期的中國通過禮儀之爭產生了對基督教傳人進行限制的後果,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開始嚴令禁教,乾嘉道時期則在進行禁教的同時又實行了程度不同的禁海政策。中國對外貿做了嚴苛的規定,“任何膽敢違犯中國朝廷禁令者必將面臨嚴厲的制裁,對外國傳教士尤其如此。”在清朝嚴厲的禁教政策下,鴉片戰爭前美國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數量顯得寥寥無幾,僅在1820年由美部會正式聘請1807年已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任差會通訊員。直到1829年9月,埃力亞•裨治文(E。C。Bridgman)自神學院畢業後接受美部會的聘請赴中國傳教,與“海員之友社”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一起,前往中國廣州,成為美國來華傳教士第一人。裨治文為了實現其傳播基督教福音、瞭解中國的理想,決心“立意傳道,方曠覽諸俗,以驗生平所學之是,兼以予所見所聞者,播之異土。” 裨治文到廣州後,清政府禁教政策沒有改變,外國人活動仍然受到嚴格限制。裨治文並沒有因中國禁教而放棄信念,他極力為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而奔走。

 

 

 

    在馬禮遜的倡議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歐美來華傳教士一道於1832年5月創辦《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被推選擔任該報主編,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巴駕等參加編撰工作。該刊物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風俗、山川地理、軍隊裝備、礦藏物產等進行詳細調查和介紹,也報導中外貿易、外國人在華活動和討論對華政策等。為了突出辦刊特色,裨治文還在創刊號上概括地提出該刊研究的四個方面:第一,有關中國自然經濟、地理位置的情況;第二,中國的商業發展情況,特別是中外通商貿易情況;第三,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情況,包括: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歷史、法律等;第四,研究中國的宗教事業的發展狀況。通過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幫助西方儘快瞭解中國,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文明,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識形態,為建立其想像的“平等”的中外關係打下基礎。

 

 

 

    這也是裨治文等歐美來華傳教士和商人創辦《中國叢報》的指導思想。 裨治文是最早關注中國鴉片貿易問題的西方傳教士之一,對鴉片的流弊表示了極大的憤慨。由於政治原因,以及其密友羅伯特•莫裏森和許多其他在華新教傳教士受雇於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因此,裨治文謹慎地避免公開其觀點,要求美部會不要輕易將其對鴉片貿易的觀點發表在《傳教士先驅》(Missionary Herald)雜誌上,以避免與英國當局發生不必要的衝突。當裨治文在中國的聲望逐漸擴大之後,他開始更為公開地抨擊鴉片貿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主要贊助人是堅定拒絕參與鴉片貿易的紐約慈善商人奧立芬(D。w。C。Olyphant)。

 

 

 

    1932年3月,他在《傳教士先驅》發表文章抨擊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危害,將鴉片描述為“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並對中國毒品嚴重氾濫進行了深度描寫。這是美國傳教士首次公開地在西方雜誌上評論在華鴉片貿易問題,也是第一次使美國公眾震驚地瞭解西方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走私活動。《中國叢報》從1837-1840年也發表了多篇反對鴉片貿易的文章,作為西方國家瞭解在華鴉片貿易罪惡的主要窗口,《中國叢報》對早期美國國內反鴉片貿易輿論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其中,裨治文撰寫的《對華鴉片貿易史》、《論當前鴉片貿易危機》等是當時很有分量的譴責文章。在1839年發表的《論當前鴉片貿易危機》一文中,裨治文呼籲,要“首先討論重大的道德問題”。他強調,造成鴉片危機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狀態”,而且“孟加拉(英人)的道德水準也就是其祖國(即英國,引者注)的道德水準”;鴉片貿易使英國這樣一個“主要基督教國家”,處於“與她的責任和榮譽不相稱的地位”,而中國的“異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個基督教民族施加的道德淪喪的誘惑時所表現出來的原則性力量”,則必將“發揮它的作用。” 鴉片戰爭前夕,鴉片輸入量劇增。據不完全統計,1800-1804年間,鴉片輸華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1824年問,每年平均增至7800箱。到1838-1839年間,竟達35500箱。鴉片的氾濫,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並嚴重威脅著清朝的統治。吸食鴉片之風,由達官貴人殃及紳商百姓及軍隊官兵。

 

 

 

    魏源曾說:“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稿人形骸,患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1836年,清朝政府高級官員就解決國內鴉片氾濫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甚至考慮到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可能性。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首的官員主張,“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變通辦理”;提出取消鴉片輸入的禁令,“乃用舊制度,准予夷商將鴉片照藥料納稅”,以達到鴉片走私的不禁而絕。但以內閣學士朱崢等為首的官員則上奏批駁馳禁論,指出鴉片“消弱中原”,“毒害中華”,必須嚴禁。裨治文也期望盡可能地促進鴉片貿易問題的公開討論,並決定在《中國叢報》開闢一個研究和爭辯鴉片貿易問題的專欄。1836-1837年間,裨治文和衛三畏在《中國叢報》刊登了17篇有關中國鴉片貿易歷史和現狀的文章,其中多數文章闡述了鴉片對中國道德、商業和政治生活所產生的罪惡影響。裨治文本人也針對鴉片種植和貿易撰寫了多篇具有影響力的評論文章。他相信“博識的公眾將顯而易見地認識到鴉片貿易的罪惡,並期望終止這種貿易”。

 

 

 

    在《罌粟之耕作》(Cultivation of the Poppy)一文中,裨治文參考了西方鴉片研究文獻,評論了罌粟的耕作方法和加工程式,描述了它在英國殖民地印度的耕作及傳人中國的歷史過程。然而,裨治文當時還未非常直接地抨擊對鴉片貿易應承擔主要責任的一些西方商人或政府官員,因為一些鴉片走私商人如英國商人威廉•加爾帝(Willianm Jardine)、怡和洋行馬地臣(James Matheson)及蘭斯洛特•登特(Lancelot Dent)等都是裨治文及其同事所成立的慈善組織的主要贊助人。儘管如此,裨治文還是盡其所能地揭露鴉片貿易對中國民眾所造成的危害,並援用中國學者的論述認為“鴉片吸食是由外國人播散於國人之中的悲慘的災害……。”然而,裨治文、衛三畏等人的努力及《中國叢報》的呼籲無法阻止鴉片貿易走私活動。英國在華公司通過英國政府高級官員輕易地壓制了國內反鴉片貿易輿論,挫敗了推動英國政府單方面終止在華鴉片貿易的努力,而美國的一些公司(如拉塞爾公司)也逐漸地捲入了非法的鴉片貿易活動,並與英國聯合,抵制反鴉片貿易的輿論和行動。

 

 

 

    道光皇帝深感鴉片輸入將造成軍隊瓦解、財源枯竭的嚴重威脅,1836年10月下令各省嚴禁鴉片,“務期淨盡根株”。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奉旨抵達廣州,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州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合作開始查禁鴉片。 在清政府禁煙運動開始之後不久,1837年3月24日,部分美國在華商人集體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請願書。以奧立芬為首的在華美國商人在請願書中宣稱了他們反對鴉片貿易的堅定立場,表示“無論是從道德的和慈善的方面來考慮,還是僅僅從商業貿易的角度考慮,我們都非常希望看到鴉片貿易和鴉片吸食在中國的結束。”該請願書也向美國政府告知在華美國商人同意與林則徐具結保證書的決定,聲明他們相信中國政府禁煙運動的決心,將會“進一步禁絕鴉片貿易。”美國在華商人向美國國會所呈遞的請願書實際上包含了裨治文、衛三畏等美國傳教士所長期追求的心願,儘管他們意識到鴉片貿易問題可能會引發中英兩國的矛盾激化,但他們還是將這一行為看作是邁向結束鴉片貿易的“一大步”。

 

 

 

    因此,裨治文在向美部會呈遞報告時寫道:“鴉片……正向走私者顯示法律效力。我們相信鴉片走私者已受到致命的打擊,英國、印度及基督教界現在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鴉片貿易的罪惡性。”接著,裨治文又在《中國叢報》發表了類似的觀點,認為,“當西方國家適時地覺察到這些他們長期以來所縱容的可怕罪惡時,他們不僅將終止以前的活動,也將像真正的基督教博愛主義者一樣努力彌補其所造成的悲哀。” 美國來華傳教士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1839年9月,在林則徐收繳鴉片和英國退出廣州之後,

 

 

 

    美國來華傳教士向美部會報告了他們在華情況,並闡述了最近中國政府禁煙運動的重大意義。在該份報告中,美國傳教士將鴉片描述為“幾乎是最大的罪惡,超過了奴隸制度……”,並指出正是由於這種“流動性毒害”導致了目前的中西外交危機。他們斷言道,鴉片問題最令人不安的是“外國人、文明國家、甚至基督教教徒已成為從事鴉片供應和銷售的主要掮客的臭名昭著事實。” 二 傳教士對美國鴉片貿易政策的影響 鴉片戰爭前,美國對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國傳教士尤其是《中國叢報》對美國決策層和普通民眾的影響。正如早期中美關係研究專家泰勒•德納特(Tyler Dennett)所說,美國來華傳教士在《中國叢報》發表的文章“在美國引起了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博愛主義關注,他們對鴉片貿易罪惡的報導也是影響民眾輿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美國政府當時毫不猶豫地公開譴責在華鴉片走私,禁止美國商人從事與鴉片貿易有關的任何商業活動。 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代表美部會在廣州設立傳教士醫院的彼得•帕克(PeterParker)在奧立芬的贊助下返回美國旅行,向美部會和美國公眾傳遞有關中國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的最新資訊,將美國來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再次傳遞給美國普通民眾和政府官員。

 

 

 

    在紐黑文(1637-1638美國清教徒住於此地)逗留數日後,帕克懷著“引起政府高級官員關注中美關係”的目的前往華盛頓,受到了美國總統馬丁-範布倫(Martin Van Buren)和國務卿約翰•福塞思(John Forsyth)的會見,並被引見了頗有影響的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參議員——美國下一任國務卿。韋伯斯特對帕克的觀點表示了極大的興趣,要求帕克呈遞一份報告。在精心準備的報告中,帕克建議美國政府介人中英衝突,調解雙方矛盾,他認為,“中國政府只是期望通過一種‘保留顏面’或‘聲譽’的和約方式來恢復中英商業貿易關係,同時又能達到終止鴉片貿易的目的。” 儘管帕克向韋伯斯特及美國其他高級官員所呈遞的建議未能促使美國政府直接介入中英矛盾的調停,但他在向各種組織機構的佈道演講過程中,使中國的鴉片貿易問題受到美國政府和公眾前所未有的關注,並使中美關係成為國內日益突出的焦點問題之一。

 

 

 

    當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密切關注這場戰爭對美國在華利益的潛在影響。同時,為了同鴉片貿易劃清界限,美國政府多次強調自己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1842年4月,美國海軍準將勞倫斯•加尼率美國東印度分遣艦隊抵達中國海面,以保護美國商人的利益,並“阻止和懲罰美國人或其他國家利用美國國旗為掩護所從事的鴉片走私活動。”1842年4月,加尼到達澳門後發現一些美國商船的確從事著鴉片走私活動。為了向中國政府明確表明美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加尼率抵達廣州後立即致函美國廣州領事館副領事,要求公開通告美國在華商人:“美國政府不支持任何懸掛美國國旗的美國商人在中國港口從事鴉片走私活動,因鴉片走私而引起的法律問題將不可能從美國政府獲得任何支持或外交介入。”

 

 

 

    另外,加尼率還向中國廣州總督耆英表示,他將“調查美國商人所從事的鴉片走私活動,不允許美國商人或任何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從事非法走私貿易。”雖然加尼率缺乏有效懲罰鴉片走私者的法律手段,但他還是儘量地向中國政府、美國在華商人表明美國反對鴉片貿易的堅定立場。不同於英國來華商人,許多美國商人也認識到了鴉片貿易的消極影響,同孚洋行老闆奧立芬曾說:“我之所以要譴責鴉片貿易,是因為它猶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4億人民的堅硬壁壘,是那些商品市場的破壞者。”

 

 

 

    鴉片戰爭時期,儘管許多美國在華商人,甚至美國廣州領事館領事保羅•福布斯(Paul s。Forbes)都涉及鴉片貿易活動,但美國和英國當時對鴉片走私的立場的確存在著重大的差異,英、美與清政府簽訂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也表明了這點。 19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伊裏布與英國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康華麗”號上簽訂了《南京條約》,10月8日雙方又在虎門簽訂了《虎門條約》。這兩個不平等條約雖然都未提及鴉片問題,但實際上它是中英兩國談判的重要問題之一。

 

 

 

    《南京條約》談判期間,璞鼎查正式提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耆英在書面答復中說:“各國商船是否載運鴉片,中國無須過問”,實質上默許了鴉片走私。《虎門條約》簽訂前,英國政府仍要求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但因不同意清政府提出的納稅條件而未達成協議,《南京條約》簽訂之後,鴉片走私較戰前更加猖獗。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其他西方列強趁機派出專使來華瓜分利益。1843年底,美國政府派遣專使顧盛(Caleb Cushing)來華,通過威嚇手段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美國全權專使顧盛來華使美國傳教士看到了一絲希望,期望美國能夠通過正式的條約形式來反對鴉片貿易。

 

 

 

    美部會一向以來都禁止其在東亞的傳教士參與任何政治外交活動,但它的執行委員會卻對顧盛代表團表現出不同尋常的關注。1843年6月,美部會秘書長魯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在給裨治文的信中提到:“據我們的理解,美國代表團的外交目標與你們的使命存在著一致性,儘管不完全一樣;我們相信,該代表團在很大程度上將有助於宗教教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也正是我們所期待的。”

 

 

 

    由此可見,美部會對其禁令做出了例外安排,允許美國來華傳教士參與美國代表團在華期間的政治事務,並為其提供極為關鍵的諮詢和翻譯服務。安德森還特別向美國政府代表團推薦了裨治文及精通中國事務的帕克,協助顧盛進行中美條約談判。實際上,顧盛赴華前夕,國務卿韋伯斯特在給他的訓令中強調說:“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國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做任何種類的走私,而且寧願放棄對這類商人的一切管轄權,也不會出面袒護,使他們不承擔他們本身非法行為的後果。” 經過初步的商議,裨治文和帕克等提出了一個協議草案。其主要條款成為最終中美《望廈條約》的核心內容,其中包括對美國傳教士來說至關重要的條款,即與非法走私相關的條款。最後;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美國專使顧盛強迫清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共34款,附有《海關稅則》。

 

 

 

    該條約規定美國享受協定關稅、五口通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比《南京條約》的規定有所擴大;並規定准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傳教,美國兵船可以到中國沿海各港口“巡查貿易”。中英《南京條約》規避了有關鴉片貿易問題,但中美《望廈條約》的本文和附粘稅則中,都明確規定了鴉片為違禁品。條約第33款規定:任何美國公民“凡有擅自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隻冒合眾國旗號做不法貿易者,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該條款是英美兩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的重大差異,也是美國來華傳教士長期反對鴉片貿易活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果。 令美國傳教士失望的是,鴉片貿易問題並沒有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而終止,《南京條約》第9條規定:“凡因與英人有關,或在鴉片戰爭中與英國事被監禁者,亦全部釋放。”中美《望廈條約》則進一步擴大了美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範圍,條約規定:中國國民與美國國民發生訴訟事件,美國國民由美國領事等官員捉拿審訊,按照美國法律與慣例處理;美國國民在中國與別國國民發生爭議,“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無權過問。

 

 

 

    由此,清朝對美國國民的逮捕、審訊定罪、懲治的司法權力全部喪失,這就導致了條約中有關禁止鴉片走私的條款成為空文。根據條約,清朝政府將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這讓美國傳教士或多或少看到了進一步在中國傳教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鴉片戰爭最終未能禁絕鴉片貿易所帶來的嚴重挫折感。儘管美國專使顧盛及其傳教士顧問裨治文等真誠地期望通過官方承認鴉片貿易的非法性來禁絕鴉片走私,但美國政府從未採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來限制在華美國公民的鴉片走私行為,在《望廈條約》簽訂之後,鴉片走私有增無減,美國來華傳教士期望通過條約:來終止鴉片貿易的幻想最終破滅了。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傳教士在促使美國政府公開反對鴉片貿易、禁止鴉片走私方面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

 

 

 

    鴉片戰爭之後,美國傳教士對西方鴉片走私者的抨擊似乎在逐漸減少,有的歷史學家據此認為,美國傳教士已“迅速轉變立場”,將鴉片戰爭的不公正結果解釋為上帝為該民族的最終拯救所做出的不可避免、難以預測的安排。美國傳教士將鴉片貿易合理化的態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鴉片貿易的道德譴責,但這種態度的轉變的確表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無奈地默許了鴉片走私的繼續擴張。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中國叢報》有關鴉片走私抨擊的文章也基本上停止刊登了,但為鴉片貿易尋找合理化根據的文章卻多了起來。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既不敢再“禁煙”,又不便宣佈“馳煙”,清朝貪官污吏也縱容著鴉片走私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駁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鴉片走私實際上變成一種公開的、暢通無阻的貿易。

 

 

 

    據英國公佈的《1849年中國各口貿易報告》說:“目前中國每年鴉片消費量約為五萬箱,……其中以上海為中心的北方(當時英人稱廣州以北地方為北方)消費量占五分之二,以廣州為主要市場的南方消費量占五分之三。” 三 《天津條約》:傳教士鴉片貿易觀及美國對華鴉片政策的轉變 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量迅速增加,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馬士《關係史》第一卷表庚中的統計數字,1845年鴉片輸入量已達到32859.5箱,其中僅英國對華輸出鴉片總值每年就高達500-700萬英鎊,大大超過其對華工業品輸出的總值,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封建剝削,人民極端貧困,更無力購買西方工業品。為保持高額利潤的鴉片貿易並且使之合法化,同時擴大工業品的銷售避免經濟危機的產生,英國政府,一方面提出所謂的“修約”要求,一方面尋求策劃新的侵華戰爭。

 

 

 

    根據《南京條約》和《望廈條約》,西方傳教士在各個通商口岸建立了教堂,進行傳教,此時,美國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卻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雖然他們仍然關注著鴉片貿易對中國民眾的致命性影響,但他們開始更多強調因鴉片走私而導致中國民眾對在華西方人態度的消極影響。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民眾通常將西方鴉片走私與基督教傳教士聯繫起來,認為西方傳教士放縱鴉片在中國的氾濫,是鴉片走私的幫兇。在許多新開放的條約港口,西方傳教士經常被中國人認為是借著基督教傳教幌子從事一些非法貿易活動,並且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也在日益減少。美國傳教士在各個通商口岸的傳教經常受到鴉片問題的困擾。

 

 

 

    萊曼•皮特(LymanPeet)在日記中寫道:“在我的傳教中,人們談論最多的莫過於鴉片問題,經常被中國人責問鴉片走私的深重罪惡問題”。裨治文的密友威廉•艾奇遜(William Aitchi-son)也提到,在上海傳教期間,鴉片是“最經常受到質疑的話題”,已成為“基督教傳播最為可能的障礙”。1851年,衛三畏在《中國叢報》上發表文章,試圖解釋在中國新開放港口布教效果甚微的原因。他提到:“基督教教徒在中國布教的挫折主要是由於上帝對在此傳教事業的反對,也基於基督教聲譽與鴉片走私聯繫在一起的原由。”由於鴉片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及西方商人從事鴉片走私的事實,西方來華傳教士成為譴責的主要目標,基督教的聲譽也因而受到極大的詆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美國傳教士認為,鴉片貿易已成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主要障礙。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傳教士並沒有因為鴉片貿易成為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障礙而積極地要求本國政府禁絕鴉片走私,相反,許多傳教士開始考慮到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途徑。傳教士為其立場轉變所尋找到的合理化依據是,鴉片貿易合法化可以從根本上杜絕與現行禁煙體制相聯系的腐敗行為,也可消除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質疑。美國傳教士鴉片貿易觀的顯著轉變也在《中國叢報》所刊登的文章上表現出來。一位商人匿名發文為鴉片合法化辯護,該文提到了現存體制“支持大量海盜和走私者從事最為可怕的、兇殘的貿易活動,……如果鴉片本身沒有罪惡,那麼這就將使從事走私鴉片的人蒙受羞辱”;而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未能促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使得在華商人被中國人看成是“不受約束的流氓”。文章辯解道:“中國商人在與我們交往過程中,忽視了我們所有的良好行為,卻時常譴責我們(鴉片走私)的主要過錯。”

 

 

 

    雖然裨治文和衛三畏等並不期望過於草率地改變他們在鴉片貿易上的立場,但他們明顯地表示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在另一篇支持鴉片合法化文章的序言中,他們寫道:“儘管我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表達贊成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觀點,更不能斷言:如果鴉片貿易合法化,鴉片及其引起的罪惡將會消失的論點。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整個鴉片問題…值得(進行)深入地、各個方面的探討,我們邀請讀者們參與,將這個問題闡述清楚”。在接下來的幾年內,《中國叢報》又刊登了幾篇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文章,顯然,該報的編輯們開始成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支持者。

 

 

 

    實際上,在1855年前後,美國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對中國民眾遭受鴉片深重危害的人道主義關懷轉變到對因鴉片走私毀壞西方人整體聲譽的關注。美國傳教士鴉片問題立場的轉變對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及美國政府鴉片貿易政策的改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雖然實行“內禁外不禁”的政策,但並沒有完全地廢除禁煙法令,鴉片貿易在某種程度上還受著限制。因此,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接連要求清政府發佈取消禁煙的諭令,均遭拒絕。鴉片貿易既受道德的約束,又涉及政治和經濟利益,因而英國政府極力追求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在1842年8月的談判會議上,璞鼎查為使鴉片貿易合法化,竟無恥聲言:“若將鴉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戶和官吏都可以參加合作,這樣便可:將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國庫,豈不甚好。”

 

 

 

    1854年,英使包令重申此項要求,包令在其所謂“變通”條約清折中提出“將鴉片土一項准其一律進口,報稅公允。”清政府代表崇倫遵旨指出:“至通變稅則會同變通鴉片進口報稅一事,查貴國既系萬年和約,似不應另有異議。”1857年英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在給特命全權大使額爾金的指示中,要求他“以完納關稅把鴉片貿易置於合法地位。”但由於清政府並未解除起禁煙法令,鴉片貿易一直未獲得法律上認可,仍屬違禁性質,英國政府“以完納關稅把鴉片貿易置於合法化地位”的要求屢遭清政府的拒絕。

 

 

 

    為了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權,並促進鴉片貿易合法化,1854年英國聯合美、法兩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條約的交涉。要求開發中國內地和沿海各城市;長江自由通航;鴉片貿易合法化;廢除內地稅等一系列不平等要求,但清政府只同意減輕上海關稅,拒絕了其他要求。於是,英、法分別製造了“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並於1856年10月23日發動了侵略性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同意進行全面修約,英法聯軍於1858年4月進攻天津大沽口。美國和俄國採取了“觀望”政策,美國在戰爭一爆發就派遣了專使列衛廉(William B。Reed)赴華,以獲取同樣的“修約”特權。

 

 

 

    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各乘兵艦抵達白河口外,並分別照會清政府,提出侵略性條款,要求派出全權大臣進行談判。 與前專使顧盛一樣,美國專使列衛廉也完全依賴於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和馬林進行《天津條約》談判。在衛三畏等到達天津之前,列衛廉實際上是讓裨治文作為臨時顧問幫助處理一些政治事務,並評價裨治文是“穩妥而又最重要的顧問。”鑒於美國傳教士在整個條約談判過程中所擔任的重要角色,列衛廉後來寫道:“若沒有他們(傳教士)的服務,我在中國將無法邁出一步來履行我的使命,無法閱讀、書寫或理解中方官方信箋或條約規定。”

 

 

 

    然而,中美《天津條約》在鴉片貿易問題上卻保持了沉默,在《天津條約》對鴉片貿易所表現的立場並非意味著列衛廉在條約談判中忽視了這一問題,列衛廉來華之前是堅決地反對鴉片貿易的,並受美國政府指示要在新條約中重申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但是,當他到達上海之後,列衛廉發現多數外國在華居民包括美國傳教士都認為,鴉片貿易合法化是消除鴉片走私、禁絕鴉片吸食的優先考慮途徑之一。毫無疑問,列衛廉的傳教士顧問也同樣持有這種觀點,1858年3月,衛三畏在他的日記中就寫道:“(中國官員)引證了第六條反對英國人的戒律,宣稱他們絕對不會信仰基督教,因為西方人正為了獲利而用鴉片殺害中國人。”中國民眾將基督教與鴉片走私聯繫起來的態度使多數美國傳教士大為惱火,也更加使他們堅信鴉片貿易合法化是緩解中國民眾對西方人及基督教仇視的重要方式之一。

 

 

 

    美國傳教士的這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列衛廉對鴉片貿易的立場及後來中美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列衛廉清楚地認識到,要迫使清朝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就必須採取武力威脅,而這是與他本人的政治價值觀及美國政府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完全相違背的。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是一種“觀望”政策,即依靠英法聯軍的武力威脅,以“最惠國待遇”條款攫取更多的殖民地特權。基於這種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列衛廉在天津條約談判過程中始終避免涉及鴉片貿易問題,而決定以一個更為詳細的補充性商業協議來解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 1858年6月初,清政府與西方列強開始了談判。英、法代表驕橫要脅,俄、美代表則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從中漁利。迫於英法聯軍的武力威脅,請政府在天津分別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在議和談判中,英國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指示全權特使額爾金通過談判,達到“以完納關稅把鴉片貿易置於合法地位”的目的,從而順利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清政府為了早日結束戰爭、達成“和議”,在中方代表大學士桂良等即將赴滬談判前,1858年8月27日,鹹豐皇帝密令其在談判中可以全免洋貨關稅與鴉片弛禁為條件,換取罷議公使駐京等條款,“為一勞永逸之計”。1858年10月13日,中英上海稅則談判中額爾金正式提出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接受了這一屈辱條款。同年11月,清政府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該條約第五款規定:“‘鴉片’改名‘洋藥’,准其進口,每百斤交納進口稅三十兩。向來洋藥……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

 

 

 

    從此,鴉片貿易合法化。對於這一條約,時任外交官兼翻譯的衛三畏評論道:“為了不准這種毒品通過海關進口,中國政府曾經進行了長期的抵抗,現在卻已讓步;以南京條約而結束的鴉片戰爭終於勝利了。那些可尊敬的英國商人和政府自此以後再也不必為走私這項商品而感到恥辱了。……我確信這是對這一令人困惑的問題的最好處置,對於這一荒唐的罪惡鬧劇來說,合法化是更為可取的方式;鴉片公開的進口使我們也更為心安,再也不需要鴉片駁船和賄賂毒品巡視員了。”這是衛三畏等美國傳教士在將鴉片貿易合法化責任推給英國當局時所表現出來一種矛盾心態,由於“在中國擴散鴉片所帶來不道德和走私的標記已去掉”,他們也同樣“不必為走私這項商品而感到恥辱了。”

 

 

 

    因此,為了使他們的良心免受譴責,也可能是為了更有效地在中國傳播福音,美國傳教士們最終改變了初衷,幫助西方列強在中國鋪平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道路。  結語 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來華傳教士鴉片貿易觀的影響。雖然商業和政治利益也決定著其對華政策,但美國來華傳教士對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主要內容影響甚大。的確,美國來華傳教士對漢語的掌握及與清朝官員交往的經驗使得他們成為美國外交代表團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他們的立場和信仰對美國在東亞的外交政策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遺憾的是,在《天津條約》談判過程中,美國傳教士由於鴉片貿易觀的轉變及利益衝突最終未能夠提出阻止鴉片貿易在中國繼續擴張的積極性措施。

 

 

 

鴉片貿易合法化為鴉片大規模的向中國輸入鋪平了道路。正如凱思琳•勞德威克(Kathleen L。Lodwick)所指出:“鴉片貿易合法化顯然不能減少(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反而導致鴉片吸食數量的逐年增加。”美國來華傳教士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立場可以說是美國在《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中認可鴉片作為對華貿易商品的主要動因之一,從而使美國政府從根本上改變了其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因此,美國來華傳教士雖然在鴉片戰爭之前曾強烈地抨擊鴉片給中國民眾所帶來的罪惡,並堅決地通過《中國叢報》呼籲禁絕鴉片走私,但在《天津條約》前後,其鴉片貿易觀的轉變最終導致了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的改變及鴉片貿易在華的進一步擴大。

 

8. 麥文本 2020-07-03 11:48:41
閣下多次宣稱基督教以傳教為名 實在是毒害別人國家 謀財害命及擴張版圖搶奪中國地土及然而新中國開放之後為什麼基督徒人數不斷增加這是否証明了基督教信仰真確與鴉片和侵略完全無關
9. 港人 2020-07-05 17:39:20
巫人麥本文請停止自欺欺人,騙已騙人。

接受耶穌做救主的,不可以得救;拒絕接受耶穌做救主的,就會不遭害死。所以未信奉耶穌的,趕快拒絕相信;已經信奉耶穌的,要堅定快棄之!
10. 麥文本 2020-07-05 18:06:07
抱着琵琶進磨坊對牛彈琴
11. 港人 2020-07-08 10:16:11
巫人麥本文請停止自欺欺人,騙已騙人。

接受耶穌做救主的,不可以得救;拒絕接受耶穌做救主的,就會不遭害死。所以未信奉耶穌的,趕快拒絕相信;已經信奉耶穌的,要堅定快棄之!
12. 麥文本 2020-07-08 11:40:52
抱着琵琶進磨坊對牛彈琴
13. 港人 2020-07-10 16:45:24
巫人麥本文請停止自欺欺人,騙已騙人。

接受耶穌做救主的,不可以得救;拒絕接受耶穌做救主的,就會不遭害死。所以未信奉耶穌的,趕快拒絕相信;已經信奉耶穌的,要堅定快棄之!
14. 麥文本 2020-07-10 17:02:12

牛肉錄音機

 
 

 

Copyright © Easy Property Co.,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