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團的八年中，北京知青王毅身上有著明顯的“首都烙印”，與其他地方的年輕人相比，他對政治更敏感，也很有興趣，對國家前途命運多有憂慮，對國際大事也特別關心。即便在當時學習氛圍不夠理想的情況下，王毅在勞動之餘仍閱讀了很多文史書和外語書，打下了比較紮實的文史基礎。生活的磨礪開闊了王毅的視野，增加了他的閱歷，使得王毅的文筆在求學以及後來的工作中廣受讚揚。
王毅這一代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和上山下鄉的洗禮。在北大荒戰天斗地的歲月裡，在夜深人靜的煤油燈下，王毅和他的戰友們曾多少次嚮往能上大學，也曾為此付出過努力。但在當時，能夠有資格站在這條起跑線上，實現那個瑰麗的大學夢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上大學在他們看來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為一直做著大學夢的知識青年打開了一扇希望之窗。這一年，王毅參加高考，於1978年初進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亞非語係日語專業學習。1977級日語專業一共有3個班，因為王毅在入學前有過豐富的生活工作經歷，被推選為日語專業2班的班長。“站在起跑線上，第一個深切感受是這一刻來之不易。1978年初，當我背著行囊第一次走進二外的大門，我仍然不能完全相信這一事實。這一天，對於我，對於我們這一代人，都太重要了，也到來得太艱難了。”王毅在母校四十年校慶出版的《二外四十年》一書中撰文回憶說，“與成千上萬的同齡人相比，與朝夕相處的伙伴們相比，我是幸運的，有機會站在了這條新的起跑線上，人生的軌跡也隨之變化。但我深知，這絕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改變，更是一個時代的改變，一個歷史的進步。”在1978年那個生機勃發的春天，王毅走進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初次見面感覺他不是特別外向的人，但是非常有能力、盡職盡責。”談及對王毅的第一印象，王毅在校學習時的系黨總支副書記、輔導員宋春林回憶說。
大學是一個與自己較勁的場所
由於是全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對於知識的渴求，讓這一代人進入大學後，倍加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所有的學生都在匆匆地趕往教室，匆匆地趕往圖書館，排著長長的隊伍購買中外名著，跑到很遠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電影……就像海綿吸水似的，他們拼命地讀書，如飢似渴。“那個時代的大學生總覺得一天24小時不夠用，每一個人都拼命地學習。每次上課之前，他們都已經把課本上的內容基本掌握了。作為班長的王毅常常帶著大家一起學習、討論。這讓剛留校任教的我感到壓力很大。”曾經教過王毅的二外日語學院教授潘壽君說。
善於思考、有獨立見解、理解力強，這幾乎是每一個接觸過王毅的老師、同學對他的評價。濃厚的學習氛圍浸染著每一個莘莘學子，入學時已經25歲的王毅學習十分勤奮。他說，站在起跑線上，首先不是與同學的競爭，而是與自己較勁。作為一個年齡相對較大的學生，如何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不要在學習上拖整個班級的後腿，是王毅要面對的首要課題。“我們班上還有幾個與我經歷類似的同學，大家都抱定一個信念，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放棄一切可以放棄的休息，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當中。”王毅在文章《站在起跑線上》中寫道。
二外的一些老師也回憶說，1977級有這麼一群學生，每天的生活軌跡極為單調，從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三點一線，循環往復，王毅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在課堂上與老師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隨時提問，主動請教，相互啟發，深入思考。“年齡大本來是學外語的劣勢，但當你能夠更理智、更自覺、更創造性地學習時，劣勢則變成了優勢。”王毅認為。
大學期間，王毅所在的班級組織了一個沙龍，不定期地就大家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討論，如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如此漫長？中國戊戌變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敗比較等等。“我們除了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講座外，還盡可能地廣泛涉獵各種知識和信息。現在回想起來，大學四年更重要的是給了我們學習和思考的時空，為我們開啟了接受知識的大門。”王毅回憶說。
在二外期間，王毅發表了兩篇日語專業論文和一篇翻譯作品，其中一篇論文發在了國內知名的日語研究刊物上。“一個本科生能在大學期間發表論文和翻譯作品，這讓王毅在學校一鳴驚人。很多同學對他的勤奮和努力表示敬佩。”宋春林說。對專業的深刻領悟和理論探索讓王毅在專業學習道路上走得很遠，他的功課幾乎門門第一，學習成績位列全年級第一。王毅的畢業論文亦得到了師長的高度評價，被評為優秀畢業論文。
“二外1977級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入黨的學生”
對於王毅出任中國外交部部長，日本媒體對他的評價是：相貌出眾，才華過人。大學時代的王毅除了專業成績優秀，也是一個能力出眾的學生。八年知青生活的歷練讓他顯得比同時代的人成熟許多。在那八年中，王毅並沒有放棄學習，他撰寫的文章經常發表在黑龍江的各大報刊上。有才氣、不傲氣也是很多師友對他的印象。“王毅對待師長和同學都很謙和，講究禮節。即使現在聚會，拍照時，他也一定會讓老師站在中間，他站在旁邊，以示尊重。”宋春林說。
“王毅上課的時候，很善於提問題，而且會把語言知識點積極運用到會話中。”潘壽君說，“王毅還經常組織全班同學進行課下討論，組成會話小組。學習語言只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他那時候就顯示出很強的團隊意識和良好的溝通能力。王毅所在班級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很好，這與王毅以及其他班幹部的積極組織和相互促進是密不可分的。”
“我們的目光不能停留在校園的四年。因為，在你的人生旅途上，這只是一段短距離的競賽。四年後，你還會不止一次地站在新的起跑線上。你的一生應該永遠保持一種積極向上、勇往直前的狀態。四年的大學生活，只是為你今天走得更穩、跑得更快打一個初步的基礎。”王毅在回憶文章中說。
1981年底，王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此，二外還專門召開了全校範圍的非黨積極分子會，王毅在會上發言。“他是1977級第一個入黨也是唯一一個入黨的學生。” 宋春林說。
從外交新星到大國外長
2013年3月, 得知王毅當選新任外長，宋春林第一時間給王毅發去了祝賀短信。很快得到王毅的回复：“謝謝老師。感謝您當年的培養，也請代向我認識的老師們轉致我的問候。”落款是“學生王毅”。
1982年大學畢業後，王毅進入外交部亞洲司工作。2001年，王毅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從科員到副部長，他只用了19年的時間，所經歷的每個職位幾乎都創下了“外交部該職位最年輕的紀錄”。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開大學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研究中心攻讀在職碩士研究生，獲得世界經濟專業經濟學碩士學位。研究中心的老師對他印象頗深，“他在學習上非常刻苦認真。”之後，王毅又在外交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周啟朋教授是他的導師。週教授透露：“他當部長助理的時候在外交學院讀博，論文研究方向是當代國際關係。”
在外交部，同事對王毅的印像是：思維活躍、知識面廣，能吸收借鑒學界的新理論、新觀點，勇於承擔責任並善於與媒體溝通。在王毅突出的個人能力中，“好文筆”是大家公認的。因此，王毅被稱作“新派外交官”。
王毅擔任中國駐日大使的三年中，接觸了大量的日本人。大到重要會議，小到民間社團，可以說有求必應。“王毅特別了解日本的想法，也堅持中國的原則，他能把中國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說出來。”日本共同社資深記者河野徹說。一次，王毅在日本防衛大學演講時，解釋中國的“武”字由“止”“戈”兩個字組成，即“止戈為武”，形像地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和為貴”的內涵。日本媒體評論說：“他講得很生動也很深刻”“他的日語很高雅”。
那個曾經站在起跑線上奮力奔跑的青澀少年，經過多年的打拼和奮鬥，已經馳騁在廣袤的天地。從外交新星到外交部長，王毅銳意進取，厚積薄發，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王毅的儒雅中透著威嚴，在捍衛國家利益和國際道義時，語言相當犀利。2015年3月，在回答日本記者關於“中國是否利用歷史問題作為武器貶低日本這些年來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時，王毅說，“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後，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回答擲地有聲，有理有節，贏得點贊。
“我們的使命是用我們的智慧和汗水來維護國家利益，捍衛民族尊嚴，樹立國家形象，擴大國家對外影響和增強國際地位。所以，哪裡有需要和任務，我們的外交就應該出現在哪裡。不論面對怎樣的艱難，我們應當以自己的行動來恪守忠誠、使命、奉獻這一外交人員核心的價值觀。”
真正的偶像，除了有相貌堂堂風度翩翩的高顏值，還得有著讓同性敬佩的魅力、臨危不亂不怒自威的氣度，以及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舉止。在第四十八屆東盟外長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泰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塔納薩當眾向王毅“表白”，他用英文說：“如果我是個女人，我會愛上他… …”隨後，全場發出笑聲。
有記者透露，王毅曾和他一起釣魚。除了釣魚之外，王毅還有著廣泛的興趣愛好，尤其喜歡運動，他經常打網球。而更為民眾所熟知的是，王毅在卸任駐日大使，回國擔任外交部黨組書記期間，和妻子錢韋一起帶領全部2000多名員工，在公開場合做踢毽子、跳繩等工間操，以此表示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全民健身熱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