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纵观近现代经济史，后发国家赶超全球经济霸主，往往存在着“追赶极限”的问题。比如，过去半个世纪里，苏联、日本都在达到美国GDP约70%的时候，赶超达到峰值，此后长期经济低迷，与美国差距再度拉开。中国当下也达到70%的临界点，是否也存在“追赶极限”问题？应该如何破除“追赶极限”，实现持续增长？
一、处于历史岔道口的中国经济
最近我国正在遭遇更多国内外压力的挑战。美国在台海及印太地区动作频频，给中国埋下很多地缘政治隐患；国内疫情反复，使得6月以来的经济恢复基础并不巩固；上周人民币汇率两年来首次破七。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也面临很多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不利因素，给未来长期经济目标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都增加了很多新变数。
比如，上个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会议上表达了对未来十年经济环境的担忧。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亦说：“六个月或一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在某个时间点，中国GDP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越美国，不过现在看没有那么肯定了”。
萨默斯曾是哈佛大学教授，对中国一贯比较友好，他曾经直接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还当过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绝非那种唱衰中国的政客，萨默斯以及任正非的观点对我们是一个警示。
在研究过去经济竞争时，我们也会发现存在一个“70%魔咒”（或“70%陷阱”）：过去半个世纪里，苏联和日本的GDP都曾经达到美国GDP的70%上下，但都是在此时出现了盛极而衰的现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又逐渐拉开。
近代法国对英国的追赶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巧合(1850年英国经济产值约1022亿国际元，法国为744亿国际元)。我们称之为后起国家“追赶的极限”，近代以来只有美国有幸突破这个极限。
表一：苏联、日本、中国与美国GDP比值参考。本表苏联数据为社会总产值数据，197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为8626亿卢布，当年卢布对美元汇率为1.3699。
无独有偶，我国GDP总量在2020年超过美国的70%以上后，一方面这是我们的巨大成绩，凸显了中国模式优越性，另一方面，过去的一些利好因素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系统性的挑战，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势头面临削弱，这些变化表现在：
第一, 经济增速下滑。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2.5%，而美国增长了3.2%，表现在增量上是美国增加了1.19万亿美元，而我国只增加了4550亿美元，虽然这背后也有通胀和汇率变化的因素，这仍是2007年以来，我国首次在半年度经济增量上低于美国，这意味着中美GDP总量差距减少的趋势第一次被打破。
第二, 关键性行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全球科技公司整体市值前2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从9家减少到2家，而美国增加4家至15家。
在全球市值上升最快的10个企业中，第一次没有中国公司，而在全球市值衰退最快的10个企业中，中国占了3家。在反映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另一个指标——独角兽企业排行中，中国企业表现也大不如前，根据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21全球独角兽榜》，2021年度中国企业增加了74家，而美国增加了254家，中美数量对比的差距，从227:233，扩大到301:487。
第三，人口拐点提前到来。虽然中央陆续出台放开二胎、三胎的政策，但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趋势没有明显下降。2016年至2021年每年净增人口，从920万急剧下跌到48万，今年上半年我国实现了历史上首次人口自然负增长，减少了8.2万。相应的是老龄化的加速到来，预计到203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将增加到2.1亿，全国占比将增加到15%左右，中国老龄人口比率将超过日本。
第四，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改善的地方不多，促使经济关系加剧对立的事件却屡屡发生，最重要的是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最近国会通过的《芯片与创新法案》，美国希望打造一个新的经济技术联盟，将中国孤立出去。
此外，越南、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相应地很多在华外企、甚至是中国本土企业，都提出制造业外迁的计划，也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及出口带来了很大挑战。
(耐克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加工厂，这里已经取代中国江苏和广东的工厂，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岔道口：
一种可能是像过去的美国那样，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继续保持长时间稳定增长，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并且逐渐成为第一经济强国；
第二种可能是，像过去失败的追赶者那样，由于过去增长周期的路径依赖走到尽头，而又没有培育出新的增长机制，同时国际环境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增长逐渐枯竭。
二、如何进行科技创新
那么，中国如何创造持续增长的动力，避免重蹈70%的魔咒，实现第一种可能呢？首要路径是科技创新，这也是最近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在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中国单纯依靠劳动力的粗放式发展已经走到尽头，走科技创新驱动是必由之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65万美元/人，仅仅是美国的14%、欧盟的 20%、日本的 18%、 俄罗斯的52%，或世界平均的 63%，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都还低。
从价值链上讲，中国经济要想获取更多的份额，也必须加强科技创新水平。比如，在苹果手机供应链企业中，中国的数量最多（2020年苹果供应链企业中，中国大陆为259，日本96个、美国49个、中国台湾37个、韩国30个），但是在价值链上，美国企业可以拿走六成以上的利润，日韩台企业可以拿走二成，中国大陆企业只能拿走一成。
如果中国通过科技水平的提高，将劳动者生产率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或者在价值链上稍微进步一个台阶，其实就能在GDP上超越美国，并且这个目标并不高，也就是在效率上向土耳其、巴西这种国家看齐，比较容易实现。
不过，由于目前很多科技问题涉及到中美大国角逐，芯片法案、断供等触动敏感的民族情绪的事件接连发生，导致社会对高科技创新有很多情绪化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认为全社会尤其是大企业，应该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硬科技攻关上，做其他事情对国家都属意义不大。只有在芯片等几个硬科技领域上取得突破，中国经济才有出路。
关于科技创新，笔者认为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1. 硬科技重要，基础科学研究更重要。中国芯片研发不出来的最根本原因不只是技不通、器不精，而是因为基础科研不行。比如，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SCI论文大国，数量超过美国，但是涉及到芯片的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基础科学重要科研成果数量依然跟美国有非常大差距，分别只是美国的18%、22%和58%，只有基础科学做扎实了，才可能在技术上有源源不断创新。
2. 硬件科技重要，“软”科技也重要。一部分人有一个误区，好像不生产实体硬件的都不算“硬科技”，社会资源也在加速向硬件投资聚拢，根据清科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科技投资额下降80%以上，人工智能下降近40%，食品消费也下降30%以上，现在投资愈发往半导体和机械制造等偏“重”的行业集中。
当然，芯片和大国重器等硬件，是未来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云计算、量子计算、工业软件、人工智能这些“非硬件”科技，依然是决定国运的重点领域，它们在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维护经济安全等方面的作用不低于硬科技。
这次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遭遇提醒我们，没有一流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数字系统，也会在军事战场和经济战场上处处被卡脖子，是打不赢国际竞争的。
3. 创新驱动主体方面，国家重要，企业也重要。不久前，深改组在研判国家科技创新时，始终强调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而不是靠政府机构单兵突进。现代科技创新最成功的模式都表明，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尤其是那些大型科技类企业，科研管理成熟，研发效率高，应用转化快，俨然已经成为社会中创新效率最高的组织。
笔者之前的文章曾提到，仅阿里巴巴集团去年的研发投入超过1200亿，这个投入已经超越一个中型国家的规模，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阿里2020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846个，跟俄罗斯整个国家的申请数量不相上下，特别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利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之和。这些年国企的研发能力也大大加强，产生了中车集团、航天科工、北京电子控股等在国际同行具有很强竞争优势的企业。
我国的企业无论所有制性质，无论在哪里上市，只要运营主体在国内，他们都是在为国家培育人才，沉淀技术，为国家利益服务，他们的科研创新都应该受到鼓励支持。只有政府和企业相辅相成，才能打造一个健全有活力的科创体系。
（阿里达摩院，三年以来基础科研投入就达1000多亿，而阿里集团每年R&D投入超过俄罗斯全国所有企业研发投入之和）
三、消费的意义仍不可小觑
科技创新之外，另一个重心仍然是挖掘消费潜力，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虽然是老话题，其实这些年并没有多少进步。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全国的最终消费率（包含政府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两部分）平均数值为53.9%，而美国约80%，同类发展水平国家也在70%以上。
（表二：部分国家/地区2020年度最终居民消费率比较，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部分国家2020年度数据缺失，采用2019年数据）
居民消费对经济贡献率则更低，大约在39%左右，而日本为55%，印度为60%，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居民实际消费率提高到55%的国际平均水平的话，GDP占美国的比重将会上升到85%左右，如果达到美国的68%水平，那么GDP规模基本与美国持平。
（内需不旺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都未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中美的差距不仅体现技术水平上，更体现在科技之外，消费水平提高对缩小中美差距意义与科技同样重要。最近几年，社会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企业只有攻坚硬科技才值得尊重，相比之下商业模式创新、品牌创新、消费升级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专家写文章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应该集体转型搞硬科技，重新赢得社会尊重，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其一，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工业化完成后，消费和内需对驱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关键，如果不能实现投资/外贸驱动型增长到内需驱动型增长，那么经济前景都不被看好。
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消费始终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不足（低于30%），而日本衰退很大程度归因于跟老龄化导致的消费持续低迷，其90年代的居民消费率比60年代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美国的消费市场一直有很强活力，保持持续增长性。所以，稳住经济增速，还是要激活消费。
其二，消费品经济构成全球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美国的可口可乐，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靠品牌凝结的产品竞争力，为美国赢取的国家利益不亚于高科技产品。很多人不知道，2021年，英特尔和高通在中国的销售额跟卖糖水的可口可乐差不多。
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2022年世界500强榜单，中国企业数量已达145家，比第二名美国多21家，但是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存在感弱很多，大家可以顺口说出一串美国著名企业的名字，但是中国企业中，让人耳熟能详的就很少。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入围多数是根植于市场和消费的企业，比如沃尔玛、苹果、可口可乐、强生、耐克、宝洁等，而我们的入围的企业，大比例的还是资源、能源、基建类的垄断性企业，距离日常消费较远，只有阿里、小米、联想、新希望、海尔等属于此类。
因此，中国能够攻克5纳米芯片技术是进步，能够诞生自己的可口可乐、宝洁、肯德基同样是进步，这些行业与生活息息相关，在国际上占领市场、收割利润、营造软实力等方面的威力不亚于那些硬科技。这些都是我们告别对对金融、地产和上游资源型产业的依赖后，应该着实下功夫做的。
其三，科技领头企业是经济主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销售终端企业的供应链也是取得经济制空权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销售巨头企业其实就是个供应链帝国，沃尔玛销售额达5700亿美元以上，亚马逊也在4500亿美元以上，全球最大的20家零售商超集团的销售供应链总额达5万亿美元以上，这些企业采购谁的东西、标准如何，都是全球重要的产业风向标，构成了他们所在国家经济话语权的一部分。
（沃尔玛在全球有1万多家分店，采购商品达300多万种，中国三分之一的出口集中箱买主是沃尔玛）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既要培育一流的科技企业，塑造中国在技术上的话语权，也要培育一流的销售终端企业，获得市场话语权。
最近几年，以淘宝为代表的的电商类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初展威力，现在全球知名品牌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都纷纷入驻天猫、淘宝，仅天猫国际上的海外品牌，就已经超过3万个，基本囊括了所有福布斯品牌百强、全球时尚品牌200强企业，这其实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全球商品市场上的选择权、主动权和议价权。
近些年“国货潮”的兴起，也很大程度搭借本土电商网络的快车发展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创业者不需搭建全国的分销商网络，就可以把自己的商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这大大减少了与国际同行竞争成本，促进了国产品牌的崛起。
阿里速卖通、Lazada、Shein、虾皮等中国或中资背景的海外电商平台，还加速了国货出海，占领全球的进程，虽然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和亚马逊还有差距，但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一支跨境电商力量，这表明，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的商业能力是可以输出的。
（2018年中国品牌登陆纽约时装周，引发广泛关注）
四、继续培育市场主体和保持对外开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和日本这些后发挑战者都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他们相对美国，不具备规模优势，甚至规模上处于劣势，导致他们一旦达到效率的天花板后，就很难超越美国，除非他们效率比美国更高，才可能超越美国，但是对于处于后发地位的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最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的人均消费额仅是为美国的11%左右，生产率仅是美国14%左右。中国的人均消费额、生产率只要能够保持稳步增长，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就足以让中国打破“70%魔咒”。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比较中，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统一大市场。美国的人口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总和，此外，英加澳新等英语国家，也是美国市场的天然延伸。所以，美国可以利用国内市场和英语国家市场，使本国企业完成更高效率的网络覆盖、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
中国同样如此，14亿的人口规模的单一大市场，更容易实现科技创新与消费的相互促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比如很多国人自豪的中国高铁网络，正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和交通运输市场规模足够大，可以支持其一套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高铁技术才不断突破。
这同样也体现在民营经济领域，熟悉云计算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基于中国网购用户的超级体量，这种近十亿级人口的应用场景，促使阿里主动投资云计算技术，打破IBM、Oracle、EMC三家在IT构架领域的垄断。如果中国是一个小经济体，在高铁和云计算这些领域短时间实现弯道超车，那是不可想象的。
（近年来中国高铁和新能源汽车的异军突起，跟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不无关系）
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中国要缩小跟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不能单单靠堆砌资源，还是要从源头上释放社会经济的活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在培育市场主体上下功夫。
市场主体发育程度决定经济持续增长性，那些经济有竞争力，并且发展具有很好可持续性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主体发育都比较成熟。
只有培育出一个个有活力的企业，才能让中国在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从而以庞大的内需支撑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品牌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还应该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几年，全球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潮，中美贸易和科技领域的冲突，也给中国外贸和企业出海也带来挑战，前面我们提到庞大国内市场是中国的巨大底气所在，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参与全球化，相反只有更好地参与全球化，才能尽量发挥国内市场的优势。削弱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只会导致内部压力无法释放和消解，引发更多风险。
总之，创新、内需、市场主体和开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关键词。尽管国际上最近呈现很多逆流，但是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的形势没有改变，中国只有遵循市场和开放的原则，才能能够释放经济的潜力，跨越“追赶极限”或“70%魔咒”。
这也是实现高水平现代化的最安全的路径，脱离这个规律，风险将远远大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