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7年12月) 

(二) 中國和日本應該比什麼？

中國要做世界的霸主，首先要做亞洲的霸主，得亞洲才可能得天下。在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亞洲霸主是日本而不是中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已全面超越日本成為亞洲新霸主，正成很多國人以為的事實，主要依據無非是中國GDP總量和強大軍事力量以及人口優勢。也有一些吃瓜群眾，主要依據是中國高樓大廈和房價全面超越日本。

國家強弱要比外表宏大更要比內裡公平效率兼顧
中國的基尼係數在10年前就越過0.4國際公認警戒線，後來仍繼續攀升，收入分配已成為關係中國長治久安的大問題。反觀日本，卻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基尼係數很低，大約是0.28，世界比較是收入差距最小國家之一。

在日本行業之間工資收入差距不大且透明，沒有中國的普遍灰色收入。日本收入增長雖與職務高低有關，更在於論資排輩和工作年限累積，即便是首相，收入也就是大學資深教授收入。 日本還實行嚴格的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遺產稅率從10%到70%，成為調節收入二次分配有效手段。

到偏遠山區教書的教師可以取得雙工資，以補償惡劣的生活環境。嚴格實行“最低工資制”以保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而幾乎是“終生雇傭制”也保障了失業人數較少。而救災資金也比較充分，不至於因天災人禍而製造出貧困者。

日本還是世界上最廉潔國家之一，2016年全球清廉指數排名第20位，中國2016年這項排名第79位。日本首相動輒被彈劾成世界失業率最高職業之一，誰敢貪腐呢，有些首相下野後都入不敷出。日本公務員很少貪腐醜聞，日本軍事將領更少有貪污軍費和軍餉的，這也是日本軍隊士氣高原因之一。

日本是非常講究效率的國家，而且是保證品質前提下的效率，日本企業效率高世界知名，日本在國家治理上效率同樣很高。中國行政成本高於日本，財政供養人員按照與總人口比例也高於日本，但行政效率卻大低於日本。

就以東京和北京交通治理為例，東京人口密度約6106人/平方公里，北京只有1311人/平方公里，東京機動車保有量超800萬輛，北京機動車保有量500多萬輛，但30多年間東京交通卻提速了一倍，上下班高峰基本不堵車， 交通井然有序，沒人鳴笛和亂變道，該讓行就讓行， 也沒搖號限購、單雙號限行，交通攝像頭都很少。北京 搖號限購、單雙號限行都搞，攝像頭天羅地網，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治標不治本，但 交通之堵塞嚴重有目共睹。

日本社會效率和公平和諧兼顧，是日本能夠國民一體的重要原因。國民自然熱愛自己國家並肯為之犧牲，人心平順，社會治安自然也問題很少。

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國家，講究效率固然重要，但一些看起來很有效率的卻犧牲品質，往往 是胡幹蠻幹短期搞政績，後遺症已經很大， 而在講究公平上問題更大。

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如此之大，不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城鄉收入差距長如此之大，有失社會主義的基礎特徵。中國應從“不患貧而患不均”中轉型到日本的“富亦公平”和講究品質後講效率。

經濟強弱要比體積數量但更要比內在品質
中國經濟經過高速發展，GDP超過日本當然是值得慶賀的，但GDP多少和經濟品質的關係並不大，真正經濟強國，核心還是要比經濟品質，這是一個國家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

我文章前面講到的日本諸多經濟領先資料，是日本經濟品質很高的有力注解。
中國剛剛步入從數量經濟向品質經濟的轉型，國民經濟支柱仍然是房地產加大基建。而日本經濟已經全面轉型，實現了專業集約和精細化發展， 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根深葉茂， 體現核心競爭力的高端製造、金融服務、技術創新繼續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代表了世界一流的現代化經濟業態。

不僅如此，日本文化旅遊娛樂等軟產業同樣引人入勝，日本的對外服務水準很高也是生產力。 日本旅遊資源豐富且門票低廉，日本動漫、日本餐飲、日本時尚、日本服裝等也都有聲有色，在日本的經濟互動和國際經濟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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