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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歐九月十八日長文:中國大周期及其貨幣 (14)
天風固定收益團隊譯
2020年10月10日

這個階段是中國取得巨大進步的時期。戰後和平與繁榮時期通常如此,當國家領導權沒有受到威脅並且新興國家尚未構成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國家(特指中國)可以從領先大國(特指美國)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它們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興大國變得強大到足以威脅領先大國為止。除了從學習中獲益,他們還從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資本市場從中獲益,直到這種方式變得不利。

更具體地說,1978年至2008年是中國快速增長的時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處於大循環的和平與繁榮階段,在這個大循環中,全球化和資本主義被廣泛接受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們認為商品和服務應能以最節約成本的方式生產,有才華橫溢的人才自由流動,不受其國籍影響,民族主義是壞的,全球機會均等和尋求利潤的資本主義是好的。2)同時,1978年之後,中國轉變為運行良好的“市場”和開放政策。這使中國學到了很多東西,吸引了很多外國資本,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出口國和巨大的儲蓄國。

隨著中國人了解並變得更有能力生產具有成本優勢的商品,他們首先為世界提供了廉價商品,之後又為世界提供了高級商品,在此過程中,他們變得更加富裕。其他新興國家也這樣做,世界的範圍擴大了,最富國與最窮國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因為最貧窮國家的增幅最大,而最富裕國家的增速放緩。在此期間,該系統幾乎使所有人獲利了,特別是全球化主義精英們,而且即將到來的威脅並不明顯。在此期間,中國的力量幾乎可以與美國媲美,它們共同創造了大多數新財富和新技術,而世界其他地區相對於這些先鋒而言卻倒退了。從15世紀到20世紀,歐洲是全球最大強國的發源地,但歐洲變得相對脆弱,日本和俄羅斯成為第二大國。其他所有國家都是外圍國家。印度等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的條件改善了,儘管沒有一個國家獲得世界大國的地位。

自2008年以來:衝突的出現與全球化的終結

傳統上,由債務增長所資助的繁榮時期會導致債務泡沫和巨大的貧富差距。泡沫在2008年破滅(如1929年),因此世界經濟萎縮,美國中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其他人受到傷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這還不夠寬鬆,所以中央銀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製了大量貨幣併購買了許多金融資產,這帶動了大多數國家的金融資產價格從2009年開始上漲(如1933-36年),那些擁有金融資產(“富人”)的人比“窮人”佔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例如1933-38年)。就在這一時間,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窮人”,特別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開始與受益於全球化的精英們抗衡。通常,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與巨大的貧富差距相吻合的時候,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不斷發展,一如1930年代。那時,新興大國向主要世界大國發起挑戰的威脅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和平、繁榮和全球化的時代開始減弱,一國之內和一國之間的富人與窮人之間、新興國家和世界主要大國的衝突時代開始了。

在此期間,中國人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尤其是美國政府機構貸款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債務。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府都沒有讓持有這筆債的中國人知道美國政府是否會背書。

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危機中, G20國家的領導人聚集在華盛頓特區,並同意通過積極刺激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共同刺激其經濟,這些政策要求大幅增加政府債務並要求中央銀行創造貨幣和信貸為其融資。在2009-12年期間,由於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措施被用來幫助中國和世界經濟擺脫疲軟,中國的債務增長明顯快於經濟增長。

2012年第3階段至今:成為世界大國的階段

2013年之後,制定計劃的過程包括許多集思廣益的會議,討論哪些政策和計劃最合適。我很幸運地參加了其中的一些對話,他們就如何應對許多困難和敏感的情況進行了坦率的對話,包括如何應對腐敗,過多的債務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有著不同觀點的希望幫忙的人們進行了​​一次出色的合作。這些討論帶來的坦率、開放的態度、友善和智慧十分美好。這些決策者顯然認為,必須進行經濟改革(即,轉向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包括減少對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的支持,減少對產生不良貸款的實體提供的保護),必須大力清除腐敗,加強法治。

從那時起,我就仔細研究了他們的財務和經濟狀況,有關他們債務的過度增長,影子銀行系統的發展和管理,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體系中的脆弱性,與美國的貿易爭端,與美國的其他爭端和合作,以及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其他事情。研究了事物的工作方式(即因果關係),事物在整個歷史中的工作方式,當前的工作方式,並討論了妥善處理這些問題的原則。您可能已經知道,我相信一切都像具有永恆和普遍因果關係的機器一樣工作。這些案例以及處理此類問題的永恆而普遍的原則將如何適用於當前的局勢。我發現,當我全面了解他們所面臨的所有考慮因素時,我幾乎總是會奉行他們所遵循的相同政策,因為這種情況的機制需要這些對策。我當然最關注經濟和市場問題,儘管我們的討論涵蓋了其他問題,例如人性,文化和地緣政治。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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