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群效應在港大

顏色革命的介入方法主要是「蜂群模式」（swarm model），指一群具目的行動者不斷自相互動和與環境互動，漸把整個對靶社會環境重塑成「自然環境」，達到「蜂群效應」。於是有很多後來參與者並不意識自己的思想行為已被「入群」。

政變推動者能在香港操作自如，須在學術文化界內佔據具影響力位置。顛覆性意識形態已被大學課程、電影節和文藝雜誌反映出來。香港教育工作者、學術和文化工作者大多是外國人和曾於外國接受教育，不自覺地從屬新殖民主義。香港未經歷過從英國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鬥爭，港人尚未拒絕殖民身份認同，很多港人（包括公務員）對中國存有錯誤優越感。

一九九七年前，NED已在香港策劃和資助地方組織。當年NED亞洲事務副總裁Louisa Greve稱首要目標是防止23條立法，恐使NED和受資助組織成為非法組織。

縱使很多國家已有相關國安立法，為什麼大律師公會和法律專家反對23條立法？由NGO、教會、社運分子、工會和政黨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是如何動員的？有什麼工具將他們連結一起？

盧卓莉稱認識一位被NED資助的政變推動者。這位英國人於1999年倫敦大學修畢中國語言和政治後，到紐約被NED資助的「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當實習生。實習後她被組織派到香港出任「研究總監」。以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身份作掩護，她在港大法律系聯繫了「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及人權法碩士課程。

自此她與批評中國政府的教授和年輕學者共著文章，研究西藏、新疆和內地民工問題。有港大教授和研究員得到邀請與美國大學交流，透過會議、出版、夏令課程和研究資助等製造蜂群效應。美國大學的博士生也到港大法律系訪問，後進駐教席和行政位置。盧卓莉相信這英國人在港大法律系招攬學者形成反中力量，透過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連結訓練社運分子、記者和NGO等，財務贊助來自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活動多引發法律訴訟，顏色革命策劃者須確保有足夠義務律師為示威者答辯和有法律學者挑戰政府對《基本法》解釋。盧卓莉指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並聲言多年來眾法律專家涉接受NED共46萬美元資助。

國安法取回主動

當年史高對香港的研判已成真：回歸後香港的大學等文化機構被美國滲透，透過發展政變推動者去與中國角力。以大學為基地去連結訓練、組織策動和協調境內外組織個人，透過國際交流、輿論、研究出版和示威活動等去削弱政府管治，從而攻擊中國。

香港除了是「間諜戰場」，學術界也成為美中角力的「代理人戰場」。兩個戰場互有聯繫，構成了香港安全地形動態和國安威脅。從這角度看，《港區國安法》是中國與美國角力中改善自己位置的一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