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扶貧，根子上還是要讓國家可持續發展，而不是放一筆物資就走，要“授人以漁”。接下來我們通過第二部分的內容，來講講西方近些年的對外援助，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先來說說歷史，現在這種國家間的援助，是從冷戰時期開始的。那些年美國的對外援助比今天務實，除了給貸款，還轉移產業鏈。比如日本，之前我們也講到過，美國為了扶植日本，重啟工業，提供了大量援助，從1945到1969年之間，總計40多億美元。日本還大規模引入了美國的高科技，促成了70年代的半導體產業騰飛。

但援助的前提是政治，是“站隊”。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國家，只要你堅定反蘇，你就是好人，是我的好朋友。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說的，就算是個“沙灘之子”（son of bitch），也是“我們的”“沙灘之子”(our son of bitch)。美國的援助，政治問題是第一位的。

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也一樣，只不過方式有所不同。蘇聯的援助模式是直接給項目，幫助建設整套工業基礎。中蘇蜜月期的援華156工程，就是​​個例子。這樣的好處是，欠發達國家可以盡快組織生產，幾年之內達到自主化，減少對外界的依賴。

不過冷戰結束後，美國最大的對手不復存在，也就不需要再拉攏別的國家站隊了。之前那種大規模轉移生產線、產業鏈的模式，就停下來了，因為對美國沒什麼好處了，反而增加商業競爭對手。這時美國反而陷入了戰略迷茫期，找不到明確的全球戰略目標。

老布什時期，美國的對外戰略還是以傳統主義為主，在熱點地區維持“勢力均衡”，不過度干涉美國核心利益以外的事務。但這種傳統主義做派，沒有持續太久，克林頓上台以後，推崇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是他們高舉的大旗。自此，美國連續三任總統，都以這一行事作風為基準，制定對外政策，直到特朗普上台。

這些對外政策有很多顯著特徵，在政治上提倡“人權”、“法治”、“民主”，在經濟貿易上重視自由，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的自由。在積極輸出意識形態的同時，結合各種手段，或和平或武力，演變其它政體。在這一時期，美國以西方世界的“燈塔”自居，當世界警察，以人權為名義，干涉他國主權。學術界、傳媒界打輔助，重提一系列復古概念，比如“美國例外論”，比如Pax Americana，譯為“美利堅治世”或“美國統治下的和平”。什麼叫迷之自信爆棚啊？

我們可以看到，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時期，西方國家的對外援助，做法就不一樣了。給貸款可以，但是要先改革，從重構上層建築開始，然後在國家政策上遵循一套規則，自由流動，資本、貿易，越自由越好，政府的產業保護、貿易壁壘，統統取消。他們認為，只要做出這些改變，西方國家再稍微給點啟動資金，貧困國家就會自然而然地好起來。如果一個國家使用了這套，還做得不好，那就是執行不堅決，不徹底。

西方的經濟發展學專家們，雖然研究到了“授人以漁”這一層，但著力角度卻出了偏差。他們很喜歡先搭建一個宏觀理論框架，照著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畫個餅，提出“體制的先進性，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條件”。要有“人權”，有“自由”；要有“法治”，有“民主”。一通操作下來，好像什麼都有了，卻沒法讓窮苦人民填飽肚子，“生存權”都落實不了。

至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欠發達國家，通過以上方式變成了發達國家。很明顯，西方的援助模式是失敗的。但西方很少有人會質疑這套方案本身，他們覺得是執行力不夠，不是計劃的方向問題。還有一些更狹隘的觀念，認為是這些國家的人不行，是他們太懶，不思進取，西方已經仁至義盡，是他們自己不支棱，繼續援助只能浪費錢。然後這兩派人，就陷入了永無止盡的辯論，和左右之爭。拜託，你們能干點正事嗎？窮人當然想要美好的上層建築，但解決問題的答案，不該是明天就餓死啊。

其實西方援助失敗，是因為他們不懂窮困國家。空有理論，不談實際。那些在世界銀行、IMF裡面供職的，頂尖的西方理論家們，就該去非洲找幾個國家，比如塞拉利昂、利比里亞、索馬里，去最貧窮的村鎮裡，住上幾年，做些調研。之後，他們就能明白窮苦人民的需求了。

相比西方模式，這些年我國的對外援助模式更成功。原因也不難理解，就是實地調查、了解需求、共同參與建設。西方發達國家都有著殖民歷史，他們的發展模式，對於前殖民地國家來說，是無法複製的。中國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新中國建立之後，從一窮二白髮展到今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比西方更懂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