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我是個天生浪漫的人。

這也許跟我的天性有關——每個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時候是好東西，需要放縱；有時候是壞東西，需要抑制。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學，一個人愛好文學不是後天的，後天只不過根據天性做了一次選擇，所以我說你的天性適合從事文學藝術，你內心一定像我一樣，充滿著許多浪漫的特質，不是嗎？當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於喜好什麼文藝門類，即使我當初學習功課，比如說學習建築吧，我後來可能就是建築藝術大師，至少也是一個唱著歌、寫著詩的高級泥瓦匠。所以，我從事的專業不是文學，不是美術音樂舞蹈之類，是金融，是跟錢打交道的學科，但這個一樣沒有妨礙我一直做一個相當有情調的人。當然，你可以寫文章時，像那些小記者一樣，說我是個浪蕩的人，放蕩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像，一個浪蕩仔，一個放蕩鬼，進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說是正部級，就是謀取一個鄉鎮長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蕩，試試看，能不能當上，當上了能不能順利乾幾年？不容易。我自己對自己的認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歲的人了，坐了十幾年牢，時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許多氣質消化掉了，但我自認為內心沒有變。我也用不著塑造自己是什麼人，用不著矯情。我就是這樣的，有後悔怎麼會自毀前程，但為浪漫而死，死而無憾。我這份天性，這份做派，是是非非當然會多。也許，我不應該在體制內發展，我是體制內的另類，壞了體制內的規矩，所以最終付出了這麼大、這麼慘的代價。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我成了階下囚。這個，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他們從事教學研究，一個是國際貿易專業，一個是外國文學專業。他們是新中國最早的兩個面向國際的專業方面的人才，他們是兩個極有情趣的知識分子。在朝陽區老公寓樓的一個小套裡，兩個人把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我小時候，母親用英文給我念雪萊和泰戈爾的詩，用雙語給我解讀莎士比亞戲劇。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進入青春期了吧，我母親有一次看著坐在地板上讀書的我，突然打開音樂，說，寶貝，你起來，媽媽跟你跳一支舞。她帶我走了幾步，我跟不上節奏。我就說，媽媽，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馬上就會的，都不用你帶。爸爸正在廚房炒菜，趕緊洗了手，進臥室換上西裝，才跟我媽媽隨著音樂翩翩起舞。他們那份優雅，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你看，在家裡跟媽媽跳一支舞的父親，放下鍋鏟，一定要換上西裝才登場。那也不是什麼舞場，是不到十個平方的小客廳。但他們跳得認真，投入，熱情似火。他們對少年的我來說，簡直是釋放的一道電。我從內心敬重我的父母，愛我的父母，一輩子沒有變過，但願他們的在天之靈，能夠聽得到我的這番心聲。

第一次，我觀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後，我跳起來，跟我的媽媽跳了人生第一支華爾茲。“這是華爾茲，歐洲中世紀在諸多宮廷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高貴舞種。”母親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邊細語道。我聞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我為這樣的家庭氣息而陶醉。

我很快從文學天地，進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進入音樂的世界。我高中的時候能夠閱讀英語文學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學大師的作品，我至少讀過每個作家的一兩部。我喜歡聽交響樂，聽歌劇，當我的同學陶醉在民歌裡的時候，我簡直沒法忍受，我聽到那種不傳統、不現代，不質樸又不高雅的曲調，渾身就起雞皮疙瘩。我的華爾茲跳得棒極了，但是整個學生時代，我幾乎沒有舞伴，除了我親愛的爸爸媽媽，在我們青春的那個70年代，好像很難找到一個貴族舞伴，一個外國文學讀友，一個交響樂和歌劇的知音。他們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揮著紅纓槍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愛紅裝愛武裝。有什麼辦法呢？

離開父母進入大學後，才是我真正孤獨的開始。所以，別人看我孤獨，說我孤傲，討厭我不合群，看對了，說中了，討厭得也沒錯啊。你說，我這樣的人，怎麼融入他們？一直到今天，雖然我被判刑過，但我走出去，還是華爾茲，還是歌劇，還是普希金、拜倫、海明威，我跳不了廣場舞，唱不出《小蘋果》，讀不了《盜墓筆記》《鬼吹燈》，我跟我們這個年紀的許多老傢伙，道不同而不相與謀，本來就是兩個星球的人。永遠、絕對永遠混不到一起去。甚至今天這個時代，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傢伙，我也不欣賞他們。他們打遊戲，手機上窮聊，讀胡編亂造的網絡小說，那些山寨電視節目，一點經典的營養都吸收不進去，一分鐘都專注不起來。我認為他們這一代很危險，他們中的有些人不長大腦，從未深度思考過，接觸的不過是一些電子碎片，一種垃圾信息產物。我不希望年輕人永遠是這樣。時代在變，不能把人類文明的優秀內核給拋掉。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基礎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厚實，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縱低俗，會很快散架，成為空心的殼子，一擊就成碎片的。

也許我沒資格指點他人，訓導時代。但我看得清楚，說的也都是內心的實話。我的這些說法也不新鮮，不獨創，還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們是從內心出發，懷著真正的焦慮，在大腦裡思考了無數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這些別人不一定愛聽的話送到嘴邊的。相信我，絕不是有口無心，信口開河。

不說這些了，說了，自己和別人都會不舒服吧。

1970年代中期，像我這麼外語出色的大學畢業生，全國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國文藝的修養，全國更是找不到幾個。擺在我面前的機會很多，文化部的一個對外文化交流機構，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中央統戰部，大概有十幾家中央直屬單位來學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單位的代表挑中。我對中央電視台，那時候還叫作北京電視台呢，有些興趣。記得一個副台長親自找我談，對我的氣質和口才贊不絕口，表示只要我願意，電視台馬上可以錄用。

這麼多單位，我就對這個心動了。電視在那個時代稀有，金貴，神聖，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覺得在新聞和文化單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險，幾句話，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讓你的前途完蛋，嚴重的還會一夜之間成為“反革命”，你潛在的命運危險，多是任由別人來強加，跟你本身沒有必然關係，你的專業特點，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親對我說，你要有一顆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當作事業來做，當作職業來做。況且，我大學學的是財務啊，這種專業的選擇顯然是我父母對我人生的一種理性規劃。他們說得對，浪漫不是用來做事業的，是用來美化內心的，用來點燃生活的。然而，我只聽進了一半，做對了一半。

什麼意思？後來我選擇了不浪漫的事業，卻又把事業成果做成了浪漫，進而毀了事業。所以，不聽長者言，吃虧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願，我選擇了一家央屬金融單位。在那裡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歐洲的英國、丹麥等地學習外匯金融業務，先後被安排到負責代培的米蘭、標準麥加利、巴克萊等著名銀行做實習代理員。這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我成了為數極少的，具備國際金融眼界和業務能力的專業人才。

實習期滿後，單位沒有安排我立即回國，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國金融在美國紐約的分支機構工作。我記得跟我同時派往紐約的同事，在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廈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車聲浪中，這座世界時尚之都，金融之都，讓他們一時手足無措，自卑萬分。而我，彷彿回到了就是自己本來的世界裡一樣，閑庭信步啊。我那樣的淡定和風度，使得同事們無法不刮目相看，都風傳我是中央首長的公子。那時候很多首長子女都改名換姓，插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讀書，然後像普通人一樣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長的孩子許多就這樣淹沒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門之後啊。話說回來，如果我真的是首長的孩子，恐怕我的學養和氣質，也無法讓我淹沒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紐約，如魚得水，很快展現了出眾的才華，熟練掌握了全套外匯業務，在黃金交易和外彙的研究上尤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用流利的英語發表國際金融業發展的觀點，放大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在該項業務中的國際聲音，引起國內外同行越來越多的關注。在社交派對中，我經常用亞洲視角評論歐美文化；又假設歐美視角，發現和體恤亞太文化。每次，我做報告，不是從經濟出發說經濟，不是從金融出發論金融，我用文化視角，用文化判斷，我有我獨特的推論方法。我是生動的，獨見的，我在世界藝術方面的學養，幫我建立起一種形象，不同於那些常見的玩弄金錢的勢利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