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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余英時,知識人自由魂
丁望
思維漫步專欄
2021年9月1日

剛辭世的史學家余英時(1930-2021.8.1)教授,是研究、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大旗手。他的史學著作、現實政治評論,讓人感受到知識人的自由魂。他分析傳統「士」階層的風骨,更呼籲當代知識人「重振獨立自由的人格」。

自由的價值觀,是他的生命、著作之靈魂。他說:「哪裏有自由文化,哪裏就是我的故鄉。」這或許是從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的名言演化而來:「哪裏有自由,那裏就是我的國家。」(Where liberty dwells, there is my country.)富蘭克林為美國政治家、科學家,曾任駐法大使,鼓吹自由、民主,1775年參與起草、修改《獨立宣言》。

澎湃網報道史學影響大

北京的《新京報》和上海的澎湃網是相對較「開放」的體制內媒體,均有報道余英時之辭世。

《新京報》只介紹簡歷。澎湃網則稱他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並略述其成就:

「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他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

半民間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於89日轉刊他2014年的演講稿〈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很快便刪除,可能是批評「斯大林欽定中國社會發展五個階段論」是敏感話題。不過,知識界的愛思想網仍有此演講稿。

余英時精研中國古代史,包含思想史、文化史;對社會精英階層「士」亦深入論析。代表作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等。

關於「士」的專著,有《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版,1980)。後來,還有相關的論文發表,如〈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文人邊緣化重振自主性

這兩篇論文闡述社會變遷中的知識分子角色,特別是1915年新文化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知識階層「從中心走向邊緣」的變化。

正在香港播映的《覺醒年代》觸及新文化、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自由和處於思潮中的「中心」,如將它與上述兩篇論文參照、比較,或許會有「有趣巧合」之感。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余英時指出:

「中國共產黨在打天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這個過程的本身便是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從中心走向邊緣的最好說明。五四以後最先提倡共產主義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當時都是在社會上負重望的知識領袖。早期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也是以理想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所以初期的共產黨並不是一個邊緣人的集團。」

他認為,後來知識分子被中共排擠,從「中心」的地位被邊緣化。

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實行一黨專政」,也愈來愈和知識分子疏離。

〈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一文論及新文化、五四運動以來知識人對自由和個人自主的追求。

此文提到清末譚嗣同(1865-1898)鼓吹「個人自主權」價值觀,陳寅恪(1890-1969)的題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提及陳獨秀在《青年雜誌》提倡「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個人自主」的涵義在新文化、五四運動以後「才獲得深入而全面的開展」,「胡適、陳獨秀、魯迅也都能各持其理念,終身不向權勢低頭」。

此文認為,「在五四前後約10年左右,中國知識人確曾發展了『獨立自主的人格』」,後來「在……集體性的政治符號前失去了批判的能力」。這是現在要「重振獨立自主人格」的原因。

常發表時評社會關懷情

在《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也有「個人自主」的話題。他在《青年雜誌》創刊號對年輕人的6點期望,其中之一是「自主的非奴隸的」;片中的北大教室有校長蔡元培「語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些畫面恰印證余英時對「個人自主」的闡釋。

「個人自主」意味一個人有其「個體」,「個體」有自主權,而非依附政治的工具。這是知識人追求自由不可或缺的部分。

知識人的「個人自主」或「獨立自主的人格」自應包含社會批判的責任或使命感。

余英時如同英國哲學家羅素(1872-1970),並不只在學術園地優哉游哉,還有「社會關懷」之情,一直批判斯大林主義一類的極權主義。

在紀念余英時的報道和評論中,沒有人提及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參與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的創辦和編務,這是當時在年輕人有影響力的報紙。這份傳媒的經驗、史學研究引發的知識人使命感或許衍生在報刊發表時評的動力。

所謂時評,實際是現代史(1911-1949)和當代史(1949-)一些話題的評論。他的報刊評論有關於新文化、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有中共得政前的農民運動,更多的是毛時代(1949-1976)的左禍,特別是文革(1966-1976)對傳統文化的摧殘。

這些時評是理性、有充分文獻根據的。且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就稱文革「帶來嚴重災難」,要改變「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紅旗》1981年第13期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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