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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主香港？建立一國兩制新秩序，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

區漢宗

區觀灼見專欄

2021年10月7日

香港主权回归了，但治权没有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用新型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颠扑不灭的真理，并没有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这使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反修例暴乱发生后，香港不能再回到原点，对“一国两制”的挑战便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1、土地房屋是香港“深层次矛盾”之首

《逃犯条例》修订风波的成因错综复杂，最近一段时间，正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不同阶层为这场风波谋划出路时的共同话语，内地舆论也开始意识到这是修订风波的病根之一。

《新华社》2020年9月4日发表文章《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详细拆解了港人切身感受的种种生存困境，包括：经济结构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如何导致青年看不见未来；严重扭曲的楼市，如何使得香港中产阶层戴着“高收入”的光环，却与基层一起艰苦度日；社会整体又如何在无日无之的政治斗争中不断蹉跎。

接着，9月12日中央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称应对香港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言论是纵容犯罪，反问李嘉诚等“囤地圈钱”的地产商，会否对香港市民及香港未来网开一面；人民日报同日发表题为《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评论，指“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而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评论的结论是三个月来之所以许多年轻人卷入反修例风暴，“住房，正是重要根源”；新华社9月13日也发表评论称，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住房问题，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彻底消除社会动荡的病根”。

2、香港“深层次矛盾”关键在“谁主香港”

李嘉诚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红人”，很早回应中国政府号召回大陆大量投资，建立汕头大学，与中国前领导人有深厚交情，内地媒体那时更是褒扬不断，现在却被高调抨击，相当罕见。对此，外媒以阴谋论指是北京“转移视线”的做法云云。

实际上，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千头万绪，土地房屋确是重中之重，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并非仅仅是土地房屋问题，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更在于政治问题，关键是“谁主香港”的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0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的文章《谁主香港？》，一针见血指出：“既然（香港）所有这些问题是香港缺失政治主体的结果，在没有一个政治主体出现之前，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香港会出现稳定的局面，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经完全不是回归之初的香港了，事情已经发生，香港也不能再回到原点。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便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提到国家时，通常会使用“国家机器”这一词汇来代替“国家”一词。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积蓄力量，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革命手段打碎它，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俄国革命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根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阐明了马克思关于用新型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收回香港时，没有用新型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而是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政治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科学构想勾画出一幅国家和平统一战略和治国理政模式的新蓝图，形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率先在香港、澳门实行，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实践。

但是，正如郑永年指出：“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用新型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颠扑不灭的真理，并没有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中体现出来。

在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的主权可以回归中国，但是香港的治理还是应当由英国继续。”虽然英国想以主权换治权的图谋不被中国政府接受，但事实说明，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香港治权却没有从英国回归中国，可见英国政治家的老谋深算。换句话说，香港回归22年来，并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没有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来实现对香港的管治。除了行政、立法、司法系统外，另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政治、工会、媒体、文化等制度，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这充分说明，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因此，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乃势在必然。

3、首先必须尽快终止香港动乱

笔者执笔之时，暴乱已逾百日，旷日持久的违法暴力冲突，挑战“一国两制”底线，逐步暴露“颜色革命”本质，日益呈现本土恐怖主义的趋势，对香港政治、法治、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均带来前所未见的冲击和严重伤害。香港安全城市已变暴乱危城，暴徒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和致命武器大肆破坏公共交通及社会设施、捣毁立法会大楼、冲击中联办大厦、侮辱和损毁国旗国徽区旗区徽、瘫痪机场和地铁、禁锢殴打游客。已有200多名警员受伤，1800多名警务人员及其家属的个人资讯被“起底”。虽已拘捕1400暴徒，但却获低保候审，千多暴徒取保后继续成为参与持续暴乱的兵源。最要命的是“员警抓人、法官放人”，许多前一天被控暴动罪被批准保释后，第二天又出去犯事，让他们如“英雄般”走回暴乱。警队士气低落无已复加，根本原因如前员警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的悲鸣：“不能把暴徒绳之于法。”很明显，建立“一国两制”新秩序，首先必须尽快终止香港动乱。

4、应审时度势启动《紧急法》止暴制乱

至笔者执笔之时，特区政府仍然“保持绝对沉默”，任由暴徒尽情发泄尽情破坏，认为这样拖下去，就能拖到暴徒意兴阑珊，师老兵疲。特区政府是否动用《紧急法》、何时实施、如何实施仍未可知。但如果香港的暴力升级持续，特区政府应审时度势启动《紧急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香港法律第二四一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民间简称《紧急法》或《紧急法令》。条例的主旨是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在应对香港出现或行将出现重大的、严重的、失控的、全面的社会动乱或暴乱的紧急公安被危害情况或状态下，由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不须经过立法会审议程序），订立颁布及行使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规例有广泛的权力，可包括颁布全域或局部宵禁令、禁止罢工、罢课、罢市，禁止非法集会游行、查封及取缔煽动性刊物、通讯管制、出入境管制、搜查缉捕、没收财产、递解出境……等等管制的多项执法权力。在管治当局经过研判局势和社会秩序恢复后，会正式颁布终止令。

第一，特区政府应尽快研究启动《紧急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引用《紧急法》赋予的权力，参照外国做法，尽快颁布紧急禁令，禁止戴面罩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只要禁止佩戴面罩，暴徒就会有所顾忌，不敢再贸然作出犯法之事，香港才有可能有效止暴制乱。

第二，警方应严正执法，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由内地中央媒体怒批黎智英是“民族败类当代汉奸”，到港澳办点名他是反修例风暴的幕后黑手，再到中央政法委将他及其身边走狗：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统称为“祸港四人帮”，一再显示中央清楚黎智英就是乱港祸源，亦证明中央已经忍无可忍，特区政府和警方还在犹豫什么呢？此外，民阵召集人岑子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常委罗冠聪、港大署理会长黄程锋及外务副会长彭家浩等人，是香港形势出现恐怖主义苗头的搞手；林卓廷、邝俊宇、朱凯迪、郑松泰、尹兆坚等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多次暴力游行集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涉嫌犯煽动等罪行。警方先拘捕这些暴动领军者，清除乱源，便可打击暴徒的锐气，其余乌合之众，容易内讧，也容易溃散。

第三，是封闭煽动和组织暴乱的反中乱港喉舌《苹果日报》。从今年2月开始，《苹果日报》就全力进行反修例的“洗脑式宣传”。每一次大规模游行乃至暴力冲击，都可以看到该报的黑影，该报成了“颜色革命”的煽动机器。美国中情局的工作是在幕后进行秘密策划与指导，并安排人力与资金。《苹果日报》不仅煽动暴乱，更为暴徒提供资金。内地中央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香港部分媒体乃至欧美媒体不断宣扬仇警、反中央的思想，煽动香港年轻人走上暴力违法的道路，其中更点名批评香港《苹果日报》是“毒苹果”，形容《苹果日报》黎智英是“暴力行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

在1967期间，港英当局就封闭了亲北京报章《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并逮捕了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怀伟、陈艳娟，以及承印三份报章的南昌印务公司经理翟暖晖，亦逮捕了新华社、《文汇报》及《大公报》的记者，而“发展煽动性言论”、“藏有煽动性标语”则成为当时逮捕左派人士的利器，“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控者有81人，因“藏有煽动性标语”被控者有209人。有前例可参照，启动《紧急法》，应该封闭《苹果日报》，逮捕该报老板黎智英。

第四，宜推迟香港区议会选举。暴乱由第一天开始就和修订《逃犯条例》无关，目是要通过未来两年半的四场选举夺取香港政权，将香港变天，企图夺取中央在基本法下的权力，要去中央化、去中国化，进而改变香港乃至国家的政治体制。随着违法“占中”祸首戴耀廷由香港法庭别有用心地获准保释，由其发起的“风云计划”亦借尸还魂。“风云计划”是先在区议会取过半议席、再在立法会取过半议席，最后夺下选委会500个以上的议席，剑指特首选举，其目的是全面夺权。翻查香港法例第547章《区议会条例》第38条（1），如在一般选举举行前，行政长官认为该项选举相当可能受骚乱、公开暴力或任何危害公众健康或安全的事故妨碍、干扰、破坏或严重影响，则行政长官可藉命令指示将该项选举押后。吸取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失败后，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败的教训，为遏止反对派夺权变天，行政长官可藉命令指示推迟香港区议会选举，直至香港选举生态出现明显好转。

启动《紧急法》并进行上述四方面的工作，行政长官应体现出勇气和承担，不能期待或推诿给中央去做。

5、必须完善中央对香港的司法主权

反修例暴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分水岭，显示过去22年香港的管治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这次暴乱虽然是一件坏事，但却是中央落实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契机，长痛不如短痛，建议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彻底平息暴乱，保障香港长治久安。

首先，必须完善中央对香港的司法主权。十六世纪法国法学家博丹（Jean Bodin）在其著名的《国家六书》（Six livres de la rdpublique）中，主权被明确界定为“国家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在其所列举的诸多主权权力中，终审权被明确的列为第四项主权特权。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中采取了跟博丹类似的思维，将主权设定为绝对权力，并坚持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主权权利都不能分割，不能转让。

目前国家对香港的司法主权是残缺不全的，基本法设置的解释机制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只构成“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权”。但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法院往往没有尊重中央对香港“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权”，不仅没有尊重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优于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释，而且形成“司法至上”、“法官治港”局面。

全国人大必须立刻行动起来，立法收回涉及国家安全的终审权，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司法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释法，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其中维护国家安全属于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之一，香港法院对此无管辖权。也要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的上下级和从属关系，一般的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刑事案件等终审权可以属于香港法院，但是涉及到“一国”的问题，如分裂国家罪、叛国罪、暴动罪等，香港终审法院无管辖权，管辖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香港的“港独”、“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势力，拥有司法主权和管辖权。有关案件不会在香港法院审理，改在熟悉全国性法律的内地法院进行。根据惯常做法，服刑地点一般与审判地相同，即被判刑的暴徒要在内地监狱坐牢。这才可以让维护国家安全的司法“刀把子”从掌握在外籍法官手中，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6、成立武警香港总队

反修例暴乱是一个分水岭，证明只有确实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香港管治才能走上正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军队、员警、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国家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拥有庞大的机构和先进的手段，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鉴于中国在香港的国家机器严重匮乏，建议尽快成立武警香港总队，这是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武警”是武装员警部队的简称，负责保卫国家内部安全，简单而言，武警负责国内安全，解放军则是负责对外的防卫。驻港部队隶属于中央军委，武警由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成立武警香港总队，与派驻香港部队并不矛盾。

武警总队是指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的武警部队的一级组织。成立武警香港总队，专门处置暴乱、颜色革命、恐怖袭击等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香港警队执行传统的警务工作，如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防止和侦查罪案及维持治安等；驻港部队的职责主要对外不对内。三部分各司其职，权责分别清楚，互不混淆。

成立武警香港总队，可以把在进入紧急状态出动武警平暴的方式常态化、长期化，也可避免中央宣布特区进入紧急状态出现的过大震动。

7、提升中联办功能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回归之前，特别在中美建交之前，是美国对付中国的重点，现在则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南北相呼应对付中国。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人员编制在千人以上，也反映出它的功能和作用并不简单。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大量情报人员在文化、商务、外交人员身份的掩护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报外，还以香港为跳板，针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远东地区谍报基地，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设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内。

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开近千份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机密电文，披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全面而深入，特别是对香港反对派动向的关注和控制钜细无遗，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等反对派政党的选举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人选。维基解密亦显示，美领事馆一直通过与香港不同界别人士接触以搜集情报，其中又以反对派人士为主，搜集的情报涉及香港和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一些反对派政客亦积极配合提供情报，甚至献计献策。

是次修例事件的转捩点之一，就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任有关法案委员会主持时，多次滥权阻挠会议进行，甚至自立为“山寨王”。而维基解密文件已指出，涂谨申被美国总领事形容为要“严格保护”（strictly protect）的对象，而涂谨申向美领事分析香港时政的内容亦被公开，成为民主党勾结外国势力的铁证。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指出，香港正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风暴袭击，并指这次政治风暴提升快速、规模庞大，组织看似松散实是精密隐蔽，与过往群众运动不同，有理由相信有幕后推手，或是外来势力介入，种种迹象指向台湾和美国。

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在香港的工作，许多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需要中央政府去做，所以中央政府不能如过去那样放手不理，或一切纵容，而是应该由中央政府组织有实干的班子去处理问题，首先要全面提升中联办的功能，以反制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社会和政局的全面操控。关键是顶层设计，中联办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要定位是一个社会公关联络机构。但中央派驻香港机构应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集维护国安、反情报战、反间谍战、反渗透策反、反操控暴乱等国家威慑力量于一身，若中联办不具备上述国家机器功能，就无法反制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社会和政局的全面操控。

8、全面开展去殖化工作

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国都全力执行了去殖民化的工作。新加坡的国民精神教育主要是强调林谋盛率领的136抗日部队的英烈事迹，换句话说，中国抗日英雄是新加坡民族教育的灵魂人物；菲律宾马尼拉街道都是以菲律宾民族英雄来命名的，市中区的利萨尔公园即是纪念菲律宾的国父；在马来西亚，原来英国人留下的一堆“皇后大道”、“国王街”等等，都被改为马来的名称，主要是纪念马来民族英雄；至于韩国做得更彻底，不只改掉日本名称，还拆掉日本总督府，把日本殖民者移走的光化门又完整地搬回原址。这些都是赶走殖民帝国后，去除殖民思想毒害所必要的过程，没有一个国家例外。

唯独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没有实现去殖民化的工作，香港没有经过这个重建民族尊严的心理建设过程，使得殖民主义思想教育的荼毒依然存在，从而造成了今天的困局。

因此，从长远来看，香港的去殖民化工作绝对不可避免，这也是香港长治久安必要的过程。

英国殖民者长期在香港进行“公民教育”而非“国民教育”，淡化中国人身份认同、将殖民地文化逐渐等同为香港文化。自香港回归谈判到撤离香港期间，港英政府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到社会治理各方面给回归后的香港埋下了多种制度性陷阱。在香港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反中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香港社会始终沉迷在其令人骄傲的过去无法自拔，始终拒绝认识中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

回归后香港“去殖化”的缺失导致部分香港市民既难于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角度出发来全面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难于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败中汲取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转而以强化“香港人”身份认同，甚至宣扬“本土自决”，实际上深陷英属殖民地时期埋下的多重陷阱之中，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认同基础构成严重挑战。

香港社会亟需改变自己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时的历史优越感，亟需改变或明或暗的以“港人治港”来抗拒国家影响力、抵制中央管治的观念和做法。要引导市民和青年学生认识“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国”，何来“两制”，挑战“一国”，就是损害港人根本福祉。要从法律和教育方面确定香港要实行去殖民化，明确去殖民化是特区政府的职责，是每个香港公民的义务。

国民身份不只是口说的“认同”，应有许多实在制度配套。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香港人和其他中国人一样，首先应该拥有一系列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建议香港的市民要像入籍美国的人士一样，进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誓。经一再教育说服仍然拒绝的，要取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没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福利待遇。

建议香港公务员、警员、司法人员入职，要进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誓，拒绝宣誓的不能入职，入职后违反誓言的要褫夺公职。

建议香港的通识科和历史科教材，要经过中央教育部审定。特区政府必须加强对本港青少年的国情教育，除了加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教育，也要推行香港基本法启蒙教育，让青少年真正认识“一国两制”。

全面开展去殖化工作，要重视培养香港青年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国家应创造更多机会，让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面临着个人发展、成就梦想的种种困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的提出，既是为新时代国家的发展再造引擎，也是展开“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画卷，更是为香港青年发展创造新天地。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要为港澳青年发展多搭台、多搭梯，帮助青年解决在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创造有利于青年成就人生梦想的社会环境。”粤港政府要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大湾区发展机会，积极赴大湾区就业创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未来可会同大湾区内地城市，为香港青年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服务、创业指导、企业服务、生活配套等一条龙服务支援，建设更多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培养香港青年对国家民族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