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8月31日)

中國於1960年末至1963年遭受到歷史以來最大的自然災害。安徽省更是全國自然災害最嚴重的災區之一，而那時我正在安徽大學求學。四年大學生活可說是我一生中物質生活最貧乏的四年。我們大學生雖說是屬省政府特殊照顧的對象，但是我們實際上從59年年底開始已經沒有辦法吃飽肚子了。從那時候開始我們每天的早餐是和被編在同一桌吃飯的同學分享一木桶的稀飯，桌子上放有一碟送粥菜。開始時的木桶並不大、而粥也不太稀，桌上也有些鹹菜醬瓜之類讓我們送粥，但由於糧食供應越來越短缺，所以裝稀飯的木桶變得越來越大，而稀飯就越來越稀，學生的食量也變得越來越大，桌子上的醬菜鹹菜也跟著不見了，幾乎連續三年我們桌子上只有一碟小小的粗鹽作為我們送粥的菜。1960年初時糧食供應雖已緊張，但我們還能吃上米飯，那時每一餐飯開飯時，我們每個學生還能領到兩小碗用搪瓷碗裝的蒸飯，但是到了1960年底我們每個學生分到的兩碗雖然還能被稱為米飯的東西，其實就和米糊沒有了多大的區別了。因為那時的大米供應已經滿足不了全校師生的需求。在糧食不夠和在巧婦不做無米炊的情況下，學校的廚師發明了雙蒸飯。雙蒸飯其實就是在本來只蒸一次就能吃的蒸米飯中加水再蒸一次，當然表面上還是兩碗飯，但是實際上因為米粒是經過兩次在水中漲大，所用的米相對的卻是少了很多，也因此雙蒸飯比稀飯是稠不了多少的。我們的中午飯和晚飯每餐都是一盤用搪瓷盆裝的菜，1960年初時我們還能嘗到一些煮蘿蔔、煮南瓜什麼的，但從61年開始放在我們桌子上的只是一盆洗也不能洗的煮白菜皮，因為那些菜的菜葉已基本上被小小的蟲子蛀爛了的，在洗菜時很易將菜葉洗成碎片，因此它們一則易被水沖走、二則也無法煮成菜了。我直到今天對當時盆子裡的煮菜面上浮着的密密麻麻的小蟲子還記憶猶新，並還會感到噁心。當然這樣飯是很難將我們那些正在長身體的年輕小伙子、小姑娘餵飽的。到了1961年，學校基本上已經沒有獲得大米的供應，我們也越來越少嘗到米飯的滋味，就算雙蒸飯對我們來說也變得越來越矜貴了。所以從那時起食堂在我們的中午飯和晚飯時為每人分發兩個小小的圓形餅。每個餅的直徑約4英吋、厚度接近1英吋。開始時這些餅有時是玉米粉做的、有時是高粱粉做的、有時是蕃薯粉做的、也有是蕎麥粉做的。但到了61年下半年開始，學校的各種粗糧供應都出現了嚴重的短缺，因此厨師發明了用四合粉做的餅。四合粉是用上面我介紹的那四種粗糧組合而成，它們蒸熟後的顏色是灰黑色的，並十分堅硬，和我們田徑運動場上的鐵餅很相似，所以我們一直稱它們為鐵餅。其實在1962年我們就更加困難，學校裡很多次都出現斷糧的情況，因此學校領導組織我們自己划船，到學校附近的小河河面上，打撈浮在水面上的農家用來餵豬的野豬草，我們將那些野豬草的根磨成粉自己製成餅充饑。入冬後安徽合肥的天氣雖然未至於令河水結冰，但將手伸入水中時那種刺骨之寒也是十分厲害難忍的。

回想當時4年大學生活的種種境況，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這是我一生中在物質生活上過得最艱苦的4年。在最後的一年由於長期積累的飢餓和缺乏營養，很多同學都得了病，其中最常見的是浮腫病、嚴重貧血和營養不良症和失禁症。在那4年中，我們學校也組織過一次我們下鄉勞動。那次我們到離合肥不很遠的農村，但是那次實在是無活可幹，因為田地裡長的並不是莊稼而是有人一樣高的野草。據說光是安徽一省就在那幾年自然災害中死了2000萬同胞。比起那些農民, 我們大學生吃的苦說來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不過當時的物質生活雖苦，我們除了為吃不飽肚子而苦惱難忍外，我們的精神上始終都保持着良好的狀態。我們沒有一天放鬆學習，心中不存在怨氣，對前途也是充滿了信心，我們都堅信那種狀況只是暫時的，困難也會被克服的，而且國家和同胞們一定會很快度過難關的。

在合肥讀大學的4年和我後來到巴黎讀書兼打工的生活相比，肯定是大學4年苦得多了，因為至少我在巴黎時每天的三餐是一定吃得飽的。但現在每當別人問起我人生最艱苦的日子時，我的回答一定是我在巴黎那段時間。因為在安徽時我知道畢業後，國家將為我分配一份工作，只要自己努力工作，生活和前途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在巴黎時，我雖然十分欣賞和喜愛這個美麗的城市。但我深知巴黎非我久留之地，而我對完成學業後的何去何從心中沒數，這種情況令我看不到人生方向，找不到奮鬥目標，並有很多時候我對自己失去信心，對前途感到渺茫，心中常常感到痛苦萬分。從我個人的經歷不難得出的結論是：一個人精神上的痛苦對人的影響比物質上的痛苦更令人難熬。今天我們國家已豐衣足食，但是自然災害還是在全國各地發生，並不斷地威脅摧毁我們同胞的生命和家園，我衷心希望60年代初的全國性受災的三年自然災害的情況不會再次在我們國家出現。我亦希望我們全國人民能齊心協力共同為保護自然地理環境作出努力。盡量避免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真正做到人和大自然的和諧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