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8月23日)

對於長期在香港澳門生活的人，尤其是對於年輕人來說“家庭成份”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我年輕的時代“家庭成份”這四個字真正意味着什麼是不會明白的。但是這四個字的確是影響我人生一輩子的四個字。如果在我的人生中沒有這四個字，我的一生就可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也可能根本不會來澳門和在澳門落地生根。

話說1959年的夏天的一個早晨我騎了自行車回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那天學校已經放假，所以回學校的都是高中三年級的畢業生。那天大家都是去學校拿入大學的通知書的。我們學校在當時屬上海的名牌中學，當時中國的大學數量並不太多，所以高中畢業後的大學入學率普遍沒有現在那麼高，但是由於我們學校的教學質量比較高，所以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基本上都能升上大學或大專院校。我在高中三年裡成績相當不錯。我至今還保存着高中二和高中三年班的成績單。除了歷史，外文偶然有幾次中期測驗和考試成績是4分外，無論是期中或期末的成績，幾乎全部都是5分當中也包括了體育（我是學校排球隊主力，在上海我們和市第三女子中學爭冠亞軍，是上海的中學裡出名的女排隊）。我對於自己升上中國第一流大學清華、北大、科技大學等覺得很有把握，所以從來也沒擔心過我不被他們錄取。那天回到學校門口就見在操塲上的高三年班的同學三、五成群，個個手執信封，他們中幾乎絕大部份臉上都露出滿意的笑容。等我進了學校見到校門旁站着一位我的同班同學，她一見我進入校門，就急步向我走來，她一臉欣喜的告訴我，她正在等我，並向我說一聲謝謝。因為有一大專院校已經錄取了她。事關這位同學的成績較差，本來是畢不了業的，但在暑假一開始我就為她補習數理化，後來她補考成功畢了業並参加了高考。當天的情景直至今天還歷歷在目，我閉了眼睛還可想起她的模樣。但可惜的是我怎麼想都無法想起她的名字。

我恭喜她並向她道別後，直奔校務處領取通知書。領取通知書後，我走出校務處，在走廊裡我拆開信封，看到裡面信紙上有很多字，但最突出的是“安徽大學”四個字。霎時間我覺得晴天霹靂，昏頭轉向。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將信合攏後再將它打開，我看到的還是那四個字。在這時很多同學湧來我身邊七嘴八舌地問我：“曹其真是清華還是北大？”。我沒有答理任何詢問，騎上我的自行車，向校門口方向前進。在快到校門口時，我聽到從後面傳來的一陣喊聲：“曹其真停一停，程校長叫你……”。我停下車回頭看到程廸和校長和很多同學向我走來，程校長問我是哪個學校錄取了我？我沒吱聲就將手中的通知信交給了他。程校長看罷通知信後面色急轉，他定了定神後告訴我讓我把信留給他，他上上海統籌高考的辦公室去查一查，是不是什麼地方弄錯了。我將信交給程校長後，轉身離開了學校。在我轉身之際從我的眼角裡我看到我諸多同學臉上驚訝和不信的神色。那天我回家後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弟妹們來敲門說樓下來了很多同學，讓我下樓，我叫他們別煩我，我誰也不見。到吃飯時我沒有去飯廳，那天晚上很晚阿香姆媽送了一碗飯菜到我房中，我對她也是不理不睬，她看我這樣也只能將飯菜放在我的床頭櫃後離去了。她出去後我聽到母親和阿香姆媽在房門外竊竊私語，但我沒有理會。那天夜裡，我翻來覆去無法入睡，我希望那封通知信是錯的，明天程校長會給我另一封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交通大學或复旦大學……。但無論怎麼搜索，我的腦海中始終沒有安徽大學。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程校長辦公室，程校長告訴我，他去查了我的情況，我的考分很不錯，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收我的卻是安徽大學。他說他還會再去問個究竟。但是當他把通知信交給我時他說了一句“這一切不知道跟你的家庭成份是否有關。”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關我的家庭成份之說。我心中開始有了覺得這個世界對我不公平的想法。

大學四年匆匆而過。在大學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算是個尖子。那一次的工作分配，有一部分屬全國性分配（是不屬安徽省分配，所以會離開安徽省）。當時學校給我兩個選擇，一個是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另一個則是第一機械工業部設在上海的材料研究所。我的工作分配輔導老師說两所研究所都不錯，但他建議我捨中國科學院而去材料研究所。他說原因有二，其一安徽大學屬省級大學，去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名牌大學畢業生多，像從我們這樣的二線大學去的學生，一般不易獲得重視，所以去中國科學院對我今後的發展未必是好事。其二中國科學院裡研究的多數是高端尖端，保密要求高的科技項目，對有像我這般的家庭成份的人未必是最好的選擇。其實我能去上海工作已經感到非常滿足，更何況第一機械工業部的材料研究所一向屬有名的老牌研究所，所以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去材料研究所工作。但令我納悶的是我的家庭成份怎麼啦，心想我14歲就入了共青團（當時正式入團年齡是15歲，我是上海市共青團委特批的准許提前入團的），那麼多年來我一直被評為品學兼優的學生，我不比任何一個工農兵家庭成份的人差啊！這是我第二次聽到有關我的家庭成份之說。我心中對這個世界對我不公平的不滿增加了。

那年10月我去了一機部材料研究所報到。我被分配到第三研究室裡的探傷研究組工作。當時超聲波探傷儀已開始用於檢查人體的器官。我們的研究組是將探傷儀器用於工業上。如探測鋼材、石油管等材料的質量。我很快就在材料研究所安頓下來。所裡的領導和同事都很好，我也和他們相處得十分愉快。我們組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大家的干勁很足，研究成果也出得很快。1965年初我和我的同事們首創了用超聲波探測無縫鋼管中和油井的石油管中的瑕疵，研究設計完成我們第一部儀器後，需要到有關工廠和油田調試儀器，小組人員將去上鋼三廠、上海無縫鋼管廠、上海汽輪機廠做試驗。所裡接到通知說因為我的家庭成份問題，全組工作人員除了我以外，其他同事們都獲准入廠，而唯獨我不獲發允許入廠的證件。我就這樣被摒棄在那些工廠的大門之外，對一向心高氣昂的我來說，這個打擊幾乎無法忍受，我在組裡同事傾巢而出獨自在辦公室等候測試結果的消息時，留下了傷心委曲的淚水。當時研究所的孟所長親自找我談話並安慰了我。他建議我帶隊去新發現的我國山東勝利油田測試用於油井中油管的儀器。我的心中又燃起了為國家作貢獻的熱火，我沒有任何猶豫就欣然答應了孟所長的提議。但不到兩個星期所長辦公室通知我，因為我的家庭成份問題，上海市政府不接納研究所的推薦，拒絕了委派我去勝利油田的申請。這是我第三次聽到有關我家庭成份之說。這次我按捺不住了，我心中的委曲和傷心達到了極點。我下班後冒著嚴寒，站在黃浦江邊苦苦思索了好長時間，我最後作了一個決定。回到家後我告訴母親，我很不開心，我埋怨這個世界對我太不公平。我不能永遠背着家庭成份的問題，我再在上海呆下去的話我將永遠背着家庭成份問題的包袱，我這一生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可言，我遲早會給憋死。與其如此我不如趁年紀尚輕早些回香港，至少到香港後我還可以繼續唸書，另闢人生道路。母親很同情我的處境，也知道我心中的委曲，她非但同意我的想法，並鼓勵我努力上進，她也囑咐我要把自己照顧好。我很快就向研究所辭了職，我的所長和同事都對我的離去深表遺憾和惋惜，也對我再三挽留，但我的去意已定, 所以他們的勸阻對我已經失去了任何的效應。在回香港前我趁機為自己放了一次長假，我去了北京、杭州等地遊覽。那是我第一次踏入了北京人民大會堂。我在大會議室的三樓參觀時，我告訴自己我很快就會離開我熟悉的一切，我雖然對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感到委曲，但那麼多年受到的教育告訴我，我的問題只是個人問題，我不能因此而改變熱愛祖國的心。我即將開始我的新生活。但是我堅信我只是暫時離開我的祖國。而我也發誓不管我將來怎麼樣，和身在何處我都將永遠會做一個赤膽忠心的中國人。我希望不用等太久，我就能再次進入大會堂。但當我再次進入時，我更希望自己不再是個前途未卜的倒霉蛋。

我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定居然後輾轉來澳前前後後已經整整46年。46年中我們國家發生了巨變，而我的一生也可算得上是多姿多彩的。我一點也沒有為我當時的決定後悔，我為國家的繁榮富強感到興奮鼓舞。我也十分慶幸我在有生之年能為祖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事業貢獻自己的綿力。我最近在北京機塲和一些年輕的邊防官員說起當年我回國探親的遭遇（在本人博文《探親》一文已有交待），他們的臉上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現在中國大陸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國內也早已在表格上取消了家庭成份那一欄。因為由很年少時開始，我就必須在家庭成份那一欄填上“資產階級”。想不到幾拾年後的今天我真的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在結束這篇文章時，我不得不感嘆人生的奇妙。我也完全相信中國古語中的那一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