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8月15日)

前幾天和幾個朋友一起進餐，飯桌上大家毫無拘束天南地北地高談闊論，氣氛輕鬆愉快。在不知不覺中話題轉到了國內被通緝記者仇子明事件。我可以感覺到在飯桌上原本輕鬆嘻笑的場面一下子消失無遺。朋友們七嘴八舌，異口同聲指責地方官員官商勾結、貪贓枉法、濫用公權力、報復性執法的無法無天行為。大家對社會上出現的這種價值觀和道德觀被嚴重扭曲現象感到痛心和無奈。有的說造成此等行為應該歸罪於社會上權慾貪念泛濫、也有的說歸罪於社會缺乏公義倫理、更有的說歸罪於人文道德觀念敗壞……總之是眾說紛紜。說著說著，大家又在不知不覺中，把話題轉向了澳門。開始討論最近在澳門發生的事情，朋友們的話裡話外都流露出一些不滿情緒。有的感嘆這麼一個微型的、一向和諧的澳門社會，會變成今天這樣充滿怨氣戾氣的社會，大家更不明白造成這些現象的真正原因，但是大家都覺得身為熱愛澳門的澳門人來說對這些情況真是心痛難忍。那天在朋友們七嘴八舌的情況下，我並沒有機會插嘴發表太多的意見，但回家後細嚼慢嚥各人的觀點後，對現今社會上一些問題、現狀，特別是對澳門官場存在的一些問題，作了一些思考。今天將我在思考後的一些可能不太成熟的淺見借我的博文和大家分享。

本人在澳門居住已接近整整43年。我覺得澳門在回歸前沒有培養有政治經驗、管理經驗，擁有豐富閱歷和知識、並懂得生活且有崇高理想的本地治澳人才是引起回歸後澳門社會上出現某些矛盾的根本原因。眾所周知在葡萄牙佔領澳門400多年中，澳門長期處於地小人少、經濟微弱的狀況。澳門和葡萄牙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遙遠、政情隔涉，最重要的是葡萄牙在澳門從來沒有什麼投資和企業，因此他們在澳門的經濟利益不大。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長期處於“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狀態。除了澳門的主要管治者由葡萄牙派來外，在澳門生活的中國同胞，表面上和葡萄牙人相處和睦，實質上社會上同時由三個不同族群以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況並存著。佔人口中絕大都數居住澳門的中國人、來自葡萄牙的葡國人、由中葡混血的土生葡人組成了三大澳門居民族群。葡萄牙在1974年4月25日鮮花革命前，在非洲擁有很多殖民地，而那些殖民地的經濟命脈主要都掌握在葡萄牙本土的葡國人手中，因此當時較優秀的葡萄牙人都相爭去那些地方做官或經商，被派來澳門做官的葡萄牙人在葡萄牙本土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次等人才。也因為葡萄牙並不是太重視澳門，因此和葡萄牙在非洲各殖民地非常不同的是，葡萄牙語雖然為澳門官方語言，但在400多年來它從未在澳門普及（今天看來這是澳門之福）。這個狀況一直維持到1974年後葡萄牙失去全部殖民地後，葡萄牙政界和經商者才將目標轉移來澳門。1987年中葡簽署聯合聲明後，為配合澳門後過渡期的需要，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才逐漸獲機會在澳門公務員隊伍中佔據稍為有地位的職務。澳葡政府也開始重視在公務員隊伍中培養中葡雙語人才。但直到回歸這一刻所有的主要官員包括澳門司法機構的官員仍由葡萄牙派來的官員擔任。這也就是為什麼澳門在回歸後沒有一支像香港一樣在行政上高效率、在管理上富經驗的公務員和司法官隊伍。本來我們的官員年輕且富有朝氣、沖勁應該不是壞事。但是由於他們的政治認知較低和管治經驗少、再則缺乏生活閱歷就成了他們的致命傷。當然我們也必須肯定在我們政府裡的確有很多盡忠職守的年輕官員，他們邊學邊用、不斷求進步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默默耕耘，努力奉獻。他們對澳門的發展實屬功不可抹的。另外我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回歸十年在官民同心合力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高度發展、城市不斷美化、社會福利日見提升，社會上呈現一片繁榮景象，也是值得我們全體特區居民驕傲的。但是令我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的是澳門還有一部分長期不作為或甚至亂作為的官員。這部分官員不懂政治、不懂經濟、不懂法律、不懂生活、更不知道今天的澳門人已非昔日可比的沉默一群，他們無論在思維上、學識上、生活素質上都有強烈的融入世界的願望，對政府的作為和不作為也有較高的要求。令人遺憾的是這部分官員非但不努力學習，以便補他們的先天之不足。反而是他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上了位就英明神武，沾沾自喜，高高在上，不可一世。這樣的官員永遠是會將自己的位置擺放在百姓之上。他們認為他們說的話永遠是真理，他們做的事永遠是對的。對老百姓的意見聽而不聞，對老百姓的疾苦視而不見。據我的觀察和分析這部分官員之所以會有如此低劣表現的最根本原因是，他們在獲得高薪厚祿前沒有經過政治上的練歷、也沒有經歷管理上的考驗、更談不上艱苦奮鬥的人生經驗累積。對他們來說一切可說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他們在掌握權力前也從沒嘗過權力的滋味、他們不明白慾望膨脹能對人造成不可思議的危害。他們的一夜成名令他們一下子被權力膨脹的慾望充斥而失去理智。也因此他們不懂怎樣珍惜這個大好機會，造福社會、服務人群。這部分官員表面風光，其實他們的內心除了不踏實外，還充滿自卑，他們酷愛他們突然獲得的權位，但他們對自己能否在位置上坐得穩缺乏自信。他們恐怕老百姓看不起他們、更懼怕他們的下屬對他們不服。為了掩飾他們內心的恐懼。他們用老百姓交給他們的“權力”為他們壯膽，在老百姓面前“氣焰囂張、咄咄逼人”。對待他們下屬的嘴臉則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這種表現在不知不覺中造成在他們的周圍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說真話提意見者會喪失晉升機會，甚至永不超生。這種吹捧擦鞋、見風使舵之歪風在有些政府部門司空見慣，嚴重影響政府形象，不利社會發展。有公務員曾向我訴苦說遇著這樣的上司，真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也因此在工作上只能抱按章辦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這樣做，往往受到每日和他們有接觸的市民的抱怨甚至漫罵，過著兩頭不討好的夾心階層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不要說什麼人盡其才，就算再有志氣為澳門社會服務的青年，也會在這種環境下志氣盡滅，被逼無奈地過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生活。本人相信這種情況如果再不被遏止的話，社會的繼續發展就會出現危機，構建和諧社會就會淪為紙上談兵、遙遙無期的空頭支票。另外對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偉大事業起著極為嚴重的消極和破壞作用。

我們長期埋怨澳門沒有或不夠人才。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全面也不正確。我在過去的幾拾年中以澳門為家，長期在澳門工作，無論是在私人企業或立法會裡、無論是論工作效率或工作成績方面，我覺得澳門人的能力或才智並不比在其他地方的人差。相信其關鍵在於人才是否被善用、他們的潛在能力是否被發掘、他們的積極性是否被調動起來、他們在競爭中是否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如果我們真心想把澳門建設好，我們必須在本地培養接班人、發掘高質數素人才，當然這也不排除根據實際情況適度地引進一些國內外專門人才，補充不足以期滿足澳門持續發展的需求。不過本人堅信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首先迫切需要盡快整頓我們的高官隊伍、並盡快建立高官問責制和設立人才公平競爭的制度。只有在我們真正擁有一支德才兼備的官員隊伍後，澳門才能萬衆一心創造新的歷史輝煌。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外古今的任何社會都是能者居之、優勝劣汰。在合理公平的競爭制度下，優良的人才才能脫穎而出。不合格的、無德無能的、不被老百姓接受的、跟不上歷史步伐進步的庸官劣吏必須儘快地被更換和被淘汰。

回歸前澳門的中國居民盼望回歸，從而能真正地在澳門當家作主。回歸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中國人和葡國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回歸後澳人治澳了，本來的社會矛盾起了根本的變化。社會矛盾由原來的中國居民和葡國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轉化成澳門居民和澳人治澳政府之間的矛盾。再加上經濟過速發展，社會上貧富差距拉大，因此在本來比較和諧的社會裡出現了資源分配失衡的新矛盾。這種新矛盾促使社會上出現嚴重的仇富和仇貴心態，而這種仇富仇貴心態又促使老百姓強烈要求共用發展成果的訴求，相信這也是加劇澳門社會裡怨氣戾氣充斥的另一主要原因。

本人在澳門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告訴我，澳門的老百姓是非常溫和、理性並十分本份的。即使在目前心中的怨氣和戾氣比較深的情況下，他們在向政府提出意見和訴求時還是相對的克制和理性。相反的，我相信我們的政府必須改變思維、開闊心胸、積極聽取市民的訴求和以真誠的態度接納不同甚至反對的意見。其實人誰無過，政府官員也是普通人，也會犯錯誤。只要知錯能改，虛心接受批評和聆聽不同意見，改正施政中的錯誤，還是能受到老百姓的支時和擁護的。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的有些官員還是弄不明白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員除了是有德有能者外，還必須具備睿智的道理。本人認為有睿智者和愚鈍平庸者之間的差別是，《智者務其實、愚者徒其虛》。“前者”必定擁有廣闊的胸懷，敏捷的思維、敏銳的政治嗅覺。他們一定是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因此一定能積極聆聽民意，坦然接受批評、他們不會把反對甚至不同意見當作洪水猛獸，也不會認為別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或指出他們施政中的缺點、不足，就是對他們個人威信的挑釁。因此他們不可能打壓報復異己，相反地他們會順從民意改良工作、調整政策。而“後者”的自卑的心理令他們惶恐終日，怕別人說自己平庸。他們不懂裝懂、思路異常、心胸狹窄。容不得任何反對甚至不同意見。他們會牢牢抓住“人要臉，樹要皮”這句中國成語。感到權高位重者向平民百姓認輸道歉會令他們失面子，是會影響他們的權威的事。所以他們為了維持一己的面子和權位，不遺餘力地為他們的錯誤尋找藉口，堅持錯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錯再錯。當然不難想像他們這樣的作為又豈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也必然導致老百姓對他們的唾棄。其結果是令政府的施政寸步難行。也因此造成政府在老百姓面前威信盡失、面子蕩然無存的局面。為此我在此斗膽奉勸各級官員們深思其中道理，細細權衡為了維持一己面子和權位這樣一些虛的東西，而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甚至與民為敵之間究竟孰輕孰重。

其實老百姓的心如明鏡，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有桿秤，誰是清官好官、誰是貪官庸官老百姓心中自有評論。不過我想“為官者”最起碼的條件是他們心中時時刻刻裝著老百姓，用愛心同誠意對待每個市民。他們應該是在做任何事時都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真正做到“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我堅信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愛民的好官、清官的國家和地方，老百姓方能過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