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8月11日)

最近我周圍的家人和朋友有的突然生病有的甚至死亡，這不但令我感到悲哀傷感，而且激起我對探索生命意義的興趣。其實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分一秒鐘，和在每一個角落死亡和新生命的誕生都在不斷地發生，人們對這一切早以習以為常。所以雖然我們會為我們熟悉的人的離去感到悲傷惋惜，也會為新生命的誕生感到欣喜，但是不管是悲傷惋惜也好，或者欣喜也好我們會很快的把它們拋諸腦後，回到我們日常生活的軌跡。最近和朋友說起生老病死時發現幾乎每個人都有同感。在年輕的時候如果聽說某某人病了或死了時，往往是聽過就算，總覺得這些都是父母的親朋好友，和我們扯不上關係。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都不約而同地發現自己對死亡這兩個字越來越敏感。特別是由中年轉入老年時，更會感到死亡其實並不是離我們很遙遠的事情。我一直害怕疾病但並不害怕死亡。因為我覺得有生必有死，在生命開始起我們每個人都註定會有死的一日。這是天理循環，無人能抗拒的事實。也因此我覺得在有生之日讓自己度過的每一天都充滿意義就特別重要。但是對我來說我真正開始重視生命，認真珍惜自己的每一天，並督促自己絕對不能虛度年華是在1987年11月27日後。

1987年11月27日對我來說的確是有其特殊的意義的日子。記得那一天我由佛得角飛抵里斯本(由於時差關係，當時在港澳和毛里求斯已是11月28日)。我的一對葡國朋友夫婦在機場接我。當我步出機場時他們告訴我在來機場途中聽到收音機播出的新聞稱南非航空公司一架747客機由臺北飛往南非的約翰尼斯堡，中途到毛里求斯的機場加油前，飛機在毛里求斯附近的印度洋墜毀。全機總共160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無一倖免。我的那兩位接機朋友問我在那一墜毀航班上是否有我的家人和同事乘坐。因為他們知道我的家人和公司的同事經常往返毛里求斯和臺北之間。(當時由於香港沒有飛往毛里求斯之航班，所以由臺北飛往南非中途停毛里求斯的班機就成了我們的首選)。我一聽之下大為震驚，因為我本應在那一天1987年11月27日香港時間晚上搭乘此航班由臺北飛往毛里求斯。我雖得倖免災難，但按照原定計劃，我的一位弟弟其銃應在那班航機上。我請求他們快速將我送去酒店，我一進酒店房間，馬上拿起電話打往其銃香港的家中。電話鈴響了幾響後，我聽到其銃在電話那一邊的“喂！”聲，心中放入一塊大石，相信這是我一生中聽到的最親切的一聲“喂”。原來我於1985年整頓毛里求斯公司後，一直兼任毛里求斯公司的總負責人。弟弟其鋒一直希望我們倆能同時去一次毛里求斯，在當地根據實地考察情況共商公司業務的發展，但是我們相約多次都無法成行，因為要麼是他沒空或者是我沒空。因此在1987年年中的有一天，我們提前幾個月定出1987年11月27日，並預訂了由臺北飛往毛里求斯的南非航空班機的機票。我們也要求我們的弟弟其銃在我們到訪毛里求斯期間也同時在那裡。當時其銃在公司的職務是負責毛里求斯當地廠務，而因為他的家人住在香港，因此他經常往返毛里求斯與香港之間。其實我那次倖免空難，沒有乘搭11月27日由臺北飛往毛里求斯的航班完全是事出偶然。事關在1987年大約在10月初的某一天，我收到澳門經濟司(即相等於今天的局) 副局長Dr. Marques dos Santos外號“黑豹”的電話，盛情邀請我參加由他任團長的澳門工商界代表團於11月22日至11月27日期間訪問佛得角。由於那次訪問佛得角是由聯合國發出的邀請，因此深受澳門政府的重視。由於毛里求斯和佛得角雖同屬非洲島國，但它們是在地球的各一方處於不同的海洋的上。我如隨團去佛得角訪問，那我就根本沒有可能於27日返回臺北乘搭預定航班飛往毛里求斯。因此我婉拒了Dr. Marques dos Santos的邀請。但是在往後的一星期中Dr. Marques dos Santos 曾三次來電，希望我再次考慮接受他的邀請，因為組團訪問佛得角，並由他負責任團長，將會是他帶領代表澳門官方代表團的最後一次。他在澳門經濟局的任職將於12月15日結束。考慮到我曾多次以政府顧問身份，參加由他任團長的和歐美紡織品配額談判遠赴歐美，和他的相處亦相當愉快所以實在盛情難卻。因此在他第三次來電時我接受了他的邀請。我隨即致電其鋒告知他我要推遲行程，其鋒聽了我這個決定後說，如果你不去的話我也推遲行程，我們索性推遲到農曆年春節假期再一起去。但我另一個弟弟其銃因經常需要往返香港和毛里求斯之間，所以我只是知會他我和其鋒都不會在11月27日和他同行，所以他可根據他的工作需求，自行決定他往毛里求斯的行程。也因為這個理由當我聽到空難消息時心中緊張萬分，因為我不知道其銃是否按原計劃乘搭這罹難的航班。聽到其銃在電話中的“喂！”字後，我詢問了情況，原來因為我和其鋒倆都推遲了行程，其銃根據他的工作需要改變了行程。他是於11月26日由毛里求斯乘搭這架飛機飛往臺北，到達臺北是11月27日早晨，他隨之在臺北轉機回到了香港。而這架飛機再由臺北機場飛往毛里求斯時墜毀。我和我兩個弟弟那一次全部倖免災難，純屬偶然和運氣，Dr. Marques dos Santos後來見到我時，還經常和我開玩笑說他是我的福星，他救了我一家三口。

這件往事雖然純屬偶然，但它對我的思想觸動卻十分大。我在慶幸自己好運氣的同時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那一次我真的是和死神擦肩而過。我從那一天開始非常認真的思考生命的真諦。我覺得我們誰也無法可預測在下一分鐘在我們的生命中可能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可以隨時結束。這促使我認識到當我們還活著時，除了珍惜生命外，我們每個人應該思考如何將我們的生活過得更有意義。在歷史上我們每個人都充當著一個過客的角色。即使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慈善家……在歷史上也不會留下太多的痕跡。所以我覺得從生與死的天理循環看生命，不管是權傾天下，或是富甲一方的人和普羅大衆都是平等的。我想人生的幾拾年中，我們每個人應該盡量讓自己活得精彩，做到不浪費生命中的每一分一秒的時間，在離開這個世界時盡量不留或少留遺憾，真正可以向自己說一聲“不枉此生”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1987年11月27日後，對自己在這方面的要求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增長著的。步入老年後，我更有一種緊迫感，老是怕自己餘下的時間不夠用，我總是覺得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要更加珍惜自己活著的每一分一秒的時刻，盡我所能利用餘生為社會作些貢獻。我的母親曾在她50幾歲時和我說，你們都長大成人了，我應該是老了。但是我覺得我心裡和小姑娘時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我還想唱歌跳舞……當時我看著她沒有說什麼，但是我心裡想，都50幾歲了還說沒老？今天回想當時真覺得自己幼稚。今天我早已過了六十，但我心中還是充滿憧憬和理想，我還是和年輕時一樣嚮往生活、熱愛生活。所以說熱愛生命、追求理想不是年輕人的專利，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無論在精力上和體力上都會呈現衰退的情況，但相對的來說隨著年齡增長，人的心智會更成熟，人生經驗也更豐富，所以說社會對老年人應更多關懷、尊重，千萬不要將老年人遺棄和排除在社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