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5月15日)

1973年的春節假期後不久我去香港總公司開工作會議。那天的會議結束後我隨父親赴宴。那天晚上父親在位於彌敦道的金冠酒樓，宴請由北京取道香港回毛里求斯的毛里求斯外交部長Mr. Duval。Mr. Duval本身是毛里求斯著名的律師。中國和毛里求斯建交於1972年4月15日是在Mr. Duval任外交部長期間。Mr. Duval在毛里求斯是一個極富傳奇性的“教父”型人物，他在毛里求斯的政界享有盛名，他領導的政黨主張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好。他主張善待在毛里求斯的中國僑民，也很喜歡交中國朋友。

毛里求斯是一個非洲國家。它是位於印度洋中的一個很小的島國。獨立前是英國殖民地。在歷史上毛里求斯曾被很多歐洲國家侵佔，計稱有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等。由於毛里求斯位於印度洋，和印度的距離很近，所以雖屬非洲國家。但其人口結構卻有異於非洲大陸的國家。在毛里求斯印度後裔佔人口的大多數。人口中還有非洲的本土黑人，也有為數不多的歐洲白種人和中國人的後裔。1968年初毛里求斯宣佈獨立，並加入英聯邦。獨立後毛里求斯的官方語言雖是英語，但是在學校裡除了英語外，法語也是必修課程。而一般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喜歡用法文作為他們日常和人交流的語言。毛里求斯也有他們自己本地的土語（Mauritius Creole）。普羅大眾之間一般用本地的土語溝通。毛里求斯雖然人口稀少、地方細小但是受過教育的人除了會說他們的土語外，都懂英文、法文、甚至印度文。

自從那次和Mr. Duval 吃飯時，聽取了很多有關毛里求斯政府吸引外來投資者的優惠政策後，父親就對去毛里求斯投資設廠開始感興趣。一年後父親帶著我一起去了毛里求斯實地考察。毛里求斯是島國，圍繞一周的海邊都是風景如畫的海灘。適合游泳、曬太陽、潛水和捕魚等海上活動。當時在毛里求斯已有歐洲和南非的投資者投資建立海灘旅館。到海灘旅館的旅客在日間多數在海灘曬太陽和參加旅館為他們安排的海上活動，晚上一般都去賭塲耍樂。因為在毛里求斯除了在海灘的旅館外是別無去處的。由於毛里求斯離開歐洲很遠，來往歐洲和毛里求斯的飛機飛行時間很長，班次又疏落不密，因此來自歐洲的遊客數量不多。當時毛里求斯的遊客主要以南非客為主。除了海灘外，由於毛里求斯天氣一年四季都比較熱。整個毛里求斯有限的土地基本上都是種植著甘蔗。也因此，在當地有些法國人開設了製造蔗糖的工廠。除了出口蔗糖外，當時的毛里求斯沒有其他任何的工業。當地老百姓的生活都很簡單也很貧窮，消費能力也非常低。由於70年代蔗糖廠出口業務不景氣，令本來因為甘蔗種植和收割需時而不能全年都可開工的工廠更是百上加斤。為解決毛里求斯的經濟和人民的就業問題，政府大力推廣向外宣傳並制訂很多吸引外資的政策。

1974年父親在實地考察後，決定去毛里求斯投資設立針織廠，生產出口去歐洲的毛衫。這個決定在當時是非常明智的。因為自60年代中起，歐洲國家大量進口由香港和澳門生產的成衣。由於港澳成衣的價格要比在歐洲本地生產的產品便宜得多，嚴重影響了歐洲各國的成衣和針織業製造廠的生存。因此法國率先在72/73年開始對香港實行出紡織品口配額限制。其它歐洲國家也相繼實行對香港的限制。到了1974年我們都能預感到，歐洲國家對澳門實行配額限制也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如果公司能將輸往歐洲的一部分生產轉移到毛里求斯的話，就能繼續維持在歐洲市塲上佔有的份額。而當時正值歐洲共同體9個國家和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區的40多個國家之間，進行談判並醞釀簽定協定，其內容中有一條是：從上述40多個國家生產的產品增值部分達60%就可自由進入歐洲。這個協定正式在1975年的2月在多哥的首都洛美簽訂了（人稱LOME  Convention）。毛里求斯就是洛美協定中的40多個上述國家之一。當然除了上述優勢外，當時毛里求斯雖然人口只有約100萬，但勞動力還是非常充足，而且是相當亷價也是吸引港澳商人投資的重要因素。

由於當時毛里求斯沒有正規的廠房，父親在毛里求斯開設的第一間針織廠，命名登峰紡織有限公司，設於毛里求斯首都（Port  Louis）的一家三層樓的老式樓房裡。毛里求斯當時約有佔人口總數3%的中國華僑。多數華僑集居在首都，他們多數是廣東的客家人，而且幾乎全部從商。這座三層樓的樓房本來是中國華僑開辦的酒店。由於樓房歷時已久，因此裡面十分簡陋。我第一次進去時真好像回到了澳門位於噶地利亞街的辦公室兼生產工廠的三層樓房。因為它們之間有著十分相似的地方。登峰紡織有限公司初期的管理人員，基本上是由我從澳門的員工中挑選且分批陸續派去的。所以我雖從來沒有長駐毛里求斯工作，但也間接的參與登峰的管理，並和澳門派去的員工保持很緊密的聯繫。但從1978年後我在澳門的公司發展得非常快，我的工作也越見繁忙。在實在無法兼顧的情況下，我逐漸和他們減少聯繫，毛里求斯公司的情況也只能偶然的從公司的董事會上了解到。

在1984年11月底的一次董事會上，一位香港董事在報告公司業務時建議，由於登峰紡織有限公司不賺錢所以想將它關閉。我當時聽後十分著急，因為我心中立刻想起我那些被派往毛里求斯的同事。他們有的在毛里求斯和當地人結了婚。另外有從澳門派去的年輕夫婦，也已在那邊落戶。他們都在那裏生了小孩，且已開始上學。孩子們都沒讀過中文，也很難習慣澳門的生活，如果公司關門，即使我為他們在澳門安排工作，也會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很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因此我要求董事會暫時不要將這個消息透露出去。先讓我抽空去毛里求斯瞭解情況後，再決定關閉不遲。董事會亦同意了我的建議。

我就在那年的聖誕節以渡假為名，隻身經台北轉機抵達毛里求斯。當時毛里求斯除了在首都的老房子裡的毛衫針織廠外，已開設了幾家毛衫針織廠和一家毛紡廠。那裡的總經理就是我來澳門時，澳門公司的總經理謝先生。謝先生離開澳門後，自已在香港開設貿易行，但因貿易行關閉而失業。父親念在他是父親兒時的同伴，又讓他回公司工作。謝先生回公司後開始在香港公司毛紡部任個閒職。1979年時被派往毛里求斯，因為由1975年到1984年是我們公司發展最急速的時期，同事都拼博得十分厲害，公司裡誰也沒有時間顧及毛里求斯公司的運作。在那段時間裡公司因缺乏人手，所以也真的沒有合適的人可以派去那裡坐鎮，也因此將謝先生就派去擔任總經理。那一次。在毛里求斯的同事都以為我是去渡假的。因為除了我到達的那天白天去公司各部門轉轉看看，並和當地的一些員工們聊聊天外，我沒有再在公司出現。不過我不是渡假也沒有空閒著，。每天晚上我都會召集由我派去的和在當地聘用的工齡較長且已熟悉針織行業的員工，來我下榻的酒店向他們瞭解毛里求斯的經濟情況和公司在人力和生產上的情況。

毛里求斯在1975年和1984年的將近十年時間中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的港澳同行紛紛在那裡設廠，同行間的競爭也已相當劇烈。在一個星期的時間中，（當時香港和毛里求斯之間經台北每星期只有一次航班）我仔細地聽取了每位同事們的報告，和他們對公司前途的看法。我也根據我所見和所聽到的滙總在一起，對公司在毛里求斯是否能繼續生存作出了分析和評估。回香港後我主動向董事會請纓，建議馬上由我接管毛里求斯公司。因為我的結論是，我相信登峰紡織有限公司是可以不必關閉的。我有信心將公司做好。

從1984年聖誕假期結束到1985年農曆年假期前的一個月中，我不斷和派往那邊的三位員工蘇樹堅，陳聯燦，黃錦意聯繫，並安排他們帶了毛里求斯的公司資料回來開會。在農曆年前的一個星期我帶了我的弟弟其銃和另一位同事飛往毛里求斯。其實那次我再去毛里求斯時心中已有一套重整登峰針織有限公司的想法。當時毛里求斯雖然已不像我們十年前去開廠時一樣毫無競爭，但人力資源還是充足的，而且歐洲市塲對我們公司產品的需求也還是十分大。所以根本不用擔心接不到訂單。我認為有了市塲和人力資源的保證，只要管理跟得上，和保證在生產數量和產品質量這兩大環節上不出問題，公司是沒有理由無法繼續生存且一定會賺錢的。當時令我擔心的倒是，謝先生去了毛里求斯管理公司後，除了沒有吸取在澳門工廠管理失敗的經驗教訓，沒有認真在管理上下功夫，任由員工自生自滅外，最要命的是他拒絕和政府打交道。他親口告訴我說﹕“我和那些黑鬼、印度鬼沒什麼好說的”。我對他的見解真可說是啼笑皆非。毛里求斯的政府從總督、總理開始基本上都是當地的非洲人或印度人後裔，官員和公務員中只有極個別的是歐洲白人後裔。不願和非洲人和印度人打交道就等於不和當地政府的絕大多數的官員和公務員打交道。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儘管我們公司在毛里求斯的規模已比較大，投資也不少，但是到政府部門辦任何事都是，要麼是行不通，要麼是拖很長時間才會辦成。因為這個原因，當我再次抵達毛里求斯的當天早晨，一到政府開始辦公時間，我就打電話給已任毛里求斯副總理的Mr. Duval要求去拜會他。雖然已經十年沒有見過Mr. Duval，但他還很清楚地記得我，並立刻答應接見我。15分鐘後我就到了位於首都Port Louis的毛里求斯政府大廈。我和Mr. Duval寒暄一番後，向他介紹了我們公司在毛里求斯的情況。我並要求他幫我約見總理。由於我們公司員工不少，所以Mr. Duval說雖然他不認識我們公司在毛里求斯的負責人，但他早就知道我們公司的一些情況。他也立刻帶我到位於同一幢大廈的總理辦公室，親自將我介紹給總理。那一次我也是住了一個星期，在一個星期中我分別拜會了中國和法國駐毛里求斯的大使（當時我是法國駐澳門的名譽領事）。在毛里求斯，中國和法國是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回香港前一晚，我宴請了總理、副總理、工業部長、勞工部長和其他四位政府部長。並邀得中國和法國駐毛里求斯的大使作陪。從此公司和當地政府官員之間的溝通管道開通了。這一個星期在毛里求斯我為公司後來在毛里求斯的投資和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那一星期中，我除了向政府推薦介紹我們公司外，還著手整頓公司的管理和生產。我將管理人員重新分配工作崗位，並著手在居民集中的地點開闢新的生產點。我亦制定了分批派遣管理人員來澳門的工廠學習技術和管理的計劃。我安排員工培訓的目的，除了要加強他們的管理技能和生產技術外，更重要的是讓那些在毛里求斯當地招聘的員工瞭解在港澳的兄弟公司的規模和實力，藉此增加他們對公司的歸屬感和信心。那次回香港時我將謝先生一起帶回了香港，我為他在香港公司安排了一間辦公室，任命他為登峰紡織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我告訴他公司會永久支付他的工資，但他不須再回毛里求斯參於日常管理。謝先生在幾年後移居美國，並在美國去世，但我們公司一直遵守諾言，一直支付他的工資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年後我赴上海邀請畢業於上海紡織大學（以前稱華東紡織工學院）的妹妹其瑛一家赴毛里求斯參與公司管理。其瑛和她的丈夫在澳門接受8個月的培訓後，在毛里求斯定居，並擔負起登峰紡織有限公司的管理責任。他們把登峰管理得很不錯，公司也每年都賺錢。自1988年起我再次脫離了登峰紡織有限公司的具體生產管理工作。

自次以後我對登峰的情況的瞭解都是從我妹妹其瑛處獲知。1997年其瑛一家移居香港，我也因為工作繁忙，而不再過問集團下任何公司的管理工作，當然對毛里求斯的公司的情況就更不知情了。到了2004年據說因為隨著全球性紡織品配額制度的取消，再加上毛里求斯出現了嚴重缺少工人的情況，因此登峰紡織品有限公司也最終被關閉了。我再也沒有踏足毛里求斯，我的那些員工也都已經不再年輕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過著比較安逸的生活。現在，我雖然和毛里求斯完全沒有了任何關係，但我的這一段人生經歷和毛里求斯還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美好回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