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輕時，最讓我難忘和刻骨銘心的往事，就是我寫的【告全體澳門針織廠的員工】。 1968年來澳門時，我父親把澳門針織有限公司交給我了。但是父親交給我的是面臨倒閉公司。當時的總會計師把虧本的當作盈利算，所以我父親不斷地把公司擴充。我接手時候澳門針織有限公司已有多間針織廠，並有著超過1000名員工。但當時公司無論在管理上和資金周轉問題上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公司是幾近頻臨倒閉的。在公司最緊張的時候，1970年初父親找來友人香港永南製衣有限公司老闆周文軒先生注資公司，公司情況因此得以緩和並暫時度過難關。我那時年紀不到30歲的時候，已經自動當上了公司的總經理。

 

1969年初，父親去歐洲接生產定單。他在德國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上很興奮的告訴我他找到一個大客戶，可以給我們公司批量較大的定單，問我是否有可能生產並準時交貨。當時公司的生產效率特別低，我看著父親的來信，心中十分著急。因為公司那時的規模雖然不算小，工人也不少，但是就是生產效率特別低。眼看著父親好不容易能接到的定單，可能也只能是“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但是如果公司在三月底前不接足那一年旺季（旺季指的是6、7、8、9月）的定單，一過了三月份就接不到單子，那就意味著旺季開不足工，到了淡季就更沒戲。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的話，公司就會虧蝕得很厲害。到那時公司就可能真的要關門大吉了。當時我對管理公司沒有絲毫經驗，對毛衫生產更是一竅不通。但為了公司和自己能在澳門生存，我必須將單子接下並按時交貨。

 

我下決心立刻整頓公司。說實話, 我當時心中對整頓公司一點頭緒都沒有，也根本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著手。因此我決定到公司屬下每一個角落，找尋生產效率最低的部門，查找其原因並想辦法解決。在接到父親來信後的一星期中，我每天到各間工廠打轉，我深入公司的每一個部門瞭解情況，具體觀察每一個工廠的運作。

 

我的辦公室位於噶地利亞街，離我辦公室最近也是公司屬下最大的廠就是位於青草街的澳門針織廠。澳門針織廠是位於當時澳門的第一座工廠大廈中。工廠大廈總共五層，每層面積約六百平方米。地下是工廠的包裝和裝箱部。二樓是工廠的後整理和燙衫部。三樓，四樓是織機部。五樓是縫盤，補衣的後整理部。當時在工廠工作的工人都是很年輕的小伙子和小姑娘。我記得我到澳門任職後第一次進入三、四樓的織機部時，被織機部的骯髒混亂嚇了一大跳。三、四樓織機部的窗上都裝有一個個小孔的鐵絲網。地上到處都是碎毛碎和油漬。樓層中間有大約面積為三百平方呎的裝滿毛片的大鐵籠子。我詢問廠長為什麽在窗上用鐵絲網，我得到的答復是，因為在那裡上班的小青年特別調皮。在沒裝鐵絲網之前，經常伸手從窗口向街上灑機油，令在我們工廠門口兩旁擺賣的蔬菜檔小販為此血本無歸。更離譜的是有一次工人們抓了一隻小狗從窗口丟下去，嚇得在馬路上行走的行人半死。那個大鐵籠子裡都是工人用好原料織成的毛片廢品，本來織機工人織了毛片縫在一起就是毛衣。奈何工人們織的都不符合規格，等公司付完工資後才發現無法縫在一起，因此只能報廢。那個鐵籠子裡的廢毛片也越堆越多。在那個時期澳門針織廠織機部被稱為公司的“紅蕃區”。公司裡的員工如非必要是不敢進去的。我也是每次進去都提心吊膽，生怕挨他們的打。但為了公司的生存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改革，並且從當時最典型的無紀律，低效率的“紅蕃區”著手。

 

有一天快下班時，我找來了當時由香港來澳門的老師傅陳友樹先生討論“紅蕃區”的問題。陳友樹先生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時已經拜師傅做毛衣織機工人。父親派他來澳門開廠後在澳門定居。並由他授徒教藝，他堪稱澳門針織手機的祖師爺。陳友樹先生為人十分忠厚老實，也特別怕事。當我和他商量怎麽著手澳門針織廠織機部整頓以便提高生產效率問題時，他除了搖頭就是嘆息，說對這班徒子徒子徒孫毫無辦法。那天我和他談了好幾個小時，我們仔細查看研究了所有的工人的工卡，根據上面記載的工人的生產數量和所得工資情況，挑選並擬定了三十多個生產效率最低，最不守紀律調皮搗蛋的工人名單。

 

第二天我把就在“紅蕃區”做織機工人的工會代表林炎榮先生請到我的辦公室，我將我準備把這三十多個工人從工廠開除出去的想法告訴了他。林先生聽後說他絕對不能同意我開除工人，但我告訴林先生，公司正面臨著破產倒閉的危機，我已下定決心整頓公司，但在開除不守紀律的工人時，如果工會站出來維護那少數不守紀律、不事生產又影響其他工人正常工作的工人，可能會導致所有公司的工人失去生計的機會。我也告訴林先生，我不需要工會出面或配合，我因為尊重工會，所以才在我行動前告知他這個事實。但我保證我不會開除任何一個守紀律的工人。林先生當時是“紅蕃區”裡的一名織機工人，我相信他對廠裡的情況比我還要清楚，他應該知道我的做法是讓公司繼續生存的唯一辦法，因此他最後雖然沒有明確地說他同意我開除工人，但他也沒有表示強烈的反對。不過他希望我能盡量縮小範圍。我當時也欣然地答應了他的要求。

 

那天晚上，我在家裡用毛筆寫了一張告示：【告全體澳門針織廠的員工】。這一張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張告示。告示上寫著的是，為整頓廠風，從即日起榜上有名不准進入工廠。第二天一早我到工廠門口，把這張告示貼​​在大門外牆，讓廠長，陳友樹先生和另外一個老師傅站在工廠大鐵門裡面，我獨自站在開了僅只能讓一個人經過的門外，等待工人們的到來。上班時候到了，工人們陸續到了。

 

我讓榜上無名者一個一個的進入大門。工廠的開工鐘聲一響，我就吩咐門工把大鐵門關上，不再讓任何人出入。當時在門外聚集的是榜上有名被拒之門外的三十多名小青年在門外大聲吆喝鼓譟，並曾多次威脅我說他們要衝進工廠大門。當時的我就一直站在大門口。我告訴他們要衝就從我身上踩過去。今天除非我死，誰也別想再進工廠。我和門外的工人爭持了大約半小時，工人們的情緒逐漸平復，鼓譟的聲音也慢慢變小，並在最後停下。他們中也有工人要求我讓他們進去，並保證以後一定遵守廠規好好地工作。

 

我對那班小青年說，既然我貼了告示，我是不會讓你們再進工廠的。但如果他們平靜下來了，可隨我到噶地利亞街我的辦公室，好好的談論他們的未來。其實當時調皮搗蛋的都些小青年，他們並不是什麼壞分子。他們跟隨我到了我的辦公室。我們坐下後，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願意，我可以將他們組織起來，由他們自己推選一個負責人，我借針織機給他們的負責人，負責人需另租地方，由我給他們定單，我在給工人的計件工資上加30%給負責人。而公司只和他們的負責人交易，他們的工資和一切開支由他們的負責人負擔。我和他們在那天談得很順利，第二天我就和他們簽約並發出機器。澳門的外機山寨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由那天開始起澳門的外機山寨在澳門旺盛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可在澳門各處見到織機的外發山寨工場。我整頓公司的第一步就這樣跨出去了。那以後公司的面貌就徹底的轉變了，我們順利的拿下了所有的定單，從此令公司在澳門也站穩了腳。

 

每每回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自豪。從那件事情我的體會是，天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是沒有做不到的事的。辦法必需是要靠我們自己想的，而路也是要靠我們自己走的。只要我們努力，我們的命運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