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3>

陳坤耀校長上任之後，「博士化」政策雷厲風行。另外陳校長首創將Liberal Arts Education譯為「博雅教育」，至今這個名稱廣為流行，似乎每間大學都在提倡「博雅大學」了。對於何謂「博雅教育」，以後屢有爭論，至今也人言人殊；不過，我曾在一個社交場合，問陳校長甚麼是博雅教育的問題，陳校長答以：「讀書要博、做人要雅，就是博雅教育了。」我想這個是最淺白而精要的定義了。「博士化」 政策的推行，其道理也是不言而明的了。80年代後期，在眾多的教員內，社科院的博士只有兩位，加入了UPGC之後，以及評審成功之後，工資增加了，競爭劇烈了，顯然教員學歷也需要提高了。

第三階段的發展，是在千禧年(2000年)之後。明顯地，嶺南在加入UPGC/UGC後，其發展不得不受他們之影響及規範，例如：每若干年接受規定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Quality Audit Cycle，以及Institutional Review等評審，就變成例行公事了。撇開具體的UGC政策，90年代中末期開始，香港的高等教育受到兩大理念影響：就是「市場化」 (Marketization)及「行政規範化」(Bureaucratization)主導，這兩個趨勢至今未止。

受到90年代初以來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影響，受政府資助的大專/大學院校，不得不引進「市場化」的概念。在98年的經濟危機後政府也趁機在公務員體制中引入「市場」，以便減財政上的負擔。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大為風行，其中最為明顯的政策，是大學教職員的薪水職級表和政府公務員的薪級表脫勾；由大學自行（其中一個重要標準是市場因素）決定；其次是學生自資副學位計劃的制定及施行；其後更發展到自資學士學位的設立以及一年制教學式碩士學位遍地開花等等。

「行政規範化」的一個指標，就是對各間大專/大學學者的研究 (Research)及教學要求的規範化以及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大學是探索及傳授知識的中心，但是探索的過程及結果應該有客觀的判決標準；同時，社會對大學透明化的要求，以及大學本身的急劇膨脹，在在要求大學管理層對大學教員的表現有客觀化及標準化的評核準則；於是「量化評核」(Quantitative measurement)，應運而生。多年來我自已也是研究及教學的前線工作者，當然知道這些量化標準的缺失 【註一】。研究成果的量化標準，可以根據出版的學術性刊物的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以及出版社的水平及知名度作為標準，但是教學的質量是否可以量化呢？卻大有爭論的餘地。事實上，教學所付出的熱情及心血是否可以量化，質疑的人大有人在。現在純粹由學生評核教授的做法，顯然不是理想的做法。在這方面，相信所有的大學高層必須正視，予以改善。不過，無論如何，這兩個理念的主導作用，在高等教育必會持續下去，個別的大學只會在實施上有所調整。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