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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思集
從全球化到本土主義 (之三)
王耀宗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糸
榮譽教授
2018年1月20日

  學術界公認,近代世界有三次民粹主義代表性的運動。第一,是十九世紀末,美國西南部人民黨反對壟斷資本的激進運動;第二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知識份子的「到民間去」的鼓動農民革命的命潮;第三是二十世紀中葉,阿根廷的貝隆推動的「貝隆主義」運動。而現在西方出現的右翼(主要)及左翼民粹主義可能是第四次民粹主義的社會運動。

  一九六七年,英國著名學者歐納斯‧基納(Ernest Gellner)曾經組織一次學行會議,專門討論民粹主義的含義,以期盼學術界能夠取得對於這個概念的共同標準。但是,結果並不理想,學術界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仍然分歧。各種定義及解釋紛陳,例如以下的例子:

l   民粹主義是地域性團體對抗全球化的潮流。

l   民粹主義是留戀過去,用古代價值對抗現代性。

l   民粹主義是小生產者對抗大規模生產者的行為。

l   民粹主義主要指一些權力精英面對挫敗時,煽情廣大群眾,造成社會運動,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l   民粹主義主要實現直接大民主,反議會民主;排斥移民;

l   民粹主義反對經濟不平等,反對知識份子,反對金融精英。

l   民粹主義運動的領袖者的特點是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個性等等。

這顯示出學術界似乎還未找到一個簡單而精確的定義,來界定民粹主義。

  同樣地,本土主義也是頗難界定的;在文化人類學,有一個概念叫「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像一個個人一樣,一個種族有自我保護及延續的需求,這種需求是天生的。民族主義及本土主義可以說是這種「我族中心主義」的派生概念。「我族中心主義」是生物性的,而民族主義之興起,與民族國家的建立並生,而民族群眾的誕生則假設一個政治社會的存在(political community),這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產物,民族主義是近代的產物。民族國家以疆土為界,劃地為牢;一個民族國家可以是多民族的,世界各國互相移民,因此世界大多數的國家是多民族的,單一民族如日本,是極其罕有的。

  本土主義亦有自我維護及存續的含義,實超越了社會習俗及政治性的意義,更有文化心理的含蘊,特別是對某一個原居地的「認同感」(Identity)而言。心理學上有「認同感危機」(Identity crisis)之說,但「認同感危機」則表示人們在一個迷茫混亂的狀態,失了導向;相反地,本土主義者具有極其強烈的認同感,特別是拒外、排外的心態。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是個商埠及轉口港,中共建政之前,與中國大陸交通無阻,直至一九四九年後,才設立海關。五十年代以後,才開始本土工業化,六七十年代工業多元化,採取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慢慢成為製造業中心,蛻變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八十年代,工業轉型,香港邁向金融中心之建設;九七前後,已成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除了極少數的奢侈品後,香港基本上是不設關稅的,成為金融中心之後,資本進出也沒有限制。這樣,從頭到尾,香港本身就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作為國際化大城市,全球化根本不可避免。九七之後,雖然經過兩次經濟及金融危機,但香港仍屹立於世界金融中心之列,足以證明,全球化之潮流有利於香港的發展。然而,緣何香港竟有本土主義的社會思潮及運動之興起?

  九七年香港大限問題,中國以「一國兩制的政策解決。回歸二十年,大致上「一國兩制」的政策可以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三年之「沙士」爆發年。此一階段,北京為不干預之階段。一方面,由於亞經濟崩潰,香港經濟遭遇重創,樓價大跌,負資產者比比皆是,二〇〇一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星建築物受恐襲而倒塌,引起舉世震驚,跟著「沙士」為患,香港經濟步入蕭條。雖然,一九九九年的第一次釋法,以及二〇〇二年董建華引入「高官問責制」,公務員體制實行多年來大改變化,已預示大改變時代之來臨。二〇〇三年,港府立法二十三條而不成,五十萬人上街示威反對,董建華政府遭到重創,埋下他下台的伏線。自此,北京政府改弦更轍,改變不干預的立場,是謂第二階段。趁著香港受到「沙士」創傷的疲困,北京以協助香港恢復經濟為名,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在貨物、服務業和貿易方面,促進兩地的經濟融合。另外,推出自由行計劃,為方便內地居民到港旅行以及刺激香港經濟復甦;深圳更推出「一簽多行」計劃,令訪港內地平民迅速冒升,二〇一四年的統計,訪港旅客達4720萬,估計超過四千萬是內地人。試問,以香港彈丸之地;如何應付這麼大的旅客群;而在政治上,干預也甚明顯。二〇〇四年以及二〇〇五年人大常委會兩次釋法,否決香港「雙普選」的落實;二〇一〇年,民主黨幾經艱辛和中聯辦經過協商,達到二〇一二年政制普選向前踏進一步(立法會增加10席,5席直選,5席功能間選;5席間選變成超級議席,而特首選舉委員由800人增至1200人等等)。

  在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步步融合的壓力下,本土主義論述及運動遂勃然而興。與此同時,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七年,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的拆卸,以及二〇〇九年廣深港高鐵的立會撥款會議令港人意識到「香港人身份」正不斷被磨蝕,而二〇一二年暑假,反國民教育計動的出現更反映了港人強烈反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現象。更為象徵性的一點,是在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的七一集會中,一些年輕人公然舉出了港英殖民時期的「龍獅旗」遊行。

  本土主義的情意(Sentiments),早在七十年代已出現,例如七十年代開始廣東歌的流行,八十年代香港的功夫更名揚世界,與此同時,香港亦是製造業及金融業的中心,香港更以自己的法治及人權的傳統我以自豪。在英治時代,這種本土主義的情意是不自覺的,是隨機而生的,而且與身份認同無關的。只有在九七之後,本土主義才變成自覺的,有意識的甚至是知性創造的,並且和身份認同密不可分了。

 

  如前所述,全球化是一股客觀的不可控制的經社政力量,英美及歐洲的「民粹主義」是回應全球化的過程而產生,民粹主義可說是本土主義的一種。不過,外國的本土主義和香港的本土主義土壤及生態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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