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制度有五大系統：黨、政、軍、人大和政協。每年3月初，政協和人大會議先後召開，合稱「兩會」。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優化和與時俱進的產物。世界各國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各具特色，只有差異，沒有優劣之分。
簡單來說，中國的政治制度，是自1840年受到外力衝擊開始，尤其是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逐步衍生出來的學習型思維的產物，從理論指導，實踐方法，政府架構和人文社會四個方面都在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糾正錯誤，優化改進。今天我們看到「兩會」有紀律，有效率地進行，既有莊嚴肅穆的儀式感，亦有議政立法的高效能，其實來之不易。關鍵是不斷地學習和實踐，不斷地改進和優化。這個帶根本性的思維模式，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於抗日戰爭期間在延安的窯洞寫出的「實踐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國家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基本指導思想，不斷摸索，不斷改善，不斷前進。
「兩會」是先有政協，後有人大。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於1949年，人大會議籌備了5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在1954年才召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逐步調整步伐，如今政協和人大「兩會」召開已達成一致性的有效互動，每年的3月初，政協先行召開，人大隨即跟進，確保施政和立法的高質高效。今年的「兩會」已是第十四屆，每5年換屆。今年正是換屆之年，國務院將會出現新的領導班子。
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式現代化的模式，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兩會」的運作模式，系統和體制，證明行之有效，適合中國國情，但它不可能是放諸環宇四海而皆準的制度。中國不要求我們的「兩會」制度有全球的廣泛適應性，絕不會把自身的政治制度強加於任何其他國家，不會輸出「兩會」的制度，只供參考就得。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模式的分析，包括張維為，潘維，龐中英，基辛格，亨廷頓，姚洋和葉國華等學者的闡釋，可以概括地認為，「兩會」體制是立足在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時代新解，綜合採用過去500年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文明的精華建設，去蕪存菁，歷經183年連續七八代中國人的努力（以25年作為一代計算），積累了實踐試錯和改良轉進的經驗，不斷努力轉型後的成果。尤其是在中央的集中統籌和領導之下，過去45年來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寶貴經驗，經濟建設成功，基礎設施健全，人民生活改善，社會穩定繁榮，全國範圍脫貧，「兩會」的運作益發順暢，取得新時代政通人和的局面，實在來之不易。中國以無可辯駁的客觀現實和成績，證明「兩會」運作模式合情和合法的合理性。在這個基礎上，中央領導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不停步，奮進永遠在路上，繼續優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管治模式，將視野拓展到環保綠色，可持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以至人類和自然物類命運共同體，帶出地球前途觀和文明發展觀。
「兩會」作為中國模式，貫徹始終的是認為中國自身是一個學習型的國家，不斷吸收各種不同的理論，將好的東西吸納為我所用，變成中國人自己本身的東西，貫穿五千年中華文明發展起來的，是「兼容並包，求同存異，謙遜尊重，與時並進，融和取次」，是「學而時習之，過則勿憚改」的本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國通過「兩會」互動合作的政治體制，有異於美國的眾議院和參議院，和英國上議院及下院的運作模式也有所不同，各有其獨特國情和制度發展背景，不能夠簡單地說孰優孰劣，更不可以單方面地自以為自己的一套才最優越。美西方經常誣蔑中國的「兩會」體制是專制獨裁，認為「兩會」是投票機器，因為沒有議會內的對抗和辯論。其實不論是有意或無心，不論是古惑或無知，這些言論都是嚴重的中傷和誤導。可惜大部分港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未必懂得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兼且因為社會經驗和人生經歷尚淺，往往簡單而膚淺地誤以為美西方所說的一套才最正確，而中國不論做什麼總之都不對。這是長期以來中國缺乏話語權和敘事權的結果，十分偏頗，細思極哀。
為了普及對中國政治制度，中國體制和中國模式的認識和理解，筆者認為其實綜合起來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看得清楚。第一，中國吸收了歐洲啟蒙運動尤其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人文科學理論，強調自由和友愛，民主和開放；第二，中國吸收了市場經濟的精髓，包括私有制資本主義理論亞當史密斯和凱恩斯的微觀和宏觀經濟理論；第三，中國吸收了馬克思社會主義有關公平，公正和均富的基本原理，以此作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指導思想；第四，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從清末自強運動和維新運動以來，在抵抗被殖民，被奴役和被分裂的過程中，追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嶄新出路，既不是墨守成規，也不是全盤西化；第五，中國堅持科學發展觀，與時俱進。21世紀新時代的今天，對中國制度的自信有跨越性的思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學習，不斷摸着石頭過河，不斷勇敢嘗新試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試點先搞，以循序漸進的推廣方法，行之有效，不斷調整，創新和推廣。實踐的績效如何，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國在政黨，政府和軍隊三大系統之外，還有人大和政協這兩個重要的「兩會」系統。這些系統分工明確，且協調統一。「兩會」是向黨政系統提供支撐的兩翼，可謂雙翼齊飛。
政協反映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以政治黨派，利益團體，產業組織，不同界別為組成核心，有廣泛的群眾集體代表性，而不是個人化的中心，不是「一人有一個中心」。
人大反映多元化的政黨結構，執政黨代表全民利益，有責無旁貸的先鋒作用，領導及聯繫其他各自有其側重點的政黨，授權國務院從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層級通過政府機關依法施政。
人大是先從地方到中央再從中央到地方（省區市）一個上下流動的垂直型民主體制，負責各級政府的立法和施政。政協同樣有相應的四級建制，負責協調和建議，監督和問責。「兩會」共存相依的政治制度和權力分工體系，本質上是屬於精英民主制，是分層級的有秩序的普及體系，同是也是通過基層民主向上聯繫匯聚，一個分層級的有秩序的集中體糸。
不少港人只簡單地認為「一人一票」以選票為基礎的選舉制度才是好制度，其實大謬不然。中國規模宏大，人口眾多，要充分照顧到各方面的不同利益，惟有通過友好協商取得共識妥協，互相照顧取得最大公約，此外別無其他有效的管治辦法。從2013年第十二屆「兩會」開始，會議舉行期間每天都有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通道，讓中外傳媒向委員代表們自由採訪，涉及的話題多種多樣，涵蓋的範圍既廣且深，圍繞着國家大策和發展規劃侃侃而談。
一年一度的「兩會」，不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利用來爭取選票的場合，而是和全國人民溝通的制度化的機會，做到集思廣益，兼容並包，求同存異，謙遜尊重，與時並進，真正發揮一個成熟的民主代議政治體制應有的作用，才有真正充分發揮高質素的全過程民主的可能性。
我們只要細心觀察就可以看到，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兩會」自身不斷與時推進，堅持改革開放，代表性不斷調整和提升，匯聚全國的知識精英。本屆的「兩會」於3月13日將正式閉幕，筆者建議港人多花點時間在本周之內多關心「兩會」的進程，因為這是了解國情的絕佳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