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环法自行车赛手都发懵的多山国家，它地域狭小，贫穷不堪，主要经济作物就是香蕉，当地人不仅把它当主食，也用它来做啤酒。

在布隆迪，要把香蕉从郊区的香蕉园运到啤酒作坊，往往需要辗转几十公里山路，而对于一般人来说，汽车别说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养不起，香蕉运输就成了个麻烦事儿。

一筹莫展之际，价格实惠、载重量大、还不挑路的中国造二八大杠自行车完美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二八大杠就是指车轮是28英寸的大横梁自行车，这种车又重又结实，9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这种经典款式，只是现如今在国内已经难觅身影。

但是布隆迪人从“倒爷”们那里低价收购了不知几手的二八大杠，简单捣鼓捣鼓，哪怕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但只要能上路就行。

于是，这种已经在中国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式自行车，在非洲重新焕发了第二春。当地人把三四百斤的香蕉往二八自行车的后座上一放，用绳子一捆，沿着蜿蜒的山路就往啤酒厂一路飞驰，这么大的负重不仅是对骑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自行车质量的考验。

要知道，后面驮这么多的香蕉，下坡时速可以高达80公里，这过程中，一旦刹车就很有可能人仰马翻就地升仙。

而在上坡的时候为了省劲，他们喜欢挂在卡车后面搭“顺风车”，只要抓住一旁的大卡车借力，不用脚踩就可以上山，所以在布隆迪街头，每辆卡车后面都会挂着一溜儿自行车。

这帮“跟屁虫”侧身坐在大杠上，以便在遇到危险时能随时跳车，由于视线全被卡车挡住，他们必须熟记路上的每个坑和弯道的位置，在紧抓卡车的同时避开路上的坑。

这简直就是给死神下战书，正是因为每次运输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这些人被称为“自杀香蕉人”。

尽管危险，但是在布隆迪几乎70％的人日均收入还不到1.25美元的情况下，骑手们一天一般能赚大概1.8-3美元，所以冲着这收入，很多人为了生计还是不得不干。

这二八大杠在布隆迪不仅能拉货，还能用来载客，两轮出租车在街头也照样受欢迎，可以说，二八大杠的所有功能都被这帮非洲兄弟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当这个几乎消失在国人记忆中的“中国制造”，在异国他乡承载起当地人的致富梦时，是不是能勾起我们那段尘封的回忆呢？

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内寒风凛冽，16岁的溥仪满是好奇地试着登上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此时的溥仪刚刚完成大婚，虽然已经退了帝位，但他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享受着皇帝般的生活待遇。

这辆自行车是溥仪的堂弟溥佳特地送给他作为新婚礼物的，这可是当时整个京城贵族们最热捧的新鲜玩意儿。一直身在深宫的溥仪以前从来没见过自行车，一下子就被这辆带横梁的自行车深深地吸引了，他也不听老太监和宫女的劝阻，只要有时间就骑上自行车溜几圈。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对溥仪骑自行车很是不满，陈宝琛认为溥仪身体尊贵，要是骑车摔伤有个三长两短事儿就大了，所以极力劝诫溥仪不要骑车。年轻的溥仪哪里肯理会陈宝琛的话，刚一学会就骑着车在宫里到处溜达。

▲在宫中学骑自行车的溥仪

1923年6月27日，紫禁城里的建福宫突然起了大火，火光几乎照亮了整个紫禁城，建福宫和附近的静怡轩、积翠亭、延春阁等地悉数烧毁。火灾后，溥仪没有急着叫人重建宫殿，反而是在清理完之后建了一个简单的运动场地，为的便是能在这里骑自行车。

可是这皇宫不比民间的胡同，宫门的门槛都挺高，为了能在紫禁城里骑得更自在，溥仪竟然命人把宫门门槛都给锯掉。

锯下来的门槛并没有扔掉，而是在两端安上了榫头，门框凿出了卯眼，夜里关门时便可放回原处。所以现在去故宫游览时，细心的游客就会发现宫门下这种活动的门槛。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他在故宫自在骑车的生活也一并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迅速开启。

其实，作为舶来品的自行车，早在1868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只不过那时只是一种人坐车上、双脚踮地引车而走的玩具。而到了192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现，除了行人、人力车之外，马车、轿子、骑马者全都消失于街头，自行车以仅次于汽车的数量成了人们更常用的代步工具。

▲1934年，复旦童子军自行车队在绍兴的留影

尽管国内自行车在变多，也有一些国内厂家能修理和生产部分零配件，但当时主要还是依靠从西方国家进口，即便是整车组装也得靠进口零件。1936年6月开始，日本商人小岛和三郎由北往南，先后在沈阳、天津和上海办起了自行车整车厂“昌和制作所”，主要生产26寸的“铁锚牌”自行车。

其中，坐落在上海东北角唐山路的昌和制作所，成为上海第一家自行车生产厂，抗战胜利后，厂房被国民党接收，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有限公司上海机器厂”，开始生产“扳手牌”自行车。

1949年6月1日上海解放后，我军代表接管工厂的第二天，就全面恢复中断了近一年的生产，工厂又更名为“上海自行车厂”，从此彻底开始走上一条新路。

这就是上海永久的前身，二八大杠传奇的诞生地。

为了跟过去划清界限，上海自行车厂决定放弃原有的“扳手牌”，把新商标暂定为“熊球”牌，商标图案是一只北极熊站在地球的顶端。但是，厂里考虑到“熊球”牌图案中的北极熊能让人联想到苏联，鉴于中苏的特殊关系，几经讨论，反复酝酿，最终在1951年决定采用“熊球”的谐音“永久”作为商标名称。

在最终定稿时，商标增加了“永久牌”三个红字，这就是永久自行车的第一版商标。

自行车外表看似简单，但要想做好可不简单，要知道一辆车光零部件就有两百多种，更别说要做这些零部件还需要上千道工序。当时，国内自行车零部件的规格品种和螺纹配合采用的都还是英制，自行车厂家在产品设计、规格尺寸等方面还都是各自为政。

各厂生产的零部件难以互换，零件厂、配件厂和整车厂之间很难协作，极大限制了国内整个自行车行业的发展。

1955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将制造标定车的任务交付给了上海、天津、沈阳三家自行车厂。标定车意味着什么？标定车就是标准定型的自行车，有了标定车就能实现国内各厂家自行车零部件的互换和通用。

接到任务后，上海自行车厂从技术、物资等方面做了大量试制准备工作，制造成功10辆样品车，全部达到设计要求。

1956年12月，“永久牌”自行车的标定车正式问世。该车采用公制统一了各零部件名称和产品设计规范，还明确了产品质量的统一要求，这意味着中国自行车产品设计和生产技术开始步入正轨。

▲我国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公制标定车

这辆标定车用1000多道工序、230个零件、416份技术文件，铸就了中国自行车工业走向崛起的里程碑，而它还有着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名字——二八大杠。

那个时候，农村到县城通常每天只有一班公共汽车，还经常因为天气、路况、车况等种种原因停运，所以有了自行车就意味着生活圈的大幅扩张。这农村，相比起在城市中作为代步工具，能载重帮忙干农活的才是好自行车，况且当时农村的路况很差，土路坑坑洼洼，雨天烂成粥，晴天硬如铁，在这样的路上长时间骑行，车子质量差可完全扛不住折腾。

1962年5月，为了满足广大农民朋友的需求，上海自行车厂对车架、前叉、车把、车架等13种部件重新设计，同时增加了保险叉和工具袋两个部件。为了检验新车的舒适性、制动性等性能，厂里组织好几个部门进行专门的长距离载重骑行试验。

他们先是在自行车网框里装了30公斤黄沙，后座装120公斤，再加上骑手体重，车的实际载重已经超过210公斤。试验当天早上5点多，天刚刚亮，试骑队伍就骑上负重210多公斤的载重车去了起点曹安路，随后向苏州方向骑行，最终在骑行了将近90公里后到达终点苏州界。

骑行试验结束后，自行车被返厂拆卸，检测每一个零部件的变化情况，当时为了测试轴档、轴碗和钢珠的磨损程度，鉴定室甚至连续忙碌了一个星期。

▲永久ZA51型自行车质量鉴定证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后来，载重车还被带到山西、河北、内蒙古等10个地区，行程千里进行访问、走访，听取各方意见后，进行再改进和再调整，随后很快进行了量产。就这样，一代经典永久ZA51型载重自行车诞生了。

当时人们为了多装货，经常把车后架和车两边的货物码的跟小山似的，骑车人夹在中间，从旁边看甚至看不到人，但即便这样轮圈也不会变形，车胎也压不爆，要是哪天车胎漏气，那肯定是被铁钉子戳破的。

▲永久ZA51型载重自行车

由于皮实耐用、载重大、速度快，ZA51被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足见它在广大农民心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天津自行车一厂的“飞鸽”牌、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凤凰”牌以及青岛自行车厂的“国防”牌等民族品牌的二八大杠，也都迅速发展了起来，火红的二八大杠时代悄然来临。

作为一个优秀的承载平台，二八大杠被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开发出了多种打开方式。1962年12月，上海自行车厂根据邮电用车耐磨、耐刹、耐颠的特殊要求，在ZA51型载重自行车的基础上，把前泥板加长并改为“钢盔式”，前后泥板均喷上金黄的“邮电”二字，车把正中间则刻上邮电专用的标记。

为了方便载货，在直杠大梁下面的三角空间挂上了专用布袋，可以装不少邮件和包裹，还在后轮支架左右各配一个折叠货架，可以在载货时放下，不载货时就收起来。

绿色的二八大杠，绿色的三角布袋和后架两边绿色的褡裢，再配上一身墨绿色工装，这就是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员之一—邮递员的标准形象。每当村头巷尾响起那响亮的车铃声，人们就会知道，是骑着二八大杠的邮递员送来了他们翘首以盼的鱼书雁帖。

在那个票证时代，国家为了平衡供需，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七十年代流行“三转一响”的结婚聘礼，其中“一转”就是自行车。那时一辆永久二八大杠售价是157元，而一般工人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块钱，即便如此，有钱没票也买不到。

▲当时购买自行车需要用到的自行车券

谁在结婚时嫁妆里要是有一辆二八大杠，那绝对倍儿有面子，当时有不少新娘就是被新郎骑着自行车娶回家的。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绕上几圈毛线缠起，只有这样的仪式感才能配上堪称奢侈品的二八大杠，对于很多人来说，能骑上二八大杠甚至是件既得意又可以彰显身份的事。

1981年，一辆从上海自行车厂运送到湖北农民杨小运手中的永久ZA51自行车引起了全国关注。那一年，湖北应城县实行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全县涌现出一大批产粮大户，其中就有杨小运。

丰收后，杨小运提出愿意向国家交售两万斤公粮，这可是超出了征购任务的两倍多。而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想买辆永久自行车。为了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应城县委和县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同时做出决定：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都供应一辆永久自行车。

▲喜提上海永久二八大杠的杨小运

湖北孝感地委主办的《孝感报》及时报道了这件事，随后，《人民日报》又进行转载，开始向全国推荐。为了满足农民朋友的需要，上海自行车厂在增产19万辆的基础上，再超产5000辆自行车，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

1981年10月15日，厂长带领有关科室干部和技术人员搭乘长江客轮，把精心制造的1200辆永久车送往应城县，得知消息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通过向应城县送车的实践，杨小运的家乡开始了建立“永久村”的试点工作，所谓“永久村”就是指家家户户都有“永久”车的村庄。

直至1985年底，全国共建成22个永久村，11500个农户成了“永久”村民。二八大杠，成了这场时代变革的见证者。二八大杠真正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交通工具，则要到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才小几百块钱，而一辆二八大杠就得一百多。

一般家庭咬咬牙，要是能买上一辆二八大杠，家庭幸福感就能提上一大截，通常情况是父亲骑车，孩子坐大梁，母亲坐后座，有时后座挤挤还能再坐个孩子，这样一辆车就可以载着一家人，在车轮上享受风驰电掣的快乐。

正因为有了前面那根大梁，坐在大梁上的人就得窝在骑车人的怀中，所以有些谈恋爱的女孩放着后座不坐，就是要坐大梁，为的就是能享受被心上人拥在怀里的感觉。

还有的人骑车喜欢凹造型，比如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骑，或者放开双手骑，感觉自己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学骑二八大杠，是当时小孩子的必修课，但小孩个子小腿短，根本跨不过横梁，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他们学车的热情。

于是，他们双手抓住车把手，开始左脚踩在左边脚蹬上先在侧面遛，一边遛一边掌握平衡，等熟悉之后，就把右脚从大梁下钻进去，蹬到另一边的脚蹬上，半踩半回，也能骑得很快。

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骑着二八大杠卖冰棒的小贩，在车后架上放一个白漆木箱，木箱里用小棉被包着的就是让孩子们垂涎欲滴的各式各样的冰棒。

那时的二八大杠，不仅仅是代步的工具，它还承载着中国人奔向幸福的梦想与希望。

1988年10月26日，在广州海珠桥上，黑压压的自行车大军一眼望不到头，人们摩肩擦踵，人挨人，车挨车，人流密集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当时拍摄的《上班时间的交通》

那时的广州一共有206万辆自行车，作为珠江南北岸市民上下班途经的最重要的交通关口，在早高峰时段，海珠桥上每小时能通过超过8万辆自行车。这一壮观的画面曾一度被外媒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观”，成为新中国城市生活崛起之初的特殊标记。

1993年，中国城市自行车平均保有量达到顶峰，每百户家庭拥有197辆，“自行车王国”因此得名。

但是，辉煌过后便是落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更多了，对交通工具也逐渐“挑剔”起来。

二八大杠曾经最引以为豪的载重大、速度快的优点开始变得黯淡无光，而死重大、车架大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曾经的市场逐渐被新型轻便的自行车代替。

再加上摩托车、电瓶车和汽车逐渐普及，二八大杠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自行车行业从1995年开始，逐步进入下行轨道，许多企业经营亏损。

1996年，永久、凤凰自行车相继退出凭票供应，自行车成为最后一个退出凭票供应的商品。然而即便不用票买，永久、飞鸽、凤凰三个老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也开始逐步下跌。

2000年，永久中央工厂的生产一直处于半停状态，产品几乎都是代工，而凤凰则全部关闭了在上海本地的工厂，曾经辉煌的品牌几乎销声匿迹。在短短几十年间，二八大杠从无到有、从“一票难求”到风靡全国，再到逐渐式微，见证了新中国70年的发展，也见证了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虽然它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2019年10月1日，在共和国70周年国庆的群众游行中，有这样一群身着白色衬衫蓝色长裤的少男们，和梳着麻花辫、穿着连衣裙的少女们。

他们骑着二八大杠，拨动清脆车铃，挥舞红色纱巾，用重返七八十年代长安街的情景再现，唤醒了一代代人的青春记忆。

那一天，回溯的不仅是记忆，更是对当下的珍惜。二八大杠虽已不再，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