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和平六十年

陳增濤

2012年10月22日

在中學念書時，總是相信老師說的一句話：真理自在人心。此後一段長時間，對“真理是自明的”這回事一直深信不疑。到了大學在先師新儒家的薰陶下， 反而一下子開始造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反。用更貼切的話來說， “心即是理”，“求理於吾心”，也就是宋明理學王陽明的中心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是有深刻的影響。其實，連市井的三流九教普通老百姓都覺得最顯然不過的，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一方水土養一方的人。

最近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也是一個小鏡子。其實我也沒有看過莫言的小說，只看過改編成電影由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深深的被電影特殊的畫面震撼了神經。雖然故事描寫的小人物都是上一代的人，我那時候還沒有出生，加上在抗戰時期山東和江南簡直就是兩個世界，不過小人物活生生的追求她的生活確實是人性共通的。有北京老朋友第一時間給我電郵來了莫言的全集電子版，倒非得找個時間先鑽進去看看“紅高粱”的諾貝爾版本不可。接著文學獎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公佈，想不到的竟然不是一個人，而是歐盟。莫言之得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爭論，主要還是中國人自己打自己。在國內就有人批評這個文學獎不能頒發給一個“寄共產黨籬下”的作家。環球時報也寫了社評，代表官方公開出面加入了爭論。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角度，得出來的結論竟然完全相反。一九零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剛上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連我向來覺得自己非常開通的也有點覺得啼笑皆非。但歐盟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卻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名副其實。雖然有點姍姍遲來的感覺，卻是人類追求和尋覓和平的不懈努力的壯舉的肯定。

歐洲不單止人口稀少，版圖也遠遠的比中國小，在西元前一直到二十世紀，都是一個戰火連天的土地。戰國時期在中國歷史是兩千年前的事。短命的秦王朝之後，主流歷史基本是一統的王朝天下，正是【詩經小雅】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思想到了中國共和國歷史都一百年了，依然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難道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永恆到這個程度？且說兩次世界大戰，竟然在同一個世紀在歐洲這麼一個小地方連環發生。更不可思議的是，歐洲一方面是烽火不停，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致環球的版圖擴張都是在歐洲充滿硝煙的環境下完成。而中華帝國可能在人口和國民總產值于三百年前名列前茅，但是缺乏創新思想的中華民族如果不是因為自大以致自欺欺人的話，就是自己在近代兩百年來的固步自封以致自信全失， 變成了一個盲頭蒼蠅。

自零八年華爾街金融風暴以來，歐元不停受到狙擊，歐洲經濟更是四面楚歌。作為一個以封建文化為體的經濟實力崛起中的中國（也包括香港吧？），對於歐洲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猶如瞎子摸象。一直以來西歐國家就被妖魔化為福利社會國家，社會結構僵化，是病夫的象徵。這次歐元區成員國的債務危機，沒有經過審判就被定刑為歐盟好吃懶做的結果。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衡量歐洲人在經過了多世紀的戰火，尤其是上世紀的兩次大戰生靈塗炭後，從二戰後五十年代，尤其是德法的政治精英他們其契而不舍的追求和平的精神，力圖改變歐洲的戰爭局面，通過民族間的溝通和政治談判，通過經濟制度和社會改革，雖然滿步闌珊之感，到了今天到底走了六十個年頭。歐洲從二次大戰一片廢墟中重新建設，今天是全球比較起來社會比較公平，和諧與和平的區域，人民的生活水準比美美國，不同的政治思想蓬勃發展。

美國有科技的創新， 歐盟有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創新。歐盟國家六十年來沒有戰爭，正是政治和社會創新的成果。而亞洲呢，是否缺少了點歐洲這種深沉的對歷史反省的勇氣和制度創新的動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