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與知識
王耀宗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院
正教授
2013年4 月10日
2012年至2013年度是香港的大學歷史性的一年，大學轉四年制可以說是香港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全港的大學開始一個雙軌年，即有兩批大一的學生就讀，一批是三年制，另一批是四年制；這一批三年制也是最後一批，其後，英式的三年制大學正式在香港壽終正寢。對中文大學來說，重啟四年制可說是似曾相識；因為在97年前中大實行的就是四年制；而就香港大學來說，英式大學正式走下歷史舞台，是禍是福，實未可料。
有說，四年大學制較傾向通識與及普及敎育，但所謂着重的通識，是否真的通識？傾向通識後，又是否學到真正知識？
如果要比較三年制大學和四年制大學的優劣，似乎是一篇博士論文的題目；不過，大致說英式三年制較傾向於精英及專業，四年制較傾向於通識及普及。中大實行四年制的時候，就極其看重通識教育，回復四年制實在駕輕就熟。現在環顧全港的三年制大學，所增加的一年級的課程，絶大多數以通識學科為主，再加上若干的語文課程等，就湊足了一年三十個學分。
嵌入通識學科的目的，相信高等教育界人士都沒有異議：培育一個目光遠大，鑑古知今又擁有人文質素兼且關懷社會的大學生，總之，培育一個經過全人教育的人才。但是，什麼樣的具體科目能夠達致這樣的敎育鵠的？數十年來卻有極大的差異，以中大為例，傳統上大概以人文學科為主，七十年代，我在中大就讀的時候，新亞書院的通識就有三史(中國通史、哲學史及經濟史)揀一史。
全球化時代來臨，通識教育似乎又負多了一重使命，就是培養充滿創意的學生。這裏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現在對於什麼是通識的科目(不是目的)，似乎是言人人殊，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第二，通識教育和創意有什麼關係，實在沒有什麼證據。
事實上，學術界對於什麼是通識科目，有極大的爭論，通識意含着常識，而某一科是否常識，實決定於鑑定該科是否通識的人的背景。物理學家而言，相對論可能是通識；對天文學家而言，宇宙的黑洞可能是通識；不待言，對中國近代史專家來說，五四運動是通識；對香港政治學者來說，彭定康的改革是通識；對近代文學家來說，魯迅的「黑暗的閘門」可能是通識，對於中共黨史專家而言，中共第一大代表會議竟然有兩個外國人參加可能是通識；對數學家而言，世間所有事物可以數字表列可能是通識；對於電影工作者來說，艾森斯坦的蒙太奇是通識。最後，科目可能由各系的敎授所決定。
現在我們看到的大學通識敎育的科目卻是林林總總各系各科，有科學、商科、宗教、歷史、哲學、法律及政治等範疇，學生被要求在這些科目上選修若干課，以作畢業之用。這些學科和創意有何關係？實在莫名所以。
其實，真正的通識敎育只須集中培養學生的兩方面：獨立思考方法及價值觀念，前者可以修讀邏輯、思考方法及知識論等科目，後者所修讀的科目可包括倫理學、生命學及宗教學價值的哲學等科目。一個真正的全人應該具備獨立思考及能夠作出大是大非判斷的人，而不是在某些領域略知皮毛知識的學生，可惜現在的通識科目己經多於山積，要正本清源，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了。
與此同時，通識的學科多了，相對的學生專業學系的科目也會減少了，這樣，專業知識也就減少了。現在，一般人誤認為知識是背誦之學，事實上，知識就是文明進步積累的成果及人類對其認知；沒有這些知識，人類沒有發展，不下苦功是取不到的。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仍是真理。沒有堅實的知識基礎，不能有深度的人文質素，更不能鑑古知今，我恐怕零亂的通識課程正在削弱大學作為知識發掘及傳播中心的地位。有關知識與創意的關係，稍後續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