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腐，十九大前習總的最大政治機遇
資料提供者：Sidddney Chen
2012年11月27日
一， 胡總的十九大佈局
中共十八大，胡總“裸退”的華麗歸隱一舉奠定其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胡總本來出身團派，思想中間偏左，在黨內屬於政治光譜中偏紅譜系。此次“裸退”佔據“接班制度化”和“反對老人干政”的價值高點，深獲黨內自由派人士的好評，十年無為，一為驚人，順勢與黨內政治光譜中的偏藍譜系接絡。民間輿論好評如潮應該是黨內對其政治人格的真切反應，可以說，胡總的個人聲望隨其“裸退”反而達到了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
此舉可以看出，胡總確非等閒之輩，這從其拿下陳良宇、薄熙來已可見一斑。胡儲君十年，當政十年，上負鄧之重托，下承民之所望，可謂“天予不取反咎其身”。胡溫十年，政治上，前任所遺政治資源尾大不掉，處處掣肘;利益分配上，各類太子黨精英政經通吃，錯根盤結，胡出身平民，身處“看門人”之位，處理起來未免投鼠忌器。以致除經濟外，碌碌十年無所作為，黨內民間惡評如潮。如此情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心中憋屈，可想而知。如有機會，一展抱負，不管是親手所為，還是假借後輩之手，均屬情理之中。
從目前國內的政治格局看，胡總有三大資源：
1是共青團資源。與其他政治派別不同，共青團是黨內的正式系統，不會因血緣代際和政治地域的變化而變化。胡總經營十年，已經確立其共青團系統的政治共主之位，可上接老胡 ( 耀邦 ) 所留的黨內民主派資源，下接黨內草根出身的政治精英，相較於黨內其他臨時派系，其組織優勢根本不在同一級別。
2 是社會資源 。胡出身平民，天然親近國內草根階層。任內有取消農業稅和建立基本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係等親民政策，有德政於民，尤其是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覆蓋了佔全國人口大半的農民，堪稱中國歷史上空前壯舉。民間輿論目前對其評價不高，一則是“那山可比此山高”的心理習慣使然，二則中國目前的輿論場“劇場效應”特別明顯，那些佔據輿論資源的各類人等顯得嗓門特大，能否代表國內的真實主流民意，實在令人懷疑。胡當政，則百瑜不掩一瑕，各類惡政可統統算在其頭上，胡歸政，則情勢逆轉。在朝在野，政治情勢和民間口碑的轉化，國際國內莫不 如此。
3 政治佈局 。十八大人事結果一經面世，輿論普遍認為胡在權爭中落敗，其標誌是李源潮、汪洋的“出常”。實際上，這是個錯覺，胡看似在牌局上失利，實則留有後手。一是在政治局委員層面上，可以明顯看出胡的佈局；二是胡屬意的小胡 ( 春華 ) 以六零後入局，隱然成隔代接班之勢;三是在省部級的中央委員層面，胡系實力雄厚；四是，李、汪二人五年後入常還有機會，尤其是李，官聲、民望、人脈均屬黨內頂尖 。其能否在明年接任國家副主席是個風向標，如接任，則其五年後鐵定入常，如不接任，則仍有變數。此二人經十八大的一番挫折，其勢更向胡靠攏應該沒有疑問。
因此，無論從個人聲望、內心抱負還是政治資源和實力佈局，如胡願意，仍然可以對習總的第五代構成極大的牽制。其可能性取決於習總能在第一個五年任期有多大作為，如果習總仍然是碌碌無為，坐等黨內、國內國際情勢惡化，則不能排除胡總五年後以“變革”為名的干政。
二， 反貪腐，未來五年中國最大的政治
如上所述，習總必須在頭一個五年任期內有所作為，否則，其第二個五年又一次淪為弱主不可避免。一是第一任期時與其派別接近的團隊成員五年後必退，取而代之的是胡系最為強勢的李汪，以及第六代接班人小胡 ( 春華 )，二是民間社會必將給予其更大的壓力，三是扶其上馬的政治老人基本上已經發揮不了余熱。
與外界普遍認為的不同，經濟問題並不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目前，許多人仍把經濟發展視為中共合法性來源的主要資源，實在是天大的誤解。
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兩個公認的原因，一是政府的強勢推動 ( 政府 ) ，二是民間經濟的自主發展 ( 市場 ) ，這構成中國經濟三十年高速發展的雙核。以胡溫十年或中國入世為分界，胡溫之前，中國經濟發展以政府的強勢推動為主，民間經濟的自主發展為輔;胡溫之後，則是民間自主發展為主，政府強勢推動為輔，其表現形式是最大支柱產業—房地產得到極大的發展，而房地產的投資大都來自於民間投資，雖然國有企業仍有較大佔比，但是這些企業已經脫離政府的經營，應該屬於民間投資的範疇。
兩個時期，經濟發展對中共的合法性支撐是不同的，胡溫當政前，由於政府是經濟發展的主力，因而其從經濟發展中所取得的合法性支撐最強。胡溫當政後，由於民間是經濟發展的主力，因而政府從經濟發展中所獲得的合法性支撐已經減弱。
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是多重的，一般有三個來源：一是程序的合法性，在現代性論述上表現為各種民主程序，二是治理的有效性，在現代性論述上表現為各類政績目標，三是治理的合理性，在現代性論述中表現為各種價值實現。
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是從治理的有效性上為中共提供合法性支撐，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逐漸富足，經濟推動力結構的變化，在程序合法性得不到改變的情況下，其合法性支撐正逐漸轉移到治理的合理性上。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胡溫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十年，卻也是中共建政後社會矛盾最激烈的十年。
習如果還要在經濟上投入過多精力，一則作為空間不大，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發展西部的政策脈絡也已經清晰，所能作為的只是技術性的政策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控而已，中共高層能夠把最懂經濟的王 ( 岐山 ) 調離國務院系統，應該說已經看到此點；二則必與李(克強)爭權，徒增內耗，費力而不討好，不智之舉。
政治上，在體制層面，習不管是個人背景，還是現實情勢，都不可能有驚人之舉。實際上，政治體制的實質變革並非現在中國社會所急需，甚至並不是國內民眾最關注的，那些把任何社會矛盾都往政治體制上扯的聲音，只不過是佔了民間輿論的資源便利，從而顯得嗓門更大而已，並不能反應國內的真實民意。同時，在政治上實施穩妥的漸進改革，幾乎是國內各階層精英的共識。
政治上習還能夠有所作為的，就是提高目前中共治理的合理性。分析社會影響最大，民憤最廣，能夠關乎體制合法性的全局性問題，首推反貪腐。
現在中國的社會矛盾，呈乾柴烈火之勢，而最能夠點燃這堆乾柴的，就是中國官場觸目驚心的腐敗問題。各類公共事件和歷史記憶，都直指這個集權體制的最大軟肋，這是中國社會對中共治理合理性所提出的最清晰的指向。不配合這個社會指向，則中共所有關於公平正義的美好承諾只是句空話，它已經構成中共體制合法性危機的主要來源。哪怕是近年來的中共內部政治鬥爭，利用貪腐醜聞來搞垮對手也幾乎成了屢試不爽的致勝法寶，可見反貪腐所具有的道德價值和政治價值。
習總前五年，其反貪腐的政治機遇是十分難得的，一是最高層其他成員相對弱勢，有利其施政，而唯一強勢的王岐山主管的恰恰是反貪，王具有一種干將風範，敢作敢當，只要習有此心，便不難有助力。
民間強烈的呼聲構成反貪背後的深厚社會資源，並隨時可轉化為政治資源，此機遇二。
中共體制在經濟發展的合法性支撐即將耗儘後，急需新的合法性來源，此點與文革後期中共所面臨的局面十分類似，此機遇三。
中國經濟已經具備自我發展的能力，中共目前對社會的掌控力仍十分有效，此兩點意味著社會對政治動蕩的承受力大大提高，這從薄熙來案可見一斑，此機遇四。
習本身所具有的革命後人的身份，在面對“打工”的官僚集團時具有天然的道統優勢，而對付那些同樣太子黨背景的最大的這批貪腐“老虎”時，那些太子們的背景就根本無所施其長，此機遇四。
習在十八大前的關鍵時期，突然被外媒爆料家族貪 腐而安然無恙，實際上已經證明了自身的清白，“打鐵尚須自身硬”，相對於其他同僚，具備難得的道義優勢，誰若不服，不妨拉出來溜溜？中國體制的集權性，搞定最高層，就能搞定次高層，如此自上而下，層層搞定，則大事可成，此機遇五。
最重要的是，若反貪成功則其執政十年全盤皆活，不但民間支持，到時就連政治對手只怕也只能跟其走了，於國於黨於民皆可奠定其一代雄主之地位;若無所作為，或者選錯作為的對象，尤其是食“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不化，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坐等民間社會耐心耗盡，給政治對手以發難的口實，則其淪為弱主是可期的，甚至在其任內亡黨亡國都有可能，這與反貪不成而被既得利益集團集體做掉實際上也沒多大分別。
三， 官員財產公示，反貪腐的最佳突破口
習如確定反貪腐為其主政時代的最大政治動作，有一個最好的突破口—官員財產公示。這不但具備現成的技術操作條件，更構成反腐這一長期性工作的戰略性開端。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有許多國家的成功案例可藉鑑，並且國內官員的財產申報製度已經實施多年，技術上已經為財產公示制度的實施積累了足夠的製度準備。
從戰略上來說，一旦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開始實施，則意味著習開始將民間監督真實引進到體制中來，其產生的震懾效果和社會效應不可估量，習將從民間資源中獲取源源不斷的政治支持，從而減少習在黨內所面臨的政治風險。
那麼如此好事，中共為何拖至現在?縱觀中國政局近二十年發展，一是前十年中國社會的最緊迫問題是發展問題，反貪並不是全局性問題，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糾錯哲學的指導下，有問題再解決，並沒有製度化的政治動力;二是後十年，面對大面積腐敗，“反貪亡黨”不再是種理論擔心，而是一種現實風險了，再加上領導層弱化，哪怕有心也無力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的各種制度變革中，實施的是一種沒有目的性的糾錯機制，實踐先行、制度跟上的底層設計原則構成了中國從經濟到政治、社會各種制度漸進改革的基礎，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各種先驗性的“理性陷阱”。但是，確實有類似反貪腐這樣的領域需要預先的製度設計，即頂層設計，否則一旦問題積累嚴重，則其幾乎沒有糾錯機會，類似的還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制，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的一個重要的製度教訓。
所以，官員財產公示必須進行製度補課，為減少政治動盪，官員財產公示應做好預先的製度緩衝設計：
一公開表態，輿論先行。佔據社會價值和民意訴求的製高點，形成社會動員之勢，逼迫黨內成員不得不跟進。
二是“原罪贖買”原則。 “原罪贖買”原則指的是，在規定期限內，只要官員交出其非法所得的大部，則既往不咎，可以合法擁有其剩餘資產，以此打消大部分官員的後顧之憂。
三是“先高層，後低層”公示的原則 。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高層必須先於低層獲取政治合法性，只有先經過財產公示而能證明自身清白的高層(不管是確實清白還是被漂白)，才有推動低層官員公示的道德權威。
四是官員違法所得且上交的金額 ，採取“退休解密”的原則，即在任期內予以保密，一旦退休，就予以公佈，以保證民間的知情權。
五是官員違法所得全部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用於全民福利，並定期公佈金額總額，取信於民。
六，確定一個制度原點，以免前貪未除，後貪又生 ，貪腐事業前赴後繼，生生不息。這個制度原點指的是，確定一個時間點，此後任何官員的任職前公示，均需同時公示其財產。
從貪腐官員角度，坐擁隱秘巨額財產而不得用，還要百般遮掩，而網絡時代遮掩的風險極大，一不小心被人肉一下，成為“表叔”，“房叔”，則大禍不遠，不如上交大部，留取小部，漂白後安心睡覺。對普通民眾而言，無官不貪已是個公開的秘密，但不到逼不得已，誰愿鬧得天下大亂？如能平和得從老虎嘴裡扯回一塊肉，用於看病養老，且能對今後的吏治保持希望，何樂而不為？這樣的理性計算，符合普遍人性，能夠為方方面面接受。
四， 反貪腐動真格，習總政治風險幾何？
大面積貪腐是中共體制目前最大的負資產，卻也是中共合法性來源的最大資源。縱觀中共歷史，其有一個特質十分醒目，即中共有一種“壞事變好事”的獨特能力，中共往往製造一個問題，而又靠解決這個問題為自身贏得支持，最典型的是文革，後毛時代的中共恰恰在反對文革上獲取了民眾支持。中共這種自我變革能力確實在人類歷史上罕有可類比者，而且這種變革能力具有體制和組織的支持，因而具有可持續性。
習如反貪腐，最不需要擔心的是其黨內的政治對手。前文已說到，構成習最有可能的政治對手是胡系。但是，胡係並不等於胡總。胡係人馬良莠不齊，不乏唯恐天下不亂之梟雄，胡總卻不是，否則，要對習形成牽制，最佳方案是任內力保薄熙來上位，而不是相反。這說明，不管內心如何不平，胡總還是有黨國為重的政治家情懷，並不希望任後天下大亂。
胡系取習而代之的前提是黨國體制仍然有效，如果習之反貪腐一旦失敗，則中共敗亡之日不遠，屆時黨內高層，人人難逃一責。胡總曾為黨魁，別人可以撇開，包括曾經的胡係人馬，都有可能反身一擊，以求自身安全上岸，但胡總怎麼撇得開？
對習來說，在反貪與不反貪之間猶豫不決，坐等第一個五年任期的政治機遇流失才是最大的政治風險。到時候，內有黨內對手逼宮，外有民間社會重壓，前景堪憂。
因此，在習頭一個五年任期內，必須要開展反貪腐這個唯一可行的政治大動作，而反貪局面一旦實質開啟，則越到中共高層越明白同處一船的道理，局面盡有挪騰運作空間。習不但不必擔心胡係人馬的掣肘，反而可以藉助胡總之力來約束胡係人馬，集結黨內最大力量，為這個即將百年的歷史第一大黨，衝出一個嶄新的生天。
習最要提防的攪局者，是上文所提到的佔據民間輿論資源的各類信奉價值優先的“清流”們，動不動就是“不自由，毋寧死”的悲壯詞語，拒絕任何價值上的妥協。可以預期，一旦實施“原罪贖買”原則，冷嘲熱諷震天響必定是他們。但是習應該清醒認識到，他們和中共一樣，只代表他們自己，某些應聲蟲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代表不了，並不能代表國內真實的主流民意。對付此類人等，適當的鐵腕足夠。
退一步說，哪怕前面所分析的政治形勢過於樂觀，習總還有一個強大的政治資源可用，這就是向黨外的真實社會民意尋求支持，這個真實的社會民意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是千千萬萬尚須為自身的一磚一瓦，一衣一食而辛苦奔波的人們，是那些面對各種豪強盤剝而無助的人們，中共遲早得面對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習總如果能夠以官員財產公示的實質性反貪腐動作來贏取他們的支持，趁他們還沒有絕望前，提前爭取他們，代表中共真心拿出一種自我糾錯的道德勇氣來獲取他們的原諒，則任何政治勢力不可撼動，中共獲得類似文革後的歷史新生再一次可期。
一代梟雄薄熙來曾經看到此點，並試圖挾民意而博上位，無奈手段不正，且所用非人，方向偏頗，最後功敗垂成，但已鬧出天大的動靜，出事後至今使人念念不忘。現今習總權柄在手，與薄所面對情勢有根本不同，只要吸取薄熙來的種種教訓，找准反貪腐這個大方向，政治推動，制度跟進，這個政治選擇的勝算極高。時也，勢也，運也，確實是中國政治人物的千古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