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觔斗

資料提供者：Sidddney Chen

2013年3月8日

動向2013年第一期完全目錄


轉錄本刊文章，敬請註明出處。
欄目	內容	作者	頁碼
社論	習近平的觔鬥		3
北方放語	中央經濟會議變互揭大會溫家寶李克強張德江成靶心諸侯促勾銷地方巨債	本刊記者羅冰	6
	「帶病晉升」常委激起各界反彈李克強「塑造形象」惹反感愛滋人禍難卸責	本刊記者羅冰	9
	政治局通過對日開戰五前提	參子惠	12
	貪官拋售豪宅提外幣準備外逃	穆木英	14
	22城市官員擁豪宅情況	田穗	16
京城耳語	政府換屆前激烈權鬥──「收緊網絡」與「打擊邪教」全景揭秘	（大陸）蕪陽	18
	李源潮替十七屆六常委背黑鍋	司徒雲虎	20
	張高麗的「賣燒酒」手段──汪洋進京背景有另類說法	（大陸）錢易新	22
迷你信息	網民批胡錦濤糊塗 22家省電視台爭邀莫言上春晚曾慶紅指點中紀委周永康受「三黑」入侵兩名新省委書記被舉報統戰部長令計劃請辭粵高官80%境外開戶救護車送醫分等級	李人哈源王言諾欣	24
大陸熱線	網絡反腐遭遇政治反擊	（大陸）聞佑平	25
	軍內「解放台灣」聲音又起	（大陸）丁新之	27
	習近平仿鄧南巡前景不容樂觀	（大陸）朱家台	29
	汪洋「逃歸中山裝」的秘密 ──兼論新中國六十三年三大逃亡潮	（大陸）朱健國	31
	中國經濟「反處罰」現象 ──去年非法資金外流突破萬億美元	（大陸）綦彥臣	33
縱橫天下	中共領袖的結局：張聞天篇	（大陸）北海閑人	35
眾家之言	打造順黨昌逆黨亡的「政治文明」	（大陸）嚴家偉	41
	「習新政」打響控網第一槍 ──哪裡有「法外之地」哪裡就有黨的領導	（大陸）牟傳珩	44
	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變化	（大陸）楊光	46
	我是犬儒我怕誰？	喻智官	49
	從習近平南巡首「秀」說起	冷月	52
	國之運祚，黨之陽壽	老梅	54
	十八大對毛澤東思想難捨難分	（大陸）姚監復	56
	全能神教與大紅龍的惡鬥	桑普	58
	華麗外衣裡的黑幕──《編譯局言情錄》暴露中共智囊團權色錢交易	（大陸）羅翮	60
	紅色文化怪胎──副教授掌摑老翁	（大陸）裴毅然	62
鑒往盼前	在武漢大學的日子	（大陸）李銳口述，丁東、李南央根據錄音記錄整理	64
港事論壇	中聯辦新人能夠糾左嗎？	林保華	68
港事論壇	政府建議人大釋法的背後	桑葉	70
國際視角	日本右轉，美國撐腰；中國強硬，東亞雲湧 ──寫在二○一三年來臨之際	（美國）周晉	72
海外傳真	美國禁槍難，難於上青天	（美國）金堅	74
爭議之頁	撕開中共「邊境自衛反擊戰」的遮羞布 ──和周晉先生商榷	楊清浩	75
爭議之頁	「高薪養廉」是荒謬的主張	大陸）一丁	78
維權篇	聞陳平福無罪獲釋有感	（大陸）賴錦東	79
書之華	中共前檢察官勇闖法治禁區 ──《雙規──中共檢察官的調查報告》出版	申淵	81
剪報摘網
社會	官方網站官員照片打格避淫照研究中國問題要到國外找檔案？十個月就玩iPad 孩子三歲不會講自己名字		84
人物	魯迅曾「辭」諾獎提名梁漱溟：未竟的社會改造實驗王實味的愛情生活		85
史事	孫中山的幾幅輓聯「天津教案」清政府火上澆油─傳言玻璃瓶藏嬰兒眼珠原來是洋蔥		86
文化	做人要老實文章要調皮「一窩蜂」是個人的綽號「領袖」就是衣領和衣袖會生氣的書「鴛鴦」最早指兄弟		87
小知識	心臟病者腹瀉非小事捏手指的痛感預知疾病吃雞蛋四忌古人近視了怎麼辦？巧除蚊子和蟑螂		88
廣場小議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析	（大陸）晚鍾	89-91
	中共應許的「大餅」能兌現嗎？	（大陸）老朽
	誰是重慶「黑打」的最高領導？	（大陸）老唐
	政治的策略性與虛偽性	（大陸）楊十郎
編後漫筆			91

精選之頁

社論 習近平的觔鬥 4

網絡反腐遭遇政治反擊•（大陸）聞佑平 6

軍內「解放台灣」聲音又起•（大陸）丁新之 7

習近平仿鄧南巡前景不容樂觀•（大陸）朱家台 9

中國經濟「反處罰」現象──去年非法資金外流突破萬億美元•（大陸）綦彥臣 10

打造順黨昌逆黨亡的「政治文明」•（大陸）嚴家偉 12

「習新政」打響控網第一槍──哪裡有「法外之地」哪裡就有黨的領導•（大陸）牟傳珩 14

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變化•（大陸）楊　光 16

我是犬儒我怕誰？•喻智官 18

十八大對毛澤東思想難捨難分•（大陸）姚監復 21

全能神教與大紅龍的惡鬥•桑　普 23

華麗外衣裡的黑幕──《編譯局言情錄》暴露中共智囊團權色錢交易•（大陸）羅　翮 24

紅色文化怪胎─副教授掌摑老翁•（大陸）裴毅然 26

在武漢大學的日子•李銳口述，丁東、李南央根據錄音記錄整理 28

中聯辦新人能夠糾左嗎？•林保華 31

政府建議人大釋法的背後•桑　葉 33

日本右轉，美國撐腰；中國強硬，東亞雲湧──寫在二○一三年來臨之際•（美國）周　晉 35

美國禁槍難，難於上青天•（美國）金　堅 36

撕開中共「邊境自衛反擊戰」的遮羞布──和周晉先生商榷•楊清浩 37

聞陳平福無罪獲釋有感•（大陸）賴錦東 40

中共前檢察官勇闖法治禁區──《雙規─中共檢察官的調查報告》出版•申淵 42

中共應許的「大餅」能兌現嗎？•（大陸）老　朽 44

編後漫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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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習近平的筋斗

二○一二年過去了。要問這歲尾年頭有什麼事情吸引眼球，那麼，習近平接班後一個觔鬥從北京翻到深圳，應該說是一大亮點了。

說是「亮點」，也是相對的，因為中國政治的「測不準性」，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十八大閉幕後，人們已經被弄得眼花撩亂。

胡錦濤在十八大「不走邪路」的政治報告，是他代表十七屆中央留給十八屆中央的傳世衣缽。這衣缽可以說是套在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專門用來約束新班子手腳的。而且胡錦濤還在交班後用行動作了一個示範：特地跑到貴州，專門上遵義會議遺址去朝拜毛澤東的幽靈，就和他十年前上任就去西柏坡進香一樣。

習近平接過胡錦濤的衣缽時，果然表現得很溫順。十八屆新政治局開門第一次會議，就是自己來唸「緊箍咒」：集體學習「十八大精神」。習近平特地強調，這是新領導班子「開局」的第一步棋。

但是習近平對「緊箍咒」的虔誠也就到此為止，「開局」之後，他就把那個金箍扔到一邊，一個觔鬥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按下雲頭已經到了廣東。顯然，胡錦濤在十八大唸的「緊箍咒」已經過了有效期，不再靈驗了。

廣東和福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省份，深圳更是飽受頑固派猛烈攻擊的前沿。習近平把初次出巡的目的地放在深圳，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決心在改革的路上涉深水，打一場攻堅戰，還是像某些前任那樣，玩一個花架子，賣弄一下「改革」的字眼，實際是繼續「維穩」，自己過足官癮，然後「擊鼓傳花」，把問題推給下一屆呢？

他到深圳專門給鄧小平的銅像獻了一個花籃。這一步棋，應該說是十八屆新班子真正的「開局」。

鄧小平是個矛盾人物。組建「鄧胡趙體制」，支持改革開放，是他；舉起毛澤東的旗幟，堅持「四項原則」，也是他；粉碎「鄧胡趙體制」，血洗北京城，還是他。胡錦濤念念不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鄧小平在「六四」屠城之後所制定的「鄧小平路線」。這是一條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畸形「現代化」路線：一方面是「堅持四項原則」，這是所謂「立國之本」；另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即所謂「強國之道」。一個是「本」，一個是「末」；本末之間是主從關係，互相排斥，此長彼消，絕對不能相容。他們的所謂「改革開放」，無非是共產黨在統治危機的威脅下，多少放鬆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控制而已，並非它有什麼了不起的「德政」。事實上正是這兩個對立面的矛盾鬥爭和彼此消長，構成了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的發展軌跡。

這條軌跡就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鄧小平那條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矛盾路線。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代所遵循的，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一黨專政的那一面。也正因為如此，才使中國不但離民主愈來愈遠，而且經濟也被壟斷一切的一黨專政束縛得走不動了。如今習近平給鄧小平銅像獻的這個花籃，是放在「四項原則」那邊，還是放在「改革開放」這邊呢？

換句話說，習近平這個新班子到底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呢？現在海內外評論不一，尤其新班子裡魚龍混雜，更讓人難下結論。不過我們從習近平這個不尋常的觔鬥中，確實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亮點。

至少從公開報道中得知，習近平這花籃是放在「改革開放」這一邊的。因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而不再重複他的前任們「四項原則是立國之本」的舊經文了。

尤其使人刮目相看的是他明確地指出：「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而且在他的講話中還提到「實現新突破」。

顯然，這些簡單明快的提法，乃是洋洋數萬言的「十八大精神」裡根本沒有的新亮點。雖然這個「深水區」或「重要領域」究竟是什麼，他並沒有說，但不論贊成者或反對者都明白，這個「深水區」只能是當今中國一切重大問題的總根子：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六十多年來，中國人已經被中國政局的朝三暮四和政客們的美妙謊言弄得信心盡失，除了馬上能兌現的物質利益，已經沒有誰肯輕易相信什麼許諾或是什麼理想和追求了。這是因為沒有任何客觀監督的絕對權力所造就的絕對腐敗，已經使一黨專政的體制徹底潰爛了。它所製造的問題和欠下的債務，可說堆積如山。要解決這些問題真是有如「老虎吃天，何處下口？」但首先必須使人民相信當政者說的話，因為「民無信不立」，習近平當然懂得這一點，所以他特別強調「實幹興邦」，反對「空談誤國」。我們願意相信他在深圳的「開局」講話是真話，不是假話。

本來按照中共的接班規則，十八大仍將按照一黨專政的基因，複製出一個「蕭規曹隨」的「聽話」班子，繼續保護好毛澤東留給這個黨的傳家寶，保護好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就像秦始皇的初衷一樣，把獨裁的寶座傳之萬世，使中國人永遠在「維穩」的陰霾之下忍受煎熬。然而山窮水盡的鄧小平路線已經到了盡頭，中共雖然在換屆時還是抱住它不放，但客觀形勢已是非改不可了。所以我們在評論十八大閉幕的社論中已經確信：中國政局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現在這變化的朕兆已經在習近平的「開局」中出現了。

接下來的棋局怎樣走法，誰都難以預料。這個耀眼的亮點到底是一顆充滿生命力的新星，還是轉瞬即逝的流星，那就很難說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真正的改革，就是向一黨專政挑戰；任何有利於民主的變化，都是在剝奪權貴們的特權，因此決不會一帆風順，鬥爭將不可避免。但我們堅信中國的政治改革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只是在這遮不住的洪流中，各個當事人的歷史將怎樣書寫，那就全看他們自己了。

【大陸熱線】

網絡反腐遭遇政治反擊·（大陸）聞佑平

中共即便無法真正反腐，也會以反腐為政治口號來愚弄百姓，儘管百姓時常譏之為「大腐敗做報告」。不同的權力時代，反腐政治有不同的表現：江澤民時代，大腐敗反小腐敗，最終結果是「以腐敗換團結」；胡錦濤時代，點射式反腐完全政治化，陳良宇與薄熙來兩位政治局委員被點中，成為胡政治的兩大亮點；習近平時代開啟，王岐山以網絡為武器掀起民粹式反腐。

網絡反腐早已有之，於今則被王岐山合法化。加上廣東反腐的持續風暴之映襯，以重慶官員雷政富「落網」為標誌形成威懾。大大小小官員均在設法掩蓋自己的身份資訊，並盡可能地遠離網絡。

習李王三駕馬車隱約成形

在北京市，與王岐山有過較多工作接觸的某位政策研究人士，分析王的反腐策略：「網絡反腐至少可以讓民眾的憤怒心理得到緩解，從而減少了最高層對群體事件因腐敗而爆發的極度憂慮。在民眾一方，每一個貪腐案爆出均意味著貪官被網上『遊街示眾』。但是，在最高層焦慮心理緩釋的同時，整個官場會持反感態度。在後者看來，這無疑是『網絡恐怖』。」

應當說，王岐山發動網絡反腐也是他得到習李明確政治支持的結果。其直接效果是排名在王之前的張德江、俞正聲與劉雲山以及排名在王之後的張高麗被虛化，也就是高層官場「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實「弱常委制」確實形成。據可靠消息來源稱：「習李選擇的『弱常委制』顯然是與江胡兩代艱難談判的結果，出現不同於江李朱三駕馬車的新權力結構也是必然。」

目前，最高層分工仍不明朗，比如劉雲山本該接替李長春而掌控文宣（意識形態），但去了書記處做領班，導致了文宣權力真空。但也有傳言：常委中排名最末的張高麗已經接掌文宣，但工作基調未出臺，有待習近平首肯有關規劃後，才有文宣介面的改觀。

文宣系不甘被邊緣化

正是在這種格局下，文宣系老班底借助整個官場對王岐山網絡反腐的不滿，發動輿論反擊。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率先發表短文《網絡需要依法運行》，要求「管住不負責任的謠言」；同日，中宣部直控的光明網發表評論員文章《互聯網需要高級立法》，要求「最大程度地消除網絡的負面影響」；次日，人民網發表文章《管一管網絡亂像是多數百姓願望》。人民網沒有做報業的民調基本功，就匆忙代表了「多數百姓」，此更是光明網的行為邏輯。文宣系的行為雖然匆忙，但也頗有瞅準時機的策略。因為以上三篇短文迅速發表的兩天，正是網絡反腐推手王岐山訪美的時間。此種政治操作並不新鮮，有據可查的是二○一一年一月胡錦濤訪美期間，江系不滿胡錦濤與奧巴馬關門會談宗教人權項目，指示新華網以「法輪功信徒自焚十周年」為題，表達對胡在宗教鎮壓方面消極的不滿。

這次文宣系反擊網絡反腐做得更隱秘。比方說，不直接點題（其實也沒法直接點「反反腐」之題）而是泛泛而言，指責網絡謠言以及借私人資訊需保護之由頭。一對前新華社駐蘇（俄）高級記者夫婦對王岐山的網絡反腐深為不滿，給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寫信，稱「輿論失控是前蘇聯亡黨與解體的最大推力」。該信（小範圍流傳版本）說：「黨內不健康的勢力正在利用反腐的民粹情緒，把網絡變成針對中共的道德審判；即便審判不能達到預期效果，也會加強『共產黨裡面沒好人』的社會心理。」

不管文宣系借「多數百姓」之名對網絡反腐進行何種攻擊，在中共黨內，業務領域的官員對他們不滿是基本事實。正是因為文宣系慣於顛倒黑白，才極大強化了百姓對中共的不信任心理，以至許多業務官員幹了好事「也被百姓認為是壞事」。現在，文宣系在黨內已經處於邊緣化狀態，既得利益發生巨大損失也在所難免，所以，不惜利用文宣資源來「反腐」以爭取眾多的黨內貪官的支持。

反腐「紅線」仍然難突破

文宣系反擊網絡反腐是一招政治險棋。一方面，會招致民眾更大的不滿，給習李新政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也可能導致習李王三駕馬車解體；另一方面，王岐山很可能會採取新的動作，比如有重點地追查文宣系官員及相應關係人在文化體制改革中貪掠文化國資的行為，從而引發中紀委與文宣系的激烈內鬥。換言之，張高麗與王岐山的內鬥可能已經開始。

據北京一些民間調查表明：文宣系此次對網絡反腐進行政治反擊，「事出有因」之點是在西安經商的河北邯鄲人士韓寵光微博舉報政治局委員李建國。李是十八屆新選政治局委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韓則是網絡名人，因在「保釣抗日」中轉變態度而聞名。起初，他高調反日，當看到反日同道大肆打砸之後，轉為保護受害者。目前，有消息說「韓遭到警方的約談」，也有消息說「韓已被羈押」。但無論如何，官方未能對韓寵光舉報李建國作出迅速回應，說明箇中隱曲很多。據全國人大一位現任常委對有關方面的非公開說帖講：「現在，黨中央仍堅持反腐『紅線』，省部級的被舉報者由中紀委調查，副總理級別及以上仍由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調查與否」。

李建國是新任政治局委員，是副總理級別的政要，其全國人大秘書長（當然人大常委）的身份更能使其獲得豁免權。但是，即便認可「紅線」存在，人們仍無法理解國家能源局局長（副部級）劉鐵男被微博實名舉報，何以沒如重慶廳級官員雷政富被舉報那樣獲官方迅速回應。還有，有不同流傳版本的中央編譯局局長（副部級）依俊卿被網絡曝光借權獵色事件，亦未得回應。

網絡反腐的「義和團困局」

不管王岐山網絡反腐策略的真實目的是什麼，網民們假戲真演都對各級官員造成了強大的心理壓力。文宣系借王岐山出訪之機來「批網」，實際上有緩解各級官員焦慮心理的內部維穩作用。

不考慮王岐山網絡反腐策略，只看十八大期間的官媒造勢，就知道今日民眾網絡政治參與熱情之高有當局煽惑的因素。十八大期間，「發源於公民個體的參與」被《人民日報》稱為網絡釋放出的「正能量」；現在，網絡參與則面臨「義和團困局」──從非法到合法，再從合法到非法，一切皆由中共最高權力層因利益調整而給出不同定性。

【大陸熱線】

軍內「解放台灣」聲音又起·（大陸）丁新之

中共有三大焦慮

馬英九借黨際關係，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向大陸當選新黨首的習近平祝賀，且在對卸任黨首胡錦濤祝賀時，稱「期望先生仍能持續貢獻智慧，為兩岸和平發展再留佳績」。習胡均覆電感謝。習要求馬與大陸一起「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美好未來」，胡則更明確要求馬「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看似禮貌的說辭隱含著雙方的焦慮，而大陸方面焦慮感尤重。首先是，大陸民眾對台灣的制度認可空前提高且持續之勢不衰，民眾公開呼籲用「一國良制」取代「一國兩制」；其次是，無論在南中國海紛爭還是釣魚島衝突上，台灣方面非但不配合大陸戰略實施，相反「另搞一套」，如設想由日陸、陸台而後台日、最終三方的談判；再次是，台灣對美軍購並無實質性縮減，同時自身研發能力也空前提高，如「雄風三型」短程導彈不僅專為大陸航母量身訂做被稱為「航母殺手」，而且此導彈在無須衛星導航的情況下能打到浙江沿海。

難有釣魚島三邊談判

兩岸關係因經貿熱絡而改變了冷戰狀態，但是雙方均未宣佈放棄敵對關係，政治談判也難以找到共同切入點而致雙方實質處於「冷和」狀態。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再度加強台灣的地位，美國國內曾熱議一時的「棄台論」悄然歸寂。因此，台灣對於大陸已經失去了宣示和平崛起的價值，即原來的「對內和諧，對美和好，對台和平」，後兩項已發生質變，尤其「對台和平」遭到軍隊少壯一代的強烈質疑。

有消息表明：解放軍內一些中將至大校銜的將領正在私下議論，希望重提「解放台灣」口號。重提「解放台灣」並非公開強硬宣示，而是制定隨時可付諸實戰的方略，以迫使台灣當局（無論藍綠）公開認可「一國兩制」的統一方案。「解放台灣」之議論更多地是以軍人沙龍以及內部學術研究的方式傳播開來。一位國防戰略學人士私下透露：台灣政治精英階層不再是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的不同集團，而是一個介於台獨與「獨台」觀念之間的龐大利益群體。這位學術人士更進一步指出：「謝長廷訪陸回台後的重挫，恰好說明『統一』不可能是台灣任何政治派別的真正政治選項。」

台灣方面與日本的互動更是大陸惱怒但無法直言的痛處。一方面，日台就釣魚島海域漁業合作和諒解正在緊鑼密鼓地「私下談判」，讓大陸頗有被出賣之感；另一方面，馬英九的「東海和平倡議」逐漸擴容為呼籲陸日台三方共談釣魚島問題，使大陸頗有對方故設陷阱之忌。不管馬英九的三方談判最終得否落實，而近期台日秘談漁業協作確證了馬英九政府的快速調整──不待大陸回應其「三邊談判」設想，台日互動成了「笨鳥先飛」的執行項目。

「炸館事件」或現翻版

可以預見，習李第一屆任期內兩岸關係會有劇烈波動，或曰即便重提「解放台灣」是故意給馬英九及島內各種政治勢力施壓，但以防範釣魚島衝突為藉口的對台軍事增壓已經實施。其一，新近佈置在福建沿海的中短程導彈，已經由原來九百枚的數量增加到一千七百枚；其二，升級版的「殲十」飛機進駐福建沿海基地，形成對台的突擊性威脅。

中共原來所提的「以最大的誠意爭取兩岸問題和平解決」，現在正變成盡最大可能激化釣魚島海域局勢，在引發局部戰爭後，順勢「解放台灣」的新戰備躍然紙上。美國方面對此頗有警惕，故而參議院高票通過協助日本防衛釣魚島及其海域的法案。但此法案若由奧巴馬總統簽署批准，必會使釣魚島衝突再度升級。「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中日之間打響」或非聳動之說。奧巴馬總統成功連任後對華採取強硬政策正成為一個新選項。克林頓時期，先有對中國人權狀況無限讓步，而後發生了「炸館事件」；奧巴馬時期，先是到華說軟話，第二任期內則明顯反向調整──在釣魚島「誤擊」中國艦船事件或將發生。

【大陸熱線】

習近平仿鄧南巡前景不容樂觀·（大陸）朱家台

習南巡雷大雨小

習近平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至十一日對深圳、廣東的五天南巡，許多人以為是一種可喜的「仿鄧南巡」，頗有「胡規習不隨」的新氣象──十年前胡錦濤上任首拜西柏坡，向毛取維穩之經；習則首臨深圳，向鄧宣誓繼續改革。習與胡的出發點高下之分、左右之分，一目了然。

二十年前鄧南巡，是一種聲南擊北的批左之行，其武昌談話、深圳視察、珠海巡行，皆是目標明確地警告京城「六四得勢」的左傾回歸派：若不堅持改革，力行市場經濟，就立即下臺。一個退休長者如此威懾前臺領班，可見鄧自信軍權獨握，其南巡建立在「不是太上皇勝似太上皇」的絕對權威上。

而今的習南巡，其深圳、順德、廣州講話，雖然高喊「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造成了「舉國上下為之振奮的話題」，實際上卻類乎促使官員改善工作的「作風秀」。可是，今日中國制度性整體腐敗豈是只靠總書記帶頭改善工作作風就可解決的？豈是只要習近平示範「會議桌上不擺花，水果只放兩個」、「入住商務間，用餐只花二十分鐘」、「逗嬰孩與民同樂」、「坐駕只有幾輛警車護衛」……就可舉國清廉？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只要看看，此次習南巡，雖有「習近平考察深圳全程未封路」，但也有深圳某部門封殺全市小販三天──在習到深圳時，逐戶通知小販三天不得上街做生意！如果說這一「封小販」可能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錯經，可是「封言路」則必得到習的首肯──習近平十二月七日就到達深圳，深圳媒體在五天後才能發表新華社通稿披露習考察深圳──可見對於新華社獨裁重要新聞的一言堂，領導人視察時必封鎖當地媒體的專制傳統，習無意改革！習十二月八日既然公開「探訪羅湖漁民村」，在蓮花山鄧小平雕像獻花籃「不清場」，允許市民旁觀，何以不能讓更多深圳人知道早受鼓舞？既然要親民，何以不願還民知情權？

其實，習近平真要宣誓改革，無須反復開會高唱「要繼續走鄧小平道路」，只須為眾多蒙冤改革者平反就可牽一髮動全身：如接見一下深圳改革家梁湘的夫人，為蒙冤屈死的梁湘平反昭雪；或者看望一下中國第一改革先鋒袁庚，批准蛇口重啟幹部民主競選等政治體制改革探索，均可「身教重於言教」。如習近平向深圳蓮花山鄧小平雕像獻花籃時，附上自己的財產公佈清單，並准許媒體立即公開報道，歡迎百姓監督，全國反腐必然進入新的民主監督階段，那就正合列寧主張：一個實際行動要勝過一百個行動綱領！

然而，習南巡沒有順應人們這一期望，沒有讓人們看到新領導人以實際行動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沒有展示真正建立民主憲政的勇氣，其「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的誓言，形同空話。

於是，十二月十六日各大媒體和央視皆頭條報道美國小學生遭到槍擊死亡，卻對同時段國內出現的同類慘案──河南光山縣二十三名小學生被砍傷事件極力掩飾。這種借外國事故淡化國內事故的老套路，不能不讓人懷疑，習南巡大談「強國夢」、「強軍夢」，與毛時代的黨大於國、國重於民的路線，有什麼不同？

習南巡是否刻舟求劍

習南巡如此雷聲大雨點小原因何在？尚無證據說習存心欺民。那麼，人們只好疑其過於急躁──習在條件尚未具備時，就急急打出了「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倒退沒有出路」大旗，卻沒有想一想，自己要仿鄧南巡，有沒有如鄧威信？鄧南巡當初是警告自己擁立的「幼主」，手中尚有伊尹放太甲之權；可習南巡的鋒芒只有對準推舉自己上臺的胡太后、江上皇才有意義──習已有這個實力嗎？雖然習就任總書記兼軍委主席一個月來，日夜籌劃更軍機，提上將，換巡撫，並以加強反腐作為威懾，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沒有與鄧相等的權威，卻想仿鄧南巡，必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讓許多「重要講話」淪為空談，讓人對其是否真誠產生懷疑──如汪洋五年前來粵就大吹思想解放，最後卻虎頭蛇尾，怨聲載道。

再深入思考，即使是習真有鄧一樣的權威，也不能仿鄧南巡。二十年來的實踐已證明，鄧南巡因只致力市場經濟改革，而凍結政治體制改革，已造成今日中國出現「發展比不發展時困境還多」。在無力總結鄧南巡利弊的基礎上又仿鄧南巡，只會鬧出刻舟求劍的笑話。

「社會良心」重犯急躁病

更令人憂慮的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們也在重犯急躁病。

十二月十八日，鳳凰財經《眾學者談新政滿月厲以寧稱中國已現掀起改革高潮苗頭》消息顯示，就像十年前胡錦濤剛登大寶，文化界就齊歡呼「胡溫新政」春風撲面一樣，結果卻是腐敗大翻番；此次「諸學界泰斗一致叫好習李上臺一個月來展現的新面貌，認為開局良好。厲以寧更是認為，十八大以後造就的氣氛堪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氛圍」。這種涉嫌媚上惑主的歡呼之荒謬，只要看看下述兩條新聞即可知：

十二月十七日，《南都週刊》四十九期《起底王立軍》系列調查報告剛上市，立即被有關部門責令全部收回。因為其中的《從鐵嶺到錦州》、《打黑真相》等八篇文章，通過對「王式打黑」勝過黑社會搶劫的鐵證列舉，讓人看到「人擋殺人，佛擋殺佛」、心黑手毒的王立軍並非只是王立軍，也不僅是薄熙來，而是全中國政法系統的縮影，更是中共全黨的典型細節。《南都週刊》沒有投鼠忌器，或者故意投鼠砸器，自然遭到嚴厲整肅。

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評論《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不僅警告網民，還威脅網監：「開放的中國需要文明法治健康的網絡世界，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廣大網民，都應該珍惜這個平臺。」暗示已經寒風凜冽的網絡，還要降臨更大的暴雪。

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在聽到盛讚「習李新政滿月之開局如鄧小平破冰」後，直言厲以寧要謹慎：「這一個月裡面我們看到好的跡象，是在一個原則的層面上強調改革開放，……但是更多具體的方面我們還不知道，尚需觀察。」

【大陸熱線】

中國經濟「反處罰」現象─去年非法資金外流突破萬億美元·（大陸）綦彥臣

官方學者不重視微觀經濟

體制內的經濟學家們不屑於做微觀實證研究，一方面是因課題申報制提前規定了宏觀方向，沒人願意從事自己走路完成的翔實調查；另一方面是經濟學家與機構利益關係密切，更注重宏觀政策對機構的影響，必須圍繞機構的尋租願望而從事學術活動。國際上諸多真正關切中國經濟負面後果的經濟研究機構，更是缺乏深入中國經濟微觀層面的機會。而那些為自己機構利益而評論中國經濟的外國公司經濟學家，更希望通過自己預言的中國好前景來保護公司利益。

以上諸種情形是影響中國經濟決策的重要因素，民間獨立的研究特別是從事微觀經濟研究的活動不可能對經濟決策產生影響。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通過微博等網絡平臺發佈的微觀經濟研判，能夠影響一些人的具體經濟抉擇，如個人資產當中的黃金外匯股票之配化，從而也為民眾對經濟政策的道德性判斷提供了標尺。

政德敗壞在經濟上反映多多

普通百姓更注重從微觀上推斷總體經濟形勢。比方說，不管宣傳聲勢浩大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如何試圖影響人們，試圖讓人們進入積極消費狀況；實質上，越來越多的行政收費與執法罰款使百姓認識到「國家（政府）財政困難」。政德敗壞衍生出來的行政與執法當中的不規行為，更讓民眾在心理極度厭惡政府的經濟政策。前不久，媒體曝光了一些地方的稅務機關向企業主「借稅」的事情，而通過對稅務機關違規行為的社會議論，人們發現「借稅」行為已經存在了二十餘年，只是政府收入吃緊時才變得明顯起來。

稅務機關對自己的違規行為也有「合理的說辭」，即完成稅收任務不只是經濟行為，更是政治上的正確表現。「沒有強大稅收支持，地方公共事業與政府主導的開發項目不可能完成」，這就是排除了百姓參與之後的「政府共識」。

行政機關為了完成一些維護政府機構福利水準的罰沒收入，大多採取有彈性的行政執法行為，比方說罰款「打價」；再比如說，與行政機關有不同等級的私人關係，可以得到不同份額的照顧，罰款數額逐階遞減；還有，某些處罰有時候執行，有時候不執行。不規範乃至違法的行政人員及其機構往往也有自己的說辭，這些說辭是為了爭取百姓的原諒。比方說，向百姓解釋說是「上級領導來檢查，不得不緊一陣」，或者「現在是應付達標驗收，驗收一過就不管了」，云云。此類解釋符合實際，但也在百姓當中放大了政府行為隨意性的罪錯。

既然政府（國家）政德敗壞在經濟上表現為與民商爭利，那麼，民商必然會採取盡可能轉嫁措施。微觀經濟行為中的「漲價不可測心理」典型地說明瞭這一點：假定一種日常消費品的單位漲三元即可以保住銷售商的既往盈利水準，但一般情況下，銷售商會漲四到五元，而問其根據則答以「隨行就市」。實質上，多漲出的部分是銷售商對政府（國家）的懲罰，或叫反處罰。正是由於反處罰十分廣泛地存在，經濟領域中才會出現高物價、高失業與低增長同時存在的現象。在較為宏觀的層面看，是政府要求的收入太高，導致了資本回報率的報復性高企，結果整個社會的得益者只有權力與資本兩方面。

「死路一條」與條條死路

政德敗壞在經濟上更大幅度地拉大了社會不公。只有一次全面的經濟崩潰，才可能解決中國社會難題，即讓權力與資本通過巨大損失之發生來彌補社會，實現中國社會的再造。由於許多資本擁有者預判到了這一現象，他們才積極準備移民。富豪移民自然無法進行政治限制，更何況他們無一例外地有權力背景。而進行移民之前必然將相當部分資金通過非正常管道轉移出境，此為國際金融監管機構所說的「非法資金外流」情形之一。其他途徑的非法資金外流還有多種，目前的經驗數據如此：二○一○年大陸非法資金外流是四千二百億美元，二○一一年達到六千億美元，二○一二年估計已突破一萬億美元。隨著經濟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二○一三年的非法資金外流規模將達到一萬五千億美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市場改善沒帶來任何可能，因為對中小企業至關重要的「兩率」沒降下來。稅率沒降，且不論中小企業主是否有能力全額完稅；利率沒降，且不論中小企業主是否有關係拿到貸款。北京最高經濟決策層對中國經濟微觀層面沒有透徹的瞭解，所以，即將出任總理的李克強才在不久前的「中央經濟社會改革調研座談會」上，要求與會者「真正深入到基層，瞭解老百姓的改革訴求，看看他們到底希望改什麼，怎麼改」。

李克強此論可謂其心至誠，焦慮感亦十分嚴重。但一當老百姓提到「政府應裁員一半」之核心問題時，不僅李克強無能為力，就是七常委集體研究，結果只能是徒喚奈何。因為中國目前的政德敗壞之狀既緣於制度效率又緣於經濟權力結構，不觸動公權力體系的根本利益、不觸動關涉至深的資本體系之利益，中國的改革就不是「死路一條」的問題，而是條條是死路。

【眾家之言】

打造順黨昌逆黨亡的「政治文明」·（大陸）嚴家偉

一場權力分配的盛宴──中共十八大已經曲終人散。在留下杯盤狼藉之際，中共黨媒體又運用其「軟實力」掀起了陣陣「新政已經開始」的風聲，試圖給早已由失望到絕望、再到麻木的民眾注入一點寄希望於幻想的「活力」。於是各種正式的消息、非正式的「傳言」，通過官方或非官方的管道，甚至故意由海外親共媒體「出口轉內銷」而湧進人們的視野。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一言以蔽之，就是「習總」將推行「新政」實行政改。

小道消息灌輸的「迷魂湯」

十八大前「救黨派」首領辛子陵和跟在他身後的鐵某等，一個勁地鼓吹，習近平上臺後，毛思想將「不列入」中共官方檔。事實粉碎了他們的預言後，又有「消息靈通人士」出來「打圓場」說，根據他們瞭解到的資訊以及同僚的分析，習、李新一屆的班子雖然不公開否定毛，但將「徹底遠離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具體的作法就是：政治局會議已經秘密決定，十八大後毛澤東屍體將在兩年內被運回韶山下葬。韶山的靈堂將馬上開工，並要求在兩年內建成。但與此同時，人們看到的卻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已決定要在毛澤東紀念堂內再增設韶山、井岡山、遵義和延安四個廳，陳列反映（老毛）「革命生涯中具有重大標誌性意義地方的山水主題書畫」。一個將要「搬家」的地方還要再去增設四個展廳，那豈不是「習總」曾經痛斥過的「吃飽了沒事幹」嗎？退一步就算把毛屍體從北京運回韶山，卻又在那裡勞民傷財大興土木再建個什麼堂供萬人膜拜，這對清除暴君的個人崇拜遺毒有何作用？能「徹底遠離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嗎？這樣折騰不僅是「吃飽了沒事幹」，甚至是「脫了褲子再放屁」的多此一舉。其實毛思想禍害中國的核心是一黨獨裁的極權專制。即使把毛屍化為灰燼，不再提毛澤東的名字，不再用毛澤東這塊「神主牌」，但仍保留其一黨獨裁的黨國極權體制，中國在政治上仍不會有所進步。

接著這些人又稱，「中宣部將組織文人學者從中華五千年文明中提煉總結出核心價值，再與西方現代文明思想進行整合，打造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可以傲視世界的全新政治文明和整套價值觀」。什麼是「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核心價值」？不就是現在中共在海外花金錢、賣力氣大肆宣揚、推銷的孔子學院中那一套什麼三綱五常、忠孝節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至等而下之的《弟子規》一類的精神枷鎖麼？這些東西和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觀，是冰炭不相容的。中宣部的文人們要想將二者加以「整合」，最後恐怕就只能「整合」出一個極具大清王朝特色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國粹貨。披著「民主」、「以人為本」一類的外衣，骨子裡卻是「集中指導下」的偽民主，「人民民主專政」下的黨國極權體制。以「人民」的政治概念將民眾劃分為「人民內部」與「外部」的三六九等，從而偷換和否定納稅人的言論自由與政治權利，這才是順（黨）昌、逆（黨）亡的極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這樣的「政治文明」，這樣的「價值觀」，自然會使「我黨」自我感覺良好而「傲視世界」。甚至可供金氏王朝、查韋斯、內賈德一類獨夫奉為經典，但它既不「全新」，更不屬於現代政治文明的範疇。正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一針見血指出的「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進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傳染性』的學說」。確切地講這裡的「中國」應是「中共」。今日中共的權貴資本集團雖然物質上腰纏萬貫，精神上卻是一貧如洗，「窮」得只剩下有錢了。由此可見所謂將出臺政改新理論，不過又是一碗迷魂湯。

不敢正視歷史空談什麼復興！

也許是胡錦濤十年前上臺伊始首先就去朝拜西柏坡而廣遭嘲笑與詬病，因而這次習近平的新班子上馬伊始首先就去參觀了《復興之路》展覽。其意不言自明是志在民族的復興。這個作法當然比去西柏坡「拜鬼」要好。然而習近平參觀該展覽時的一番談話，卻叫人不敢恭維。習稱：「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而更令人無法恭維的是官方媒體竟然稱：「細心的人發現，自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記者見面會開始，習總書記的每一次講話都沒有大話、套話，『責任』、『人民』成了高頻率的詞語，其中的反腐聲音尤為引人關注」，並稱之為「習總書記的鏗鏘致辭」。然而不幸的是「鏗鏘」背後缺少的是正視歷史的勇氣。單是「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一語就經不起歷史的檢驗。請問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大饑荒人禍，致使三千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如此的「命運」難道還不悲慘？而「文革」十年浩劫，被無辜殺害、迫害致死的人又至少是一千萬人以上，確切數字至今還是「國家機密」。如此禍起蕭牆的「內憂」，中共能辭其咎？更不要說土改的血腥殘暴，鎮反的濫殺無辜，「反右」的隨意整人，直到老毛斷氣時，中共自己都承認「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這還不叫「積貧積弱」？怎麼到了習總的口裡就變得那麼光輝燦爛了？連眾所周知的鐵的歷史事實都不敢坦然面對，反而刻意以一派大話、套話、空言加以掩蓋，如何叫人信服你能引領國人走向偉大復興？

八項規定只是舊酒新瓶蓋

二○一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新規。一時又被官方媒體捧為「回應民間呼聲的親民新規」、「擲地有聲的政治承諾」。然而細看這些「新規」，不過是「我黨」以前多次「彈」過、從來就無人當回事的老調。而且不但內容空泛，彈性空間也極大。例如「切忌走過場、搞形式主義」，只是一句空洞口號沒有查驗的標準。又如「輕車簡從、減少陪同」，「我」把原來八輛警車開道、護衛改為四輛，「輕」了、「簡」了吧，群眾照樣只能肅靜迴避，側目而視。為什麼不敢要求他們像美國駱家輝大使那樣自己背個包，叫個出租車就走？人家駱大使也等同我們的省、部級高官。我們的社會主義「公僕」難道還不如「資產階級官員」嗎？至於什麼外事活動中「一般不安排中資機構、華僑華人、留學生代表等到機場迎送」，那麼「非一般」就還是要「安排迎送」了？這個「一般」與「非一般」如何界定，誰來界定？而且來「迎送」捧場的人還可以說「沒有人安排，我們熱愛黨自發來的」。怎麼連個硬性規定「一律不許搞迎送」幾個字也不敢用？尤其是民眾最痛恨的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私用的「三公消費」，「公僕」們一年喝的酒，可以裝滿一個西湖，一年耗費的公款高達九千億。這種「作風」為何不去「改進」？在這個八項「新規」中為何不敢明令禁止「三公」消費？這是想「動真格」改進作風，還是避重就輕哄老百姓？於是乎黨媒體只好拿些瑣碎事來大肆炒作。諸如什麼習近平近日視察廣東，並未出現戒備森嚴的安保態勢，也無歡迎橫幅；李克強在十一月下旬一次會議上要求與會者脫稿發言；而王岐山也要求會議發言少說客套話等等。諸如此類只不過是一些表面的官樣文章，一套好看不中用的花拳繡腿，一個原來的舊酒瓶上換了個新瓶蓋而已。

應先做點實事讓世人看看

也就幾乎與此同時，恰逢中共制定的一九八二年版的憲法頒佈實施三十周年，官方更高唱要「依法治國，依憲執政」。可是面對民間要求廢除勞教制度這個明目張膽違憲的惡法的呼聲，中共中央和習總書記卻不置一詞。同樣面對國內外強烈要求中共釋放全世界唯一一個因言論文字而獲罪、被囚禁在獄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博士的呼籲（其中包括一百三十四位歷屆各學科的諾貝爾獎得主的聯署公開信），中共當局和習總書記至今仍充耳不聞。因此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實事辦一件。如果習總書記和他的新班子真想讓中國有點要走向民主、法治國家的新動向，不妨作一兩件如廢除勞教、無罪釋放劉曉波這樣既順乎民情、也順應世界潮流，又尊重法治的切切實實的事情給世界看看。如果這樣合理、依法、難度極小的事都做不到，如何展現一個新領導者的膽識和才智？

想當年胡、溫上任時，還以孫志剛事件為契機，廢除了強制收容遣送的違憲惡法；又以隱瞞薩司疫情，罷了衛生部長張文康的官，一時獲得不少好評。至於他們後來的平庸、倒退則是另一回事。而今習總新官上任，如果這樣的「兩把火」都燒不起來，那麼再多「鏗鏘致辭」的豪言承諾，也只能是鏡花水月。而那些對新一屆班子又寄予厚望的「粉絲」，也就只好落得個「多情反被無情惱」的結局了。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眾家之言】

「習新政」打響控網第一槍

──哪裡有「法外之地」哪裡就有黨的領導·（大陸）牟傳珩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習近平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發表「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和「中國夢」後，特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四日召開會議，審議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新聞一出，官方媒體紛紛從歌頌「胡錦濤十年輝煌」，轉向鼓吹「習近平新政」。

網絡舉報點擊中南海

近期網絡舉報導致腐敗官員紛紛落馬，而且級別越來越高，甚至直指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員「中槍」，至少有十五名官員被紀檢部門停職並調查，涉及重慶、廣東、四川、山西、山東、新疆等省區。在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被舉報涉貪腐問題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也被舉報涉嫌任人唯親。舉報李建國的韓寵光十八日更被公安拘押，其新浪微博賬戶被刪除。

正是在網絡舉報點擊中南海高官這一背景下，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十二月十八日在頭版發表短評《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呼籲加強網絡監管。文章說，互聯網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人帶來許多困擾，商業欺詐、惡意攻擊、造謠傳謠，等等。該文在中共宣傳系統統一協調下，被各主流媒體紛紛轉載，中央電視台權威的《新聞聯播》欄目更是高調渲染。同一天，新華網發表文章《網絡反腐：「爆料者狂歡」需制度作保障》，一方面承認網絡反腐在現階段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呼籲對「炒作式反腐、虛假爆料、利用爆料牟利」等現象進行打擊。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整版刊發了其駐歐美各地記者的組合報道《互聯網：依法監管是各國慣例》，主要傾向是支持網絡實名制監管，強調嚴控網絡政治言論等並非中國獨創。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了同樣的文章，如：《個人資訊洩露網絡是重災區》、《互聯網管理亟須高等級立法》等等。大陸門戶網站新浪、搜狐、網易等也紛紛轉載，還開設了網頁專欄，題目都叫「加強網絡法制建設」。這種密集表態已經明確了「習新政」籌劃加強網絡管制的決心。

網絡輿論一片沸騰，惡評如潮

十二月十九日，國務院法制辦官方網站發佈了由新聞出版總署草擬的《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辦法》（修訂徵求意見稿），這部規章草案多處強調了對網絡出版的監管。網絡出版服務單位實行編輯責任制度，內容審核責任制度，保障出版質量和內容合法。該「辦法」規定不得含有的內容包括：「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洩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以及「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等。

由此可見，一場為網絡管制升級造勢的宣傳攻勢似乎正在展開。輿論普遍視之為官方最近要網絡反腐熱潮降溫、並與之切割，應該是「習新政」打響治網第一槍。為此，網絡輿論一片沸騰，網民惡評如潮。不少網友調侃《人民日報》當前更應該發表的文章是：《官員財產公開是各國慣例》、《官場不是法外之地》。中國法學教授何兵在微博指出：矛頭指向網民，其實官府才是網路法外之人。網民發貼被拘被捕，所在多有，向來不是法外之人。

哪裡有「法外之地」，哪裡有黨的領導

記得，二○一一年三月三日，外交部發言人薑瑜主持例行記者會上，當有人問記者為何挨員警打時，薑瑜跟人講法律；等人家真跟她講法律時，她又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赤裸裸地顯出一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勁頭。當下，國內被「以言治罪」侵權違憲判刑的多如牛毛。網絡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黨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其實在黨絕對領導下的中國，哪裡有「法外之地」，哪裡就有黨的領導。

中南海第五代保守「維穩」，仍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銬鎖在「共和國」的牢獄裡。在十二月十日這個世界人權日，中國官方不僅對國際社會關於呼籲釋放劉曉波的請求置之不理，也拒絕外界對其監控劉曉波妻子劉霞的批評。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日前強硬回應，劉曉波是罪犯，並說，不清楚劉霞被軟禁，且公開說謊：「中國公民的合法權利，都受到法律保護」。由此可見，「習近平新政」哪裡還有真話？哪裡還有法治可言？

加強管控與封殺網絡的信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官方反腐和解決貧富分化的信心連續五年處於最低點，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相比，民眾更願意相信互聯網微博的資訊。中國社科院發佈最新的《二○一二年中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居民感到最不安全的社會問題是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和假冒偽劣商品。

記得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佛學院助理教授紀贇題為《中國政治前途面臨艱難抉擇》一文稱，「看看網絡上的言論，無論是各大門戶網站、論壇、博客或者微博，任何只要與政府、官員、富人、權勢這幾個關鍵詞相關的新聞之下，都會是海水一樣泛濫的憤怒留言。如果這些洶湧澎湃的留言代表民意的話，那無疑中國就像一座等待噴發的火山口。」其實，在中國特色的過濾、封鎖監管之下，網絡輿論能展示出的真實民意僅僅是冰山一角。為此，二○一一年九月二日以「柯緹祖」名義，最先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網絡輿論：民意的「自由市場」？》文章，向社會傳達官方及其強烈的要加強管控與封殺網絡的信號。該文赤裸地高喊「對於歪曲事實、傳播謠言、惡意攻擊的，要及時澄清、有力回擊；對網上涉嫌違法、侵權、侮辱、謾罵、造謠、誹謗等不文明的言論，應當封堵、刪除，堅決反對網絡輿論向偏激、極端、畸形的方向發展。」

現在這種加強管控與封殺網絡的信號，又在「習新政」開局年發出了。

最害怕網上曝光的是腐敗勢力

目前，國內微博上的言論仍然被打壓、被刪貼、被封號、被警告等。網易訪談李莊揭露重慶打黑內幕的直播，節目未完便遭刪除。同時，財新網「依法治國與重慶教訓」專題座談會上李莊的演講，也在新浪微博上遭到封殺，自由派異見人士依然被嚴控。

在當今中國，當權者奢望要依舊黑箱作業。最惱怒、害怕網上曝光的就是腐敗權貴集團。而那些違逆民意潮流而動的「腐敗主流聲音」，無一不面臨著來自社會急劇轉型與無國界網絡媒體迅速崛起時代民眾網上衝浪，拒絕被洗腦、被污染的局面。當此之時，中共喉舌人民網的御用「專家」認為，中共十八大之後網絡反腐勢頭過猛，非理性情緒、謠言和網絡水軍「惡意報復」現象日趨增加，因此需要「權威」媒體進行輿論對沖。於是，「習新政」控網第一槍應聲而響了。

【眾家之言】

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變化·（大陸）楊　光

消失的那兩個席位

與前兩屆政治局常委會相比，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在結構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最顯著的是人數九變七，以往實權很大、作惡甚多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失去了其常委席位，改由普通政治局委員兼任；另一個失去常委席位的角色是中央書記處原排名第一的書記兼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按常規，這個人也應該是中共人事組織系統的首腦，在換屆之前他還應該是候任的「儲君」。在前四屆常委會裡，這個席位分別屬於胡錦濤（十四、十五屆）、曾慶紅（十六屆）、習近平（十七屆），但本屆中央書記處裡排名第一的書記變成了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態的首腦劉雲山，而劉雲山的前任李長春並無書記處的兼職。這意味著要麼由劉雲山一人擔當原來由兩個常委分擔的職責，要麼將由未搭上常委順風車的原中組部長李源潮出任國家副主席、黨校校長並分管中共人事組織系統。

政法委書記從常委會裡走人，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可謂釜底抽薪，既阻斷了薄熙來一類地方實力派和周永康一類中央強硬派暗中結盟的可能性，也多少有助於減慢中國跑步進入「流氓國家」的速度。書記處第一書記兼國家副主席走人，則未必是好事，如果因此而導致宣傳部門及其首腦劉雲山擴權，便肯定是壞事。中共最壞的「系統」有兩個：一是政法系統，以淩辱人權為能事，橫蠻、粗野、殘忍，欺壓人民，荼毒法治；二是宣傳系統，以扼殺言論自由為職志，僵化、愚蠢、霸道，泯滅良知，自欺欺人。此二系統皆已腐朽沒落，不恥於當代人類文明，是中共政治改革──假如還有所謂政治改革的話──最應該被重組、被肢解、被廢除的對象。誠然，人們樂見這兩個系統在黨內的地位降低，而憂慮他們的代理人在政治局常委會裡繼續保留甚而擴大發言權。

人數九變七，真意何在？

這次常委人數九變七，據說是為了減少高層內耗、提高決策效率。但這個目標必難實現，因為中共高層的內鬥程度和決策效率並非由常委會的規模所決定，而主要是由高層機構的功能、結構和運作機制所決定。再者，為了更容易達成意見一致而刻意縮小決策參與的規模，實無異於排斥異己、強求一律，此非所謂「黨內民主」可取之道。

在中共歷史上，文革初期常委一度多達十一人（除毛、劉、周、朱、陳、鄧之外又陸續增補林彪、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五人），但人數越多反而越有利於毛澤東一人獨裁，因為毛之外的其他常委個個禍福莫測、人人性命難保，自然也就沒有了反對的聲音，「決策效率」反而空前提高。十屆常委原有九人（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朱德、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董必武），最後只剩下葉劍英一人，因為任期內有一人辭職（李德生）、五人死亡（董、康、周、朱、毛）、兩人坐牢（王、張），其間增補鄧小平入常，隨後又被打倒，提拔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卻又未明文授予華常委頭銜（估計是毛澤東頭腦不清忘記了）。隨著十屆常委人數越變越少，中共高層的內耗、內鬥反而越來越慘烈，最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哪裡還有「決策效率」可言？由此可見，只要政治局常委會的機能不變、體制不變，常委人數多兩個，決策效率未必降低，少兩個，內鬥程度未必減輕，在其他條件沒有改善的情況下，單純的人數變化是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麼，十八屆常委九變七恐怕並不那麼簡單，而是另有說不出口的原因。我們不妨猜想，九變七的真正原因大概就是為了阻止汪洋、李源潮入常。因為按照十四大以來形成的人事升遷常規，若常委人數不變，則其餘兩個常委名額必定在汪洋、李源潮、劉延東三人之中產生，又按照「傳男不傳女」的常委潛規則，汪李二人比劉延東更有勝算。九變七的犧牲品就是汪洋、李源潮二人，這是明擺著的。這顯然是某些來日無多、居心不良的政治老人──大約就是江澤民、李鵬、宋平諸人──為了確保在下一個五年裡能夠形成一個制止六四平反、制約政治改革的常委會多數，因為汪洋素有「改革派先鋒」的名聲，李源潮曾在一九八九年同情學潮、保護媒體。我以為，這就是汪李二人意外落選的真正原因，也是本屆常委人數不多不少剛好減去兩人的最合理解釋。

年齡結構

七個常委的職位與年齡搭配頗顯畸形：兩位排名在前、權力最大的老常委反而是七人當中年齡最小的（習近平五十九歲，李克強五十七歲），五位新常委則全在六十開外，其中四人已經超過了省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六十五周歲）。按中共人事傳統，這樣的搭配顯得很彆扭。兩小配五老，人們大可以懷疑：這是兩個小的領導五個老的，還是五個老的盯防兩個小的？

而且，這個搭配還是個「絕配」，五個新常委將只能「從一而終」──因年齡過線而失去了第二任的資格。這意味著，五年之後還得大出大進、大動干戈。熟悉中共體制的人都知道，常委會大面積換人是一件既費神費力，又具有極高政治風險的事情，弄不好就得讓全國人民為之擔驚受怕，以至吃苦受罪。常委會五年任期比美國總統多一年，但美國總統依憲法擁有組閣權，中共總書記則無權對常委會自主組合。政治局常委會的制度化水準極低，它不受憲法和法律約束，沒有最起碼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人數不定，分工不定，會期不定，議事規則不定，表決機制不定（有時是協商一致，有時是簡單多數，有時則必須奏報元老請求拍板）。常委會的組成和運作完全是一件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事情，體現為各派權力和各色利益的複雜博弈：現任、前任、前前任，他們各自的親信、嫡系、政治盟友，條條、塊塊、派別、「系統」、樞臣、疆吏、紅色家族，各有各的干政管道，各有各的政治算盤，各有各的「核心利益」……，綜合起來，常委會基本上是個「拉郎配」。這個所謂「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根本沒有資格和美國的總統制相提並論。本屆常委會五年的時間裡前兩年忙摸底、忙磨合，後兩年忙後事、忙交接，七個人之間權、責、利的平衡剛剛建立又要打破重建，他們其實是沒有多少時間去幹正經事的。豈敢指望這樣一個「領導集體」有長遠眼光、謀宏圖大計？

知識結構

除了年齡結構欠佳之外，十八屆常委的知識結構也很成問題──而且是先天性問題。表面看來，他們已經很「知識化、專業化」了，既不再是衝動無知的草莽革命家，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國企工程師。本屆常委學經濟、學法律的不少，讀名校、拿博士的也不少。然而，他們的學歷、學位含水率太高，平壤學經濟者有之，黨校學政法者有之，在職讀博士者有之，多半是為了升官而混文憑，並沒有多少真才實學。再則這一代常委堪稱「知青一代」，亦可謂「被耽誤的一代」、「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自懂事起便接受封閉的毛式教育，青少年時代除了紅寶書和洗腦讀物之外幾乎沒有讀過什麼正經書，中學西學皆一竅不通，在應該求學的年齡因投身「運動」「造反」而喪失了正常的學習機會，在本該踐行人生理想的青春歲月又過早地遭遇了理想幻滅，被陰險歹毒的領袖逼迫「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受到毛澤東的粗暴虐待，但仍然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中毛毒太深以至不能自拔。比如薄熙來，此人全家皆是毛澤東的受害者，其人並非蠢才，精明能幹，口才上佳，但他內心深處深烙上毛主義的烙印，所謂「心裡有一個小毛澤東」，只要一急眼就只會說毛話而不會說人話──薄熙來能夠張口即來、脫口而出的全是惡狠狠的毛式話語。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毛主義忠誠的傳承人，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知青一代」之中當然也有人品優秀、天資聰穎者，在文革後期、鄧時代初期這些知青中的優異者迷途知返，比較系統地在知識上回過爐、補了課，排掉了一些毛毒。但無論如何，他們精神上的困頓、價值觀的扭曲、人格上的缺陷、人文氣質和知識素養的先天性損傷，是很難完全改善和彌補的。比如習近平，堪稱知青中的佼佼者，他有一位善良正直、開明務實的父親，本人又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官場經驗，出任最高職務以來，顯得遠比胡錦濤態度從容、舉止輕鬆、作風平實。但是，人們不難發現，習近平語言貧乏：講到「人民」便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講到慎重便是「一分為二」，講到艱難便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人間正道是滄桑」。從小背誦小紅書長大，可以不假思索引用毛語錄，是那一代人的最大特點。但千萬不要小看毛式話語的現實弊害，它正是哈耶克所謂「被毒化了的語言」，因為隱藏於、附著於毛式話語之上的，是一無是處的毛式民粹思維和十惡不赦的共產極權制度。

結語

按照制度主義的觀點，結構決定行動，我不是制度主義者，但認為這一觀點頗有道理。所以，鑒於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具有諸多結構性缺陷，我鬥膽預測，這屆常委班子不大可能有優異的表現──除非這個班子裡能夠湧現出一兩位足以突破結構限制的「歷史巨人」。但這樣的期待未免奢侈了。

二○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眾家之言】

我是犬儒我怕誰？·喻智官

莫言非「莫言」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給死乞白賴的中國文學紮了一針雞血，連負責嚴控文化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都高調出面祝賀，二○一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成了中國文學的嘉年華會。

中共不會看錯人，莫言是值得褒獎的，他歷年的表現早已記錄在案，有目共睹。二○○九年法蘭克福書展上，戴晴等異議作家發言時莫言毫不猶豫地退席；二○一○年，被問及如何看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獲刑時，莫言以閉口「莫言」作答；今年受邀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慨然應允揮筆抒情。綜上所說，莫言黨性過硬，經得起考驗，是稱職的作協副主席。莫言還寫過「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讚美薄熙來，如果薄熙來哪天翻盤回潮，莫言照樣政治正確，更會文運亨通。

許多人據此調侃中國的犬儒得獎了，欣喜若狂的莫言不以為意，開始滔滔不絕地給予回應。他深知用諾貝爾獎（獎勵有理想傾向的作品）評比標準衡量，自己一身軟肋，處處污垢，就心虛又沾沾自喜地宣稱，「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自己得獎「是文學的勝利」。可惜，說這話時莫言忘了，十年前另一位華人異議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政府譴責評委會是「出於別有用心的政治動機」，他所在的中國作協指責頒獎「有其政治目的」，當時他怎麼不站出來反駁，「這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更有甚者，莫言還借機為中共的新聞出版管制張目，鼓吹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可以自由言說的時代」，並奴性十足地說「絕對自由出不了好作品」。此謂一舉兩得，既為中共治下的絕對不自由辯護，又通過肯定創作環境嘉許自己作品的價值。

誰說他「莫言」，他為主子圓場的話說得十分乖巧，可見，莫言非「莫言」。

在頒獎禮中繼續為中共代言

莫言這樣言說並不意外，十年前，他在接受鳳凰台記者的採訪時就坦言，「我走上文學動機不純，想寫本書賣了，能一天三頓都吃餃子，沒想到過要替人民說話。」如今他當上作協副主席，是黨給了他能天天吃餃子的厚祿，他理當為黨說話。

也許在得意之際忘了形，莫言不慎失言，漏出一句出格話：「希望劉曉波早日出獄」。有人善意地對此過度解讀，以為過去莫言為吃體制飯，不得已說了違心話，做了違心事，如今得諾獎了，不在乎政府的壓力，將在頒獎典禮及未來藉自己的獨特身份勇敢發聲了。

然而，人們高估了莫言的良知，殷殷的期待落了空。莫言在頒獎活動中的表現毫不含糊地昭示「你們看錯了人！」他還是那個作協副主席，還要保持自己共產黨員的原有本色，秉持自己的堅定立場，不辱維護黨國利益的使命。

在回答記者的各種提問和演講中，莫言有備而來侃侃而談。為撇清得到中共高層讚揚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強調，諾貝爾文學獎是給個人的榮譽，不是頒給中國文學，更不是頒給一個國家。話音未落，他在答謝詞中又承認，「如果沒有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這話正好合上李長春的調子，「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面對中國是否有言論自由問題，莫言說，「你去看看中國的網站，你就會知道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他假裝不知有人僅因幾篇網文被判重刑，還說中國的新聞出版審查是必要的，好比出國「申請簽證」和「坐飛機安檢」，故意把為包括被檢者在內的旅客安全和為黨國安全的新聞出版審查混為一談。莫言還自欺欺人地說，不知道有作家受刑，忘了上月剛說過「希望劉曉波盡早出獄」，再以作家也會因行竊和殺人坐牢為例，顧左右而言他地否定中國作家因言羈縻的現實。

莫言偷換概念強詞奪理，聽上去十分「機巧高妙」，卻不過是耳熟能詳的外交部發言人的辭令，他更像在大庭廣眾表演的政客，而不是在文學典禮上領獎的作家。

「我是犬儒我怕誰？」

對此，有人譏諷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展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話說對了一部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是受虐者對施虐者習慣性地依賴盲從，但莫言的問題還不這麼單純。

當記者再提身在囹圄的和平獎得主時，莫言斷然回絕，「我從來都喜歡獨來獨往。當別人脅迫我要幹一件事情的時候，我是從來不幹的。我該說話了，我自然會說話，別人逼著我表態的時候，我是不會表態的。」不知就裡的外國人聽了，這話說得牛氣衝天，莫言是個多麼特立獨行的人！但明辨真偽的中國人沒這麼好蒙，無論他如何拿喬掩飾，不過暴露他的犬儒、鄉願本相。因為包括這番話在內，他在頒獎活動中的所有言說，恰恰是在掌握他仕途名利的中共有形無形的脅迫──說得好聽點是訓誡和教誨──下說出的，而他大膽拒絕不受「脅迫」無懼得罪的，都是對他的利益纖毫無損的無權無勢之輩。

莫言這話，好比受趙太爺欺壓的「下人」請阿Ｑ評理，阿Ｑ盛氣淩人地對「下人」說「你有什麼資格逼我表態？你愈逼我，我愈不說！」阿Ｑ自身也是趙太爺的奴才，哪怕戴上桂冠披上燕尾服，外觀道貌岸然了，但怯懦的內心並無改變，聽到趙太爺的名字腿就軟了，哪裡能挺直腰杆為「下人」說話。但他畢竟是「華夏第一人」了，面子總是要的，不敢對趙太爺說三道四，還不敢訓斥「下人」嗎？所以就有了「不聽別人脅迫」的氣勢。當然，事與願違，他說得愈大義凜然，他的懦夫形象凸顯得愈鮮明。

從某種程度上說，莫言確實不受「脅迫」，因為他總是事先就揣摩好「上意」，所以，他主動抄寫「講話」。得諾獎後莫言非但不反躬自省，還堅稱「絕不後悔抄毛著」，因為他根本不屑介意「下意」，還泰然回敬草民的批評說，看到「包括在網絡上很多對我的議論和批評，我也感到很生氣。後來我漸漸感覺到，大家關注議論批評的這個人，跟我本人沒有什麼關係。很多人在用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塑造著另一個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來圍觀大家對莫言的批評與表揚。」

好一副「我是犬儒我怕誰」的嘴臉！

事實上，莫言並非無視批評，而是耿耿於懷。他在演講中迂迴隱晦地編了三個故事回擊。第一個故事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言下之意，我就是一個面對災難不哭的人；第二個故事是：有時過於敏感較真做「英勇的鬥士」是錯的；第三個故事的「寓言」更深，出現多種解讀：或是群起攻擊我的人不定哪天遭天罰；或是民主不過是多數人的暴政等等，總之，是不是好話，你們自己去理解吧！

莫言不用諾獎賦予的勇氣去直面權貴，反而殺個回馬槍奚落質疑者，話裡有話地透出驕橫狂妄──我犬儒了這麼多年不是照樣得獎？為什麼要順從你們的意見改變自己？尤其是那些令我難堪的異見人士，讓我站在你們一邊──沒門！

中國作家進入歌德人格時代

事實上，莫言早在三年前就表明了這樣的立場，他在法蘭克福書展的演講中引述歌德和貝多芬的故事說，「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莫言評說，「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好一個自圓其說的奇談怪論！堅守自尊不媚王權「並不困難」，向國王卑躬屈膝倒「需要巨大的勇氣」！如此讚譽弄臣美化犬儒的論調，除了侏儒人格誰說得出？在暴政面前犬儒卑怯情有可原，雖然怒其不爭，尚可哀其不幸，但犬儒卑怯還要為犬儒卑怯寫頌詞，就使犬儒變成了犬奴，卑怯滑向了卑鄙。

可悲的是，莫言的表白代表了中國主流作家的心態，也反映了當下中國知識精英整體犬儒化的生態。有趣的是，有自恃和莫言旗鼓相當的作家，在名曰「祝賀」實為不服時，自誇說「莫言應該得獎，但中國至少還有十個作家夠格」。這話說的不錯，無論和莫言比作品水準還是思想境界，中國的主流作家半斤八両。他們的寫作共性是，「形而上」地揣摩諾貝爾獎評委的好惡，在形式上迎合西方讀者的口味，同時，「形而下」地瞄準商業市場，俯就大眾讀者的低級趣味，還要把持一個原則，所書內容絕不跨越中宣部的禁域，這是主流作家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所幸中國永遠不缺供他們發揮的素材，於是，西方現代派機巧+「沒原因」的中國人的苦難+「沒來由」的鄉村愚昧組裝成的三合一作品源源不斷。

如今，這樣書寫的莫言成功了，應了魯迅近百年前的「預言」：瑞典諾獎評委「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授獎），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今日更「壞」到魯迅無法想像的地步。中共托庇莫言受獎，自滿之情溢於言表，「中國崛起」終於贏得了西方的認同接受；主流作家暗下興奮，既然不避諱御用犬儒也可以成為世界級「大作家」，他們為什麼不繼續莫言的道路，盡興享受歌德人格風靡的時代？

【眾家之言】

十八大對毛澤東思想難捨難分·（大陸）姚監復

十八大報告捨棄毛澤東思想？

胡錦濤的十八大報告在第二段「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中，明確地捨棄了毛澤東思想，原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這段論述明確地把毛澤東思想排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因為胡錦濤的話是全稱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只包括三個內容，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只有這三個理論「在內」，而毛澤東思想「在外」，不過是被堅持和發展而已，再不屬於「科學理論體系」了。因此，十八大報告排出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把毛澤東思想合法地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結論，正式經過十八大全體代表舉手通過的事實，是十八大的一個重要亮點。

這樣，十八大會堂二樓的橫幅標語沒有毛澤東思想，只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就是合理合法合乎黨代會決議的，七中全會公報關於薄熙來雙開的新聞公告都沒有提毛澤東思想，只強調「鄧三科」的指導思想是正常的。將來黨內外都會淡化、淡忘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思想，而會大講特講高舉「鄧三科」的指導思想的旗幟，才能理直氣壯地講改革開放和發展是硬道理，堅定地在經濟上走資本主義道路。

所以，應當歡迎、支持和鼓勵十八大報告捨棄毛澤東思想的決策，雖然這只是一句話，淹沒在許多「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的偽裝騙術的謊言大海之中，但是要看到這個捨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開端。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是官方語言，那末人們希望下一步應當是深入批判、拋棄這個不屬於「科學理論體系」的錯誤、反科學的害人理論，進一步重新評價、批判和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

我們應當極為重視胡錦濤十八大報告中宣佈毛澤東思想並不包括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內這個重要事實，它的意義是深遠的。

對毛澤東思想難捨難分

十八大報告只有一處捨棄了、開除了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容中把這個奉之為神靈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打出教門。但是，仍然在同一個報告中多次重復「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是靠公民直接選舉取得合法執政的現代民主政黨，而是靠農民起義及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思想打敗了國民黨，以武力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如果否定了、拋棄了打天下才能一代又一代接班人坐天下的毛澤東思想，那末第一代奪權的思想基礎和執政合法性也都不存在了。人們會問，憑什麼太子、太孫能夠掌權管天下？現在，只有「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證明打了天下，兒孫永遠可坐天下。因此，要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必須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容中排擠出毛澤東思想。但是，為了維持革命黨後代不斷執政的合法性，只能堅持毛澤東思想仍然是長期的指導思想。想切開，又切不開毛澤東思想，真是難捨難分，這樣出現了尷尬、狼狽局面，中國存在著尖銳矛盾：造成說一套（社會主義）做一套（資本主義）的兩面派、說假話欺人又自欺的「打左燈，往右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可笑局面。

被左派定性為「現代修正主義」

左派理論家馬賓、李成瑞按照十八大堅持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分析當代中國，認定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實際上發展資本主義的中國是「現代修正主義」的邪路，號召開展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認為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確定鄧小平是走資派是正確的。這樣，左派站在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和道義的制高點上，只要當權派強調現在是社會主義（無論加上什麼形容詞和限制詞），實際上也找不到公有制為主、按勞分配、計劃經濟、消滅三大差別這些社會主義根本特徵。十八大反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實際上卻正是改了社會主義的紅旗，走了左派認定是邪路的資本主義道路。怎麼能自圓其說呢？只有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正路。趙紫陽早在二○○四年八月就對我講過，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具體負責起草十三大報告的鮑彤說，當時對這點是可意會而不能言傳的。現在看，只有先當走資派，才能當走社派。鄧小平說過，姓社姓資，不爭論。說明他心中有數，改革開放就是姓資，別爭論了！因此，要堅持改革開放、振興中華，實現現代化只有一個辦法：堅定地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同時一定要同毛澤東思想決裂，重新評價毛澤東。

二○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眾家之言】

全能神教與大紅龍的惡鬥·桑　普

中共大肆抓捕全能神教信徒

瑪雅預言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世界末日，激發全球恐慌之徒熱烈討論隕石撞擊、磁極對調、火山爆發、洪水滅頂，甚至全球毀滅，實在反智透頂。中國國內也有個叫「全能神教」的組織，據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河南省活動，主要向農民傳教，及後擴展全國，甚至香港據說也有約二千人跟隨。「全能神教」又稱東方閃電、實際神、七靈派、女基督派。創始人趙維山早已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總部設在紐約，據稱全球有數十萬信徒。該教聲稱「全能神」是救世主，肉身是一名原籍河南的女子，大肆散佈十二月二十一日世界末日預言，聲稱末日後三天內沒有太陽和電力，隨後全球爆發地震海嘯，最後只有「全能神」信徒才會受到保護，其他人將被閃電殺死；並且宣稱「當今中國是個沒落的帝王大家庭，受大紅龍（中國共產黨）支配」、「號召信徒與大紅龍決戰，將大紅龍滅絕，建立全能神統治的國度」。真有點像洪秀全！近日，逾四百名信徒在青海省被捕，被指在公開集會上引發混亂，詐騙斂財滋事，擾亂社會秩序，各類宣傳品被沒收，集會場所被摧毀。內蒙古、福建、重慶、四川、貴州、陝西、湖北、河南、浙江、深圳等地也有信徒被捕，目前總數已近千人。

全能神教在中國有其歷史淵源

回首歷史，跟「全能神教」類似的多不勝數。漢末張角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唐末黃巢自勉「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元末朱元璋更曉舞文弄墨，「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萬國明」。中共首領毛魔王更厲害，集以上各家大成，聲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當時全世界有二十七億人，「死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印紅書，唱紅歌，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貼在中華門，把自己的肖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極盡自戀狂妄。凡此種種，在精神面貌或思想境界方面，跟「全能神教」比較，有無任何本質上的分別？是否都是同樣在「散佈謠言，蠱惑人心」？在實際惡果或踐踏人權方面，誰更殘暴不仁？

中共政權不但做賊喊抓賊，自己宣揚邪教，還要指責別人建立邪教，而且炮製雙重標準，自己可以喊打倒「美帝」，別人卻不能喊滅絕「大紅龍」。更離譜的是，中共政權硬把「全能神教」跟藏人自焚扯在一起，要求有關部門把他們視為同類犯罪分子加以打擊。這不僅把無助且無罪的自焚藏人扭曲為違法罪人，更加把他們虔誠真誠的宗教信仰與面對現實的深層絕望，跟愚昧狂熱迷信等同起來，極盡羞辱藏人之能事。

另一方面，「全能神教」不但無助於滅絕「大紅龍」，更對傳統基督宗教和國內家庭教會發動輿論攻勢。隨著世界末日謬論已經不攻自破，「全能神教」的公信力成疑。至於「全能神教」為何會吸引近數十萬信徒，是否表示他們對社會現實充滿厭倦和抗拒，繼而期望通過某種宗教信仰來尋求終極的、一次性的精神解脫？

「邪教罪」是違法條款

中國法律有條俗稱「邪教罪」的罪名，專門用來對付法輪功等反對江澤民而有組織的宗教團體（當然這種手法既不成功，也不正當）。不過，歸根結柢，「邪教罪」本身正是違反刑事法律「只評價行為、不評價思想」的根本原則，亦即「只有行為才會構成犯罪，思想如何也不會構成犯罪」的基本法律原則。根據這項基本原則，如果一個組織指揮或支配其成員從事殺害他人、詐騙財物等「行為」，應該直接以殺人、詐騙等罪名定罪判刑即可，毋庸上綱上線把這些犯罪行為歸因於「邪教」而另立「邪教罪」。然而，中國刑法第三百條第一款卻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這裡所謂「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本身已經是大幅擴張定罪範圍至刑法以外的違法情形，甚至一旦「邪教」信徒隨地吐痰或者欠債不還，也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實在荒謬透頂。至於法條中所謂「會道門」、「邪教」、「迷信」、「破壞」、「實施」等名詞，全都是不確定的概念，「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更是可以隨意伸縮加減的空白概念，不符合構成案件明確性原則，也不符合刑事處罰的必要性原則。因此，刑法第三百條第一款是典型的惡法，放任中共政法委所操控的公、檢、法機關恣意標籤異見人士為「邪教」或「迷信」，進而宣稱他們曾經違反任何一條法律或行政法規，事無大小，不分輕重，然後加以定罪判刑。這條惡法必須廢除，方符合憲法保障宗教信仰和言論思想自由的根本原則。猶記得數年前，滕彪、李和平、黎雄兵等律師曾為法輪功學員王博等人撰寫《憲法至上，信仰自由》辯護詞，立論堅實，至今許多論點仍能引申適用於「全能神教」一案，值得重視。

明乎此，「全能神教」永遠戰勝不了「大紅龍」，「大紅龍」也永遠戰勝不了「全能神教」。唯有落實尊重人性尊嚴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培養尊重人性尊嚴的公民意識和社會，才能真正尊重每個人心靈中的宗教信仰自由，制裁任何人違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和財產的犯罪行為，從而建立一個寬容而有人性尊嚴的法治社會。

【眾家之言】

華麗外衣裡的黑幕

──《編譯局言情錄》暴露中共智囊團權色錢交易·（大陸）羅　翮

中共中央編譯局衣俊卿局長對被稱為十八大精神核心與靈魂的「三自信」的形成功不可沒。

胡錦濤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最讓人詬病的，是提出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如何堅定呢？報告說：所謂堅定「道路自信」，關鍵在於深刻認識和自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與實質；所謂堅定「理論自信」，關鍵在於深刻認識和自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與特點；所謂堅定「制度自信」，關鍵在於深刻認識和自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與規律。真像走夜路唱歌壯膽──又是「內涵與實質」，又是「邏輯與特點」，又是「本質與規律」，故作玄虛，讓人眼花繚亂，亦可自我陶醉。其實不過一句話，就是胡錦濤所謂的「不走邪道」，抗拒改革。

這個「三自信」是如何炮製出來的？外人自然很難清楚。但稍微查閱半年以來的官方文章，也可以找到這個「十八大精神的核心與靈魂」、這個「貫徹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各項任務的重中之重和根本保證」的蛛絲馬跡。例如，二○一二年六月五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了一條「新聞」，即一篇題為《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增強理論自覺、理論自信》的重頭文章，作者為：衣俊卿。這篇大作原來首發於《光明日報》當天第一版「光明專論」，衣局長為貫徹落實一個稱之為「工程工作會議」的精神，應《光明日報》特約，撰寫了此文。

衣俊卿局長對胡記「三自信」的形成確實功不可沒，但也露了中共的底──只有底氣不足心虛慌亂者才自欺欺人高喊「堅定」「自信」。

貌似神聖的中央理論智囊

中共中央編譯局是什麼機構？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同為中共中央最高的理論智囊，主要任務是編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領導人著作；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在當代的發展，研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現狀、理論和實踐；收集和整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領域的文獻訊息資料。馬列毛是指導中共一切事業的理論基礎，負此重任的衣俊卿局長及其全域部下當然不是一般等閒之輩。事實上，當今世界只剩下中國、朝鮮、古巴、越南和老撾五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此局的說法），這些國家也設立類似機構，但和北京這家「中央編譯局」簡直不能相提並論。它是相當龐大的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是副部級單位，局長衣俊卿是一位堂堂副部長大官。

據說衣局長很為在《光明日報》寫的那篇鴻文自鳴得意。他說這篇文章寫絕了，只寫了七八個小時。中央領導李某某講完話後，有好幾個人都想寫，但後來《光明日報》特約他寫。發表後有人給他寫信通報，說李某某以及中宣部長劉雲山等人看了也高興。這是給他們的觀點做論證，當然高興了。衣俊卿這個五十四歲的遼寧人，亦算是著名學者──當然是御用學者，曾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二○一○年二月起任中央編譯局局長。他同時是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人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這個人自然滿嘴馬列，念起經來才高八斗，不愧為中共理論寫手。

《編譯局言情錄》暴露中共最高智囊團黑幕

萬萬想不到，近日網上瘋傳的一篇十二萬字長文，把衣俊卿局長這個顯赫的中共理論智囊及這個編譯、闡發馬列毛的權威機構的華麗外衣徹底掀掉了，暴露了一幅見不得人的黑幕。此文作者是該局博士後常豔女士，她實名在網上發表的長文題為《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Ｎ實錄》，網民簡稱為《編譯局言情錄》。常豔女士把自己和編譯局長衣俊卿的艷史，事無巨細原汁原味全都抖了出來。從二○一一年三月她接受面試時相識衣局長開始，一直寫到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的這段艷史，寫出了衣俊卿喜新厭舊的風流嗜好，包括詳細記錄他們十七次在酒店開房的時間及地點。文中還談及編譯局內部鮮為人知的複雜的人事關係。

今年三十四歲的常豔女士是山西師範大學副教授，紅色家庭媳婦，有老公孩子，她報讀中央編譯局博士後想脫產專職讀書後留在北京工作。為達此目的，對「潛規則」了然於心的她傍上了局長衣俊卿。奉獻了幾萬人民幣和自己身體之後，她發現衣局長還有其他情人，而且並無誠意幫她達到目的，於是開始心生不滿，繼而憤而掀翻醋罈，開展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的網絡曝光。

常豔女士與她情人老師衣局長鬧翻後，說出一段可圈可點的大實話：

「編譯局的博士後，還不如叫情婦團呢！以後面試，不要比學術，就比誰漂亮，誰會發嗲。為局長獻美妾者，賞！賞官位，賞俸祿。現代版《甄嬛傳》在中共中央編譯局火熱上演，馬恩列斯老人家們已經掛在牆上了，可他們不忍心錯過人間大戲，就差從展覽館蹦出來與局長大人搶女人啦！」

《編譯局言情錄》的情色緋聞及其交易發生在中共中央編譯局這個大環境，讓人看到這個貌似神聖的中共中央最高理論研究機構的真貌。許多細節令人目不暇接。例如，衣俊卿即使在中央開會或下基層調研期間，也不忘與情人發情色短信調情，甚至在開全國兩會期間，還爭分奪秒與美女開房尋歡作樂。這個局長大人在臺上發表報告時，大談「理論自覺」「理論自信」，堅持馬列主義，實際上卻是荒淫無度之徒，表裡形象反差之大，令人歎為觀止！

《衣俊卿小Ｎ實錄》在網上傳開後，引起的震撼相當巨大，尤其對中共的打擊遠遠超過以往一般由男性貪官寫出的情色日記或一般的做愛視頻。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大不是大談特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嗎？話音未落，《實錄》就全盤托出今天這些中共意識形態的鼓吹者製造者其實沒有人真正相信自己所鼓吹所製造的東西。他們不顧廉恥地縱慾聲色貪婪金錢，已經沒有信仰可言，正好見證了中共宣傳的荒謬與虛偽。

也許是因為後果太嚴重了，常豔女士遭受的壓力太大了，幾天之後，她在十二月十二日改口說《實錄》是在「嚴重憂鬱症」情形下創作的「小說」，病情發作時發到網上了。但許多人都說，《實錄》情節非常真實具體，她與中央編譯局局長開房之事皆有案可查，是真實是虛構一目了然；是有嚴重抑鬱症還是受高壓改口，也容易辨析。看來，這裡面的水很深，這個事情突然發生轉捩，絕非簡單之事。

其實，類似衣俊卿這樣的政壇雙面人，在中共官場比比皆是，而且在東窗事發前已成為中共政壇的主力。這些官員滿嘴仁義道德，實際上一肚子壞水；他們既要做婊子，又要樹牌坊。不過，再高明的雙面人總有暴露的時候，跳得越高，便會摔得越慘，一旦真相曝光，肯定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眾家之言】

紅色文化怪胎─副教授掌摑老翁·（大陸）裴毅然

紅色文化蘊育暴戾「怪胎」

據傳媒報道，二○一二年九月十八日北京抗日遊行，一位知識老翁不同意打出「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口號：「想個屁！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話音剛落，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教授韓某就摑了老人兩耳光，說侮辱毛主席，並罵對方是漢奸。有人拍下照片，迅速掛發網上。次晨，韓某迅速回覆，發表三點聲明，核心內容如下：

「遇到造謠誹謗開國領袖，給日本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寧可為此被拘留，也不能讓這等漢奸放肆、猖獗！

在群情激憤聲討小日本、想念毛主席的遊行隊伍中，不容許出現這種明目張膽的漢奸言論。今後如果在遊行隊伍中遇到這樣的漢奸，該出手時我還會出手！犯了法的，我認罪伏法，但絕不認錯。」

不久，韓某接受媒體採訪，再發怪論：

「怎麼火燒趙家樓叫愛國行為，砸了幾輛日系車就叫暴徒呢？」

「大象走路，它能顧得了螞蟻螳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行為，它就是這樣的呀，它不可能是一點損失都沒有的呀。」

韓某言行濺起一片譁然。《中國青年報》載文《視公民如螻蟻者如何能真正愛國？》，嚴正駁斥韓論①。韓某言行之偏，不值一駁，我深感沉痛的是這位副教授怎會如此倒謬為正，晃著大蔥當象牙，還這麼自信？韓先生如何形成這一「掌摑有理論」？我們的文化怎麼會蘊育出這麼一具「怪胎」？

打砸日產車與「火燒趙家樓」同出一轍？

首先是事實判斷。

那位知識老人不同意將毛澤東扯上這次抗日遊行，怎麼就等於「漢奸」？政治觀點的不同怎麼一下子扯上出賣國家與民族利益？按說，這一事實判斷並不困難，論據與論點之間明顯缺乏邏輯斷點。對韓副教授這樣的高知來說，怎麼連這點事兒都掰扯不清？

再者，對不同意見者「理直氣壯」出手打人，且對方還是一位白髮老者，觸及基本道德與法律底線，副教授怎麼一點不感覺理虧？還叫囂會「繼續出手」？

更重要的是，五四「火燒趙家樓」並未被直接歸入「愛國行為」，當時就遭梁漱溟等知識份子批評。正義訴求必須通過正當途徑進行表達，目的正義並不能為醜陋暴力遮羞，這也是最基本的法律界限。

其實，真正可怕的是韓使用的邏輯，即走至如此偏謬的思維方式，細析如下：

一、韓認定老人是「漢奸」，或曰使他真正惱火的是老人「反毛」，不能容忍對「開國領袖」不敬，一股文化霸道的餿味。每位公民都有政治評議權，都有權對政治人物表達各種評議。因為，政治人物原本就是「為人民服務」，他們辦理的公務涉及公民利益，公民有權對涉及自己利益的國務發表見解。老人不贊同毛時代，這是他最起碼的言行自由，副教授可以不同意，但不能扯上「漢奸」，更不能出手打人。這是最基本的是非，韓先生卻認為不僅這次打了，下次碰上還要打！

二、將「火燒趙家樓」鈎掛這次砸日系車，說明我們未將「火燒趙家樓」的暴力與五四愛國遊行區別開來，籠統包在一起，使韓認為「火燒趙家樓」也是「愛國行為」的一部分。這一邏輯──「趙家樓燒得，日系車為什麼砸不得」，使我意識到現代史釐清工作任重道遠，正確評價歷史乃是正確對待當下的前提。正因為我們未能正確釐清歷史，才遺留下一系列產生誤解的邏輯起點。

三、日系車乃公民私產，仇日怎能洩憤於公民私家車？還認為砸車有理，似乎毋須承擔賠償責任，真正極端的「暴力有理論」，至謬至偏矣。如果此論成立，中國公民以後還敢買什麼車？現有德、日、美三個國家系列的車，都不保險呵，誰能保證哪個國家今後不與中國發生衝突？

四、「大象走路，它能顧得了螞蟻螳螂？……」。認為國家行為如大象走路，顧不了螞蟻螳螂，視公民如螻蟻，毫無人權意識，低下之極的國家意識。殊不知，保護每一位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與各種合法權利，乃是國家與政府的第一職責，怎麼能夠以「國家行為」的名義毆打公民、踐踏公民財產？

五、最最可悲是將打人、砸車這些公然違法行為，統統歸入「愛國行為」，用所謂「愛國」為暴力遮醜。如此歪偏邏輯，還那麼「氣壯山河」，以為「長纓在手」，連基本是非判斷能力都沒有。當你可以暴力對待他人，他人當然也就有了暴力對待你的「合法性」，當拳頭與石塊落在你的身上，你會認為「應該」麼？就像二戰後期美英飛機炸彈落到德日國土，德日國民才意識到戰爭給別國造成的傷害。

文化怪胎現象的源頭

不難看到，韓某身後可是站著一大批「同志」，這幾年歷次「抗日」活動都有這麼一批「憤青」。一斑窺豹，韓氏言行屬於「文化怪胎」，孕育於紅色暴力文化母胎，乃中國當代文化存在重大偏誤的信號。論據論點完全脫節的歪理邪論，成為這次反日活動的暴力依據。大陸文化界未向公民提供指向明確的價值地標，才有此「愛國邏輯」。而這一批所謂「愛國者」所使用的邏輯起點就是不把別人的生命、自由、尊嚴當回事，認為只要「愛國」便可無視他人的一切人權。恕我直言，韓論「出處」實來自革命暴力論。對革命暴力不加分析的謳歌，乃是今天孵生出韓論的社會土壤。

崇拜暴力之所以有承傳，原因當然在於大陸這幾十年意識形態的整體偏謬──未對暴力論予以徹底批判與價值分析，未將人性人權意識注入國人頭腦。而中共之所以未進行這項文化基本建設，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共不僅通過暴力奪權，而且仍在使用暴力「維穩」。

韓先生向我們提供了一則活標本，清晰折射出大陸當代文化崇拜暴力的極端一翼。大陸人文界最緊急的「搶修工程」就是用人性人權等普世價值夯築社會價值基石，否定一切「打人有理」論。蓋因赤潮禍華，此為一斑！

注：楊耕身：《視公民如螻蟻者如何能真正愛國？》，《中國青年報》2012年10月17日。

【鑒往盼前】

在武漢大學的日子·李銳口述，丁東、李南央根據錄音記錄整理（續上期）

在市秘密學聯的工作

那時，我自己的活動主要不在校內，而是在武漢市秘密學聯。姚樹森被捕過，放出來之後就不再參加學聯活動。李汝俊在九月間就離校了，經過上海、北平，找到黨的聯繫，回到老家太原去了，沒有再返校。作為原武大在市學聯的正式代表，他將武大在市秘密學聯內的領導工作交給我和萬國瑞負責。萬國瑞升入武大前，在中學時就是秘密學聯的負責人之一，家住在漢口，下山活動很方便。如前所述，秘密學聯是由公開學聯演變而成的，其中骨幹多是一二‧九運動時最積極的分子，各校的公開代表，經過半年多的實際鬥爭考驗，相互間有了一定瞭解，比較信得過。參加秘密學聯的只有二十多個學校，各校成員人數不一，少則幾個人，多則十幾二十人，包括我們武大青年救國團的成員，總共約二百多人。現在記得起來的有：省一中的陳約珥（王熙真），省高的何功楷（何功偉的弟弟）、密家藩（密加凡，跟趙紫陽同班）、孫士祥，育傑中學的林賢複、胡韋德，二女中的李齊凰（林軒），懿訓女中的范元甄（我的前妻）、梁麗琳、鄭速燕，武漢女中的許立人（林浩），以及陳傳亨姐妹等。我們名義叫「學聯」，實質如北平的民先隊或我們武大的青救團，完全採取秘密活動的方式。各中學的校內活動，主要是組織讀書會，傳閱秘密性的書刊等。各校代表一或二人組成學聯的領導機構，常務幹事不到十個人，分別領導武昌、漢口、漢陽三區，每學期開一兩次常務幹事會，臨時有急事也開會。開會利用假日，地點多是武昌或漢口的教堂，也在東湖遊船開過會。李均平於一九三六年夏畢業後，跟原來的同班同學劉相堯（劉克）在武昌建設廳工作，仍然常常幫助我們。他同教堂的主持神父關係甚好，常由他出面借教堂聚會，神父把我們當作基督教團契的成員，招待我們。抗戰爆發後，李均平和劉相堯（抗美援朝時，他當過鐵道兵的司令員）即去了延安。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全國學聯）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華中大學的代表陳述元被學校開除後，到上海代表武漢學聯正式參加了全國學聯。全國學聯開成立大會時，通知武漢派代表參加，是武大的楊克穆去的，原因是他能籌到路費，到上海可找到陳家康，有住的地方。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全國學聯也派代表到武漢來過，都由我接待。

武漢的救亡團體同上海救亡團體之間的正式聯繫人是何偉。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南京被捕之前，經常來往於武漢與上海之間。何偉原名霍恆德，一九三四年從華中大學畢業後，在漢口聖羅以女中教國文。他有兩個同班好友：黃心學和成慶生，黃在懿訓女中教國文，成任華大附中的校長（成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父親是牧師）。他們在教書時，就利用課堂向學生灌輸進步思想，宣傳抗日主張，乃至講共產黨的道理。范元甄、梁麗琳、鄭速燕、陳傳亨姐妹等，都是他們的學生，受到他們的啟蒙教育而積極參加了革命的。他大概是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上海（或天津）入黨後，參加了全國救國會的領導工作，隨後即以「全救」領導成員的身份同秘密學聯聯繫，他有一個好朋友轉學到武大，因此他一回來我們就認識了。全國解放以後才知道，他那時是受黨派遣，回到湖北，任中共武漢臨時工委負責人，湖北省委委員、宣傳部長。李汝俊走後，我在年底代表武大參加市秘密學聯的工作後，倆人之間的來往更加頻繁。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在何偉的主持下，秘密成立了武漢各界救國聯合會（武漢各救），由學生、婦女、文化、職業各界的組織聯合組成，發過油印的宣言。其實真正有些群眾基礎的還是秘密學聯，婦女救國會是由學聯中的女同學組成的，文化界只有黃心學等幾個中學教師和《大光報》以及生活書店等處十來個人，職業界救國會由郵務工會、救火會和英美煙草公司內的一些進步職員組成。這個武漢各救的成立會，是在英美煙草公司一個姓孔的職員家中開的，他請了一桌飯。魯迅逝世後，在郵務工會開過一次追悼會，武漢各救的上述各界的成員都參加了。

漢口生活書店是武漢各救的聯絡機關。書店經理顧一凡，思想進步，一二‧九運動以前，何偉、黃心學以及其他幾個進步中學教師，同顧一起組織過讀書會，後來孔羅蓀等也加入了，他們從常來買書的顧客中，結識了一批進步朋友。上面談到的郵務工會、救火會內一些進步的職業青年，都是由於買書而逐漸同顧熟識的，秘密學聯的主要成員也都同書店有密切來往。書店也是學聯分發秘密書刊、通知乃至代轉信件的地方。上海「全救」出版的《救亡情報》等秘密報刊運到書店後，即由我們取來分發給學聯成員。書店設在漢口的書鋪街──交通路上，我們去書店都是從後門進出，自以為是很「秘密」的。其實書店的活動早就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注意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個星期一，顧一凡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份人名單，還在書店搜出成包的學聯油印文件。我們很快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即通知了所有學聯以及其他同書店有來往的人員，再沒有出其他事故。當時的《掃蕩報》還發表過一則「顧一凡謀刺楊主席（楊永泰）」的消息，大概是國民黨為杜絕營救而造的謠言。直到抗戰爆發，顧一凡才被放了出來。

武昌還有一個新生命書店，出售進步書刊，書店一位姓吳的經理也是進步青年，同我們有聯繫，給過我們一些幫助，但起的作用不如生活書店大。

尋找共產黨

自從投入市秘密學聯的工作後，常要下山，我幾乎很少上課了。這時在校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同學就是謝文耀。我設法一人單獨住一間房子，他則佔用了一間外文系的公用房間，這兩間房子實際上成了我們的「工作機關」，自己人敲門需用暗號。我們倆加上萬國瑞，三人一起為市秘密學聯辦了一個油印刊物《武漢學聯》。從寫文章，刻蠟版，到印刷裝訂，都是我們三個人幹，沒有外人參加。每月出一次，出過好幾期。常常為此熬夜，頗有點「自我過癮」的味道，覺得這才像做革命工作。但是我們也深感沒有黨的領導，我們這個三人小組不過是一隻無舵的航船，只能在大海中漂蕩，迫切感到需要立即找到黨的關係。從我個人來說，為什麼在一二‧九運動爆發後，立即成為學校中最活躍的積極分子之一，隨後又急於要找黨呢？這同以前談過的家庭背景和自己少年時期的經歷有關，我不僅一直愛讀左翼小說，而且對共產黨懷著一種模糊的英雄的憧憬。記得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收到一份從美國轉寄給武大學生救國會的共產黨的「八一宣言」，是用一種很薄的打字紙列印的（現在記不清楚這份宣言當時如何利用的，好像翻印過，從房門縫塞到一些同學的寢室內）。讀過從上海傳來的，斯諾寫的《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的節譯本）後，更加堅定了我們尋找共產黨的決心了。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在華大附中成慶生處，看到了一期鉛印的《長城》，這是當時共產黨北方局的刊物，他說是郵局寄來給何偉的。華大附中是教會學校，這個地址當然比較可靠。我當即斷定何偉一定找到了黨的關係，再見到何偉時，就正式向他提出入黨的要求，但是他不置可否。後來知道，他自己也是在上海找到關係，剛剛入黨的，組織上還沒有交給他在武漢建黨的任務，抗戰爆發後，何偉才介紹了武漢的一批人入黨。我在跟何功偉的通信中也暗示過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同樣沒有結果。

這時，謝文耀結識了一位剛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湖北人甘禹民。大革命時期，他到莫斯科學習過，我們到他家去，見到有俄文書刊，就覺得特別親切，以為他是個老革命，跟他商談入黨的想法。那時我們沒有經驗，不知道從反省院出來的人是需要詳細瞭解的。甘的意見是我們可以先成立一個自發支部，一邊自己建黨，一邊找黨的正式關係。我們認為這個辦法很好，於是在秘密學聯中物色對象，同我們認為最可靠的陳約珥、林賢複談了自發成立共產黨支部的事，他們都贊成。陳約珥又介紹了在張楚中學教書的習東光跟我們認識，甘禹民則找到另外一位從反省院出來的人，一起參加討論。經過幾個月的醞釀，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我們八個人在謝文耀的家裡（武昌貢院街三十號）集會，正式成立了自己的自發黨組織，定稱為武漢臨時支部，大家一一舉手宣誓。誓詞和入黨表都是甘禹民擬定的。會上選舉甘、謝、習三人為支部負責人。後來，我到了延安才知道，陳約珥與習東光跟何偉一樣，當時都有正式的黨的關係，算是黨派他們「打入」我們這個自發支部的吧。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接上黨的正式關係，去上海，還是去北平找黨？因為萬國瑞同北平的進步同學有聯繫，最後決定去北平。一九三七年國民黨辦學生軍訓，一年級學生於五月初提前放暑假，於是萬國瑞先於五月初去了北平，很快在那裡找到了黨的關係。五月中旬，我也決心離校北上，這其中有個人的原因。武漢大學電機系的教授趙師梅，認識我父親的好朋友田秋明（長沙私立秋明醫院的院長），他將我在學校的活動寫信告訴了田，說我在學校的活動被校方找去談了話，情況很危險。田秋明得信之後，立即告訴了我的母親。母親就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來到武漢，在珞珈山武大校舍旁租了一間房住下，經常到我的宿舍來，監視我的行動。我是獨生子，母親勸我，「你父親在世也會贊成共產黨的」，可是「膝頭拗不過大腿」，共產黨雖好，殺頭太可怕了。加之我那時幾乎根本不上課了，無法應付考試，所以下決心不讀書了。我怕母親追到北平，就給家裡寫信說自己到山西去了，因為我的四叔在日本士官學校時，與閻錫山同班，我讓大姐到武漢將母親接回長沙。我的突然出走令母親幾乎瘋了。為此，家人和親戚朋友都譴責我的行為，不原諒我。我是帶著自發支部所有人的入黨表去的北平，北平市委派人同我接了頭（記得是孫傳女，即陸平）。除甘禹民跟另外一個從反省院出來的人外，自發臨時支部的所有成員都被接受為正式黨員。我離開武漢之後，臨時支部又發展了密家藩、李齊凰等幾個人為黨員。

接上組織關係後，我和萬國瑞決定暫時不返校（這時我與萬國瑞確定了戀人關係），六月間將謝文耀叫到北平，讓他把大家的組織關係帶回去。到北平後，我與文立徵也取得了聯繫，六月間，他正式辦了退學手續，跟我們三個人一起住在西城的翊教寺。立徵在我這裡看到了許多黨的刊物，自認為已像我一樣是一個共產黨員了。但是那時我沒有來得及介紹他正式入黨。這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事情發生在六月六日，員警到我們的住處查戶口，因為完全沒有地下工作經驗，平時看的一些進步刊物就放在桌子上，被員警看到，將我帶到了警察局，在那裡關了一個星期。根據我那時瞭解的被捕知識（不暴露身份、不出賣別人），在警察局受審時，我說自己是從長沙來北平考大學的學生（報了一個化名張訓之），那些書刊是一個已回老家的同學放在這裡的。如果他們不趕快放我出去，誤了考期，家裡會因此斷絕我的經濟供給。員警就讓寫了個今後「不交不良之友，不讀不良之書」一些話的「保證書」，把我放了。可是警察局在《華北日報》登出了他們自擬的所謂張訓之的緊要啟事：「訓之因交友不慎，誤結識共產黨人，因收讀共產黨分子交來之共黨文件《火星》等，被官方查獲訓誡，現已覺悟，此後專心向學，決不參加任何反動組織。特此聲明。」這件事在延安寫自傳時，我都據實交待了。結果在隨後的延安搶救運動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之後，我均因此事被作為「叛徒」問題──「對敵屈服」、「登報悔過」、「欺騙組織」等等罪名進行審查，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得以洗清。

武漢出現新的革命形勢

出獄之後，我照樣積極工作。正當北方局的同志與我們研究如何在武漢正式建立黨的組織的時候，七月七日發生了蘆溝橋事變，形勢大變。謝文耀立即帶了臨時支部成員的組織關係，先期匆匆單獨返回武漢。九、十月間，湖北省工委成立，武大的支部是陶鑄同志去建立的。李聲簧（平津借讀學生）、謝文耀、郭佩珊等為支部的第一任負責人。在延安時，錢（瑛）大姐和陶鑄同志都跟我談過，黨後來承認了我們的自發支部，認為這個組織對抗戰前後武漢的救亡運動和黨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為抗戰初期武漢三鎮有名的進步青年團體──武漢青年救國團的建立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據當時留在武漢的朱九思同志後來告訴我，由於抗戰已經開始，省工委已經建立，共產黨在武漢公開成立了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同志到了武漢，上海的許多文化界人士和大批平津流亡學生也來到武漢，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武漢總的形勢非常好，但是國民黨當局仍然害怕進步的學生運動，以致一二‧九運動兩周年的紀念大會不得不選擇在武昌華中大學大操場舉行，會前也不能聲張。那天下午，各校學生化整為零進入會場，旗幟也都是在將要開會時才打開的。儘管如此，與會學生非常踴躍，氣氛也非常熱烈。開會過程中，軍警終於包圍了會場，關閉了校門，散會時不讓出去，怕學生們遊行。當時大家向軍警反復宣傳，僵持了個把小時，才算解決。原來也沒有打算遊行，由於氣憤，漢口各校的學生集體渡江以後，卻自動遊起行來。隊伍到孫中山銅像附近，時已黃昏，國民黨特務從陰暗處開了一槍，當場打死漢光中學的一位同學。歷史終究是不可逆轉的。十二月下旬，周恩來同志來到了武漢，一九三八年春，武漢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那一年，我還去武漢參加過全國學聯代表大會，但是已經不是以武漢大學學生的身份了。

【港事論壇】

中聯辦新人能夠糾左嗎？·林保華

中共十八大後，中國似乎出現某些新人新事，能否深入，能否持久，人們拭目以待，但是至少有個新局給人以期待。香港也出現新人，但是能否出現新事，雖然還是未知之數，卻恐怕難以給人予期待。

張曉明出任中聯辦主任

這個新人就是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他原是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的秘書，來港前是港澳辦副主任。人們對他之所以不那麼期望，就在於檢視他過去的言行，屬於「左」傾人士。回顧中共過去的歷史，左傾造成的損失遠大於右傾。

張曉明來香港以前，已經輿論先行。中共在港喉舌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出他的長篇文章《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這篇文章來自中共十八大後官方出版的《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等於是落實香港事務的指導方針，可見那時已經決定張曉明的任命了。

「一國兩制」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奇葩，是有別於一黨專政的獨秀，因此這才是鄧小平的「發明」。在這個情況下的「豐富」，應該是在「兩制」方面如何發揮創意。但是不幸，張曉明強調的是「一國」，那不是「豐富」，而是「兩制」的枯竭。文章似乎對「一國」與「兩制」、「中央權力」與「高度自治」給予辯證的論述，然而孰輕孰重，目前香港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其看法顯然是非常的「中央」。

敵我意識鮮明不是「兩制」

「司法獨立」是香港高度自治的精華，如果沒有司法獨立而可以對法律任意解釋，也就是對基本法的「一國兩制」可以隨意解釋；而所謂「隨意」，就是政治的介入，「釋法」就是最突出的表現，這也是香港人最擔心的。因為「釋法」越多，就說明「一國」越強而「兩制」越弱。然而張曉明把港人的憂慮說成是「危言聳聽」與「攻擊」，可見他有非常鮮明的敵我意識。身為主管港澳工作的官員，把不同意見當作敵意，還有什麼「兩制」可言？不就是以「一黨專政」來處理香港問題嗎？僅僅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推測，香港市民對缺乏誠信的特首梁振英不信任，是否也會被看作是敵意的表現？

香港前途是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協議決定的，協議也交給聯合國報備，說明香港問題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國際問題，因此引發國際關注非常正常，不但會有許多評論，還有外國政府的「說三道四」。然而張曉明的文章對此抱否定態度，專門一節談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其中居然說：「一些外部勢力仍不時對港澳內部事務說三道四，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扶植港澳反對派力量，甚至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反對派各派參選進行協調等。」明明是中聯辦「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建制派各派參選進行協調」，甚至從協調到命令，再到種票、種人，甚至派員換上粵語拼音的名字，直接參與選舉；即使最近「選舉」人大代表，對梁振英頗有微詞的范徐麗泰，與不那麼聽話的劉健儀，票數低到差點落選，一些建制派人士都承認這是北京（其實可能是中聯辦）的操弄。現在來個倒打一耙，會讓香港人信服嗎？

政策失誤中聯辦一鍋端？

香港「回歸」十五年，中共對港政策失誤，才導致民怨沸騰，尤其是年輕人對前景失去信心，起而抗爭。中共自己不檢討，而是怪罪「外國勢力」，不就是寧左勿右的「階級鬥爭」那一套？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這一套是中共的拿手，但也必然越搞越糟。

從另一個角度看，共產黨雖然有對外顯示「鐵板一塊」的一面，但是張曉明的上任，或者有改弦更張的某種可能性，因為中聯辦正副主任彭清華與李剛同時調走，而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國務院發出的通知中，宣佈免去兩名原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及黎桂康的職務。雖然黎桂康據說有病，但是如此「一鍋端」，實在非同尋常。人們知道，特首選舉中，中聯辦支持梁振英，港澳辦支持唐英年，這樣的組織調整，對梁振英十分不利。因此這次人事更替，更多的應該是組織路線的問題，還看不出與政治路線有關。不過，這也夠詭譎了。

目前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是如何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的問題，這是英國人留下來最珍貴的遺產，也是中國最缺乏的。如果摧毀香港的法治，誰能相信中共還會真的改革？

司法獨立不是香港獨立

二○一二年香港是多事之秋，香港現在面對的危機是即將席捲香港司法獨立的風暴。先是香港特區政府第一位律政司長梁愛詩把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的行動說成是搞「香港獨立」，把「司法獨立」與「香港獨立」混淆，然後一棍子打死，這不就是中共文革期間的「大批判」手法嗎？

在梁愛詩身後，還有陳佐洱、魯平的吶喊助威，顯然，這是中港配合，踐踏香港司法獨立的有意識行動，現任律政司長袁國強也參與進去了。具體的戰術，就是搬出九七後不久對新移民判決案例與北京「釋法」的一再澄清，來肯定中央的「釋法」，使之變成常態而壓制香港的高度自治。

這種「釋法」，往往用現在的要求來解釋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立法原意，政治目的高於一切。然而別忘了，當年的草委會副主任、已去世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介，在北京提出「港人治港」後，他以「港法治港」來補充，以加強港人的信心。如今北京的「釋法」，應該是「港法」還是「中法」，是香港的普通法還是中國的大陸法，不是很明顯嗎？誰在歪曲當年立法時的原意？

【港事論壇】

政府建議人大釋法的背後·桑　葉

律政司長建議提請人大釋法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律政司長袁國強表示政府已經「建議」終審法院在外傭居港權終審上訴中，提請人大釋法，重新詮釋和澄清一九九九年「吳嘉玲案」首次釋法內容，期望一石二鳥解決外傭與「雙非」兒童居留權問題。他強調終院有最終決定權，政府只不過「透過司法體系請求終院考慮尋求人大常委澄清」，「考慮過所有方法才決定這樣做」，絕非向法院施壓，明言「不會帶來法治暴風雨」，重申律政司無法控制「幾時審、邊個審」，絕非等候自由派法官包致金離任後才提議釋法。他指出：即使釋法可能會推翻二○○一年「莊豐源案」判決，讓一九九六年基本法籌委會報告中「雙非兒童及外傭均無居港權」的內容不再是「附帶意見」而是具有約束力，但也沒有開壞先例，因為普通法一直允許法院在適當時候不按先例判決云云。

袁國強這次放話，很有可能是他在十一月底訪京的餘波。儘管他一直強調那次訪京只是「禮節性拜訪」，否認曾跟中央機關「特定」談及「雙非」問題，但事實真相依然啟人疑竇。回顧過去，袁國強的建議早已由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資深大律師莫樹聯在一月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提出。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也在年初宣稱：處理雙非問題，可由終院自我糾正。觀乎袁國強的「建議」，筆者看得出有些人攪盡腦汁，佈局精微，玩法弄權，後患無窮。縈縈大者，略有三端。

玩法弄權，後患無窮

一、逼法院做替死鬼。關於特區政府「建議」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一事，既然外傭居港權案件正在法院審理，而且政府是當事人一方，固然可以通過司法程式提出，本身無可厚非。然而，如果特區政府至今依然堅持自己也同樣擁有逕自提請人大釋法的權力，一旦終院判決政府敗訴，特區政府即可自行提請人大釋法，那麼這樣做就相當於古代帝王賜毒酒「建議」妃嬪飲用，妃嬪飲會死，不飲也會死，完全沒分別。如果特區政府承認自己絕對不會也沒有權力提請人大釋法，那麼政府對終院的「建議」才是真正沒有約束力且尊重司法獨立的建議。而絕對不會像當今律政司那樣，一方面「建議終院提請釋法」，而另一方面「暗示有權自行提請釋法」，根本就是意味著終院不會有決定不提請釋法的真正自由，逼迫終院在被脅迫的兩難困境中，充當政府的「白手套」和「替死鬼」，而政府就可以推卸責任，迴避指責，坐享其成。

二、勸法院寫悔過書。政府的「建議」旨在勸服終院通過提請人大釋法，借人大之手，推翻終院自己在二○○一年「莊豐源案」的終審判決，「提升」一九九六年基本法籌委會報告中「雙非兒童及外傭均無居港權」的內容為《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而具有法律約束力。此例一開，回歸前中共紅頭檔、鄧小平語錄、中英談判秘密記錄、預委會和籌委會的檔和報告，都可以在適當時機莫名其妙地化成《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而法無明文的「立法原意」也可以在適當時機突然變成《基本法》的一部分。據此，即興的「原意」將會取代嚴謹的「法治」而成為香港核心價值。香港徹底赤化，後果不堪設想。此外，一旦終院提請人大釋法，而人大把「原意」視為「法律」，宣告無需遵循終院「莊豐源案」的「錯誤」判決去處理外傭和雙非問題，那就等於宣告終審法院不再是終審法院，人大常委會才是真正的終審法院，擁有在適當時機「糾偏糾錯」的至尊無上權力。由於人大常委會不受普通法約束，不用恪守先例遵循原則，不受司法案例拘束，因此其裁量權力幾乎無邊無際，可以擅自作出終極「解釋」。在人大常委會宣示「解釋」後，終院也就必須「叩頭認錯」，承認自己當年不察，錯誤地認為可以自行判斷籌委會報告內容不具約束力，如今樂見人大常委會為自己「撥亂反正」。先例一開，法治淪亡。

三、自治事務找人大。《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二項規定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跟終院應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的第三項規定，截然分立。外傭和雙非兒童問題，涉及如何解釋和適用《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以判斷擁有居港權人士的資格，被規定在《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屬於特區自治事務範圍，而非《基本法》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由此可見，外傭和雙非兒童居港權完全是特區自治事務，應由香港法院自行適用法律判案，人大常委會絕無置喙餘地。但律政司的「建議」顯然把本應由終院「自行解釋」事項，扭曲為「人大解釋」事項。如果終院最後真的提請人大釋法，姑勿論人大將會如何釋法，即已形同終院公開表明居港權不再是香港「自治事務」，連帶在《基本法》第三章所規定的一系列居民基本權利，以後也可能被曲解為不是「自治事務」而可提請人大釋法，後患無窮。即使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早前也曾明確指出雙非問題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因此法院不應向人大提請釋法。時至今日，她突然轉軚，改口「歡迎律政司的建議」，顯然極不尋常，暗濤洶湧。

香港法治傳統面驗考驗

數月以來，香港司法界遭受中共文宣系統的輿論壓力和挑戰。從梁愛詩針對司法和法治的荒謬言論，到部分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提倡終院法官全部改由中國公民擔任、基本法委員會「升格」為類似英國樞密院等奇談怪論，在在顯示出香港法治的暴風雨已經迫近眉睫。正如二○一二年十二月上旬包致金法官明確預言：「我必須清楚揚聲，警覺眾人，不能不動聲色。現在較我初次說出暴風雨那時，大家更需要嚴陣以待」，可謂發人深省。筆者期盼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以及全體終院法官，能夠恪遵法治原則，抵擋中共「赤化」風暴，依法判決，不提釋法。現在正是考驗香港終審法院與法治傳統的關鍵時刻，絕不能掉以輕心。

【國際視角】

日本右轉，美國撐腰；中國強硬，東亞雲湧

──寫在二○一三年來臨之際·（美國）周　晉

美國撐腰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決定：在二○一三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中加入補充條款，明確規定釣魚島是《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該條款指出：「美國對尖閣群島（從此稱呼即可看出美國的實際立場）最終的主權歸屬不持特定立場，但認為其處於日本的管轄之下」，並間接提醒中國「協力廠商的單方面行動不會影響美國的這一立場」。提案人之一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韋伯為此發表聲明，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稱該法案將是美國「支持亞太地區重要盟國的強有力表態」。日本共同社認為：此舉意在和奧巴馬政府的立場保持一致，對主張擁有釣魚島主權的中國加以牽制。筆者認為：這將又一次鼓舞日本加緊對釣魚島主權的爭奪，這也是美國國會對中國新一屆習李體制揮出的第一記殺威棒。

該補充條款的第三條與第七條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第三條稱：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美國持中立立場、不站隊；第七條卻稱：美日任何一方在日本的管轄區內受到武裝攻擊，根據《日美安保條約》，日本或美國可以作出反應或反擊。參議員韋伯當過兵，做過國防部官員，還當過律師，作為記者時獲得過艾美獎，還是九本書的作家。這樣一個運用文字和邏輯能力很強的人，卻提出了一個邏輯上自相矛盾的法案，說明美國仍然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玩弄一貫的「模糊外交」手腕。

日本右轉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束，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不出所料當選為新一屆日本首相。值得憂慮的是：儘管各參選政黨鼓吹的內政政策千差萬別，但都無法解決日本面臨的更深層更本質的問題；在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方面，包括左翼政黨在內的日本各政黨都不約而同地集體向右轉，大力鼓吹修憲、擴軍的民族主義路線，這已是二戰後日本政界第三次向右轉。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大政黨自民黨、日本維新會和執政的民主黨均以對外強硬著稱。安倍晉三有意將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日本維新會要強化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佔領」，其黨首、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甚至鼓吹日本研製核武；民主黨總裁、前首相野田佳彥更是因為將釣魚島「國有化」而把中日關係搞得雞飛狗跳。十二月十二日，朝鮮在日本大選前四天成功發射衛星，進一步催化日本向右轉。

飽受經濟、政治難題困擾和外交屢屢受挫，是日本走上右傾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日本的經濟衰退已持續了二十多年，其世界第二大經濟國的地位被中國取代；國內政治混亂，自小泉以來已連續出現走馬燈般年年換首相的政局；日本與周邊近鄰中韓俄三國均爆發島嶼爭奪，日本在東北亞逐漸被邊緣化；長期維持低出生率、老齡人口逐年遞增使日本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持續下降；曾為中國人頂禮膜拜的日本電子業巨頭索尼、夏普、松下等在二○一一年、二○一二年紛紛報出钜額虧損，陷入歷史低谷。網絡時代日本在高科技領域的相對落後進一步催化了日本的經濟衰退。歷屆日本政府始終沒有拿出將日本拉出經濟泥潭的靈丹妙方。另外，日本經歷了去年的「三一一」大地震及核洩漏後，在經濟進一步衰退的同時，民間和企業界反核的巨大壓力使日本政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周邊海域傳統能源的開發。為了轉移國內民眾的巨大不滿，為了獲取釣魚島周圍豐富的海底資源和漁業資源，日本政客惟有祭起右翼民族主義的大旗，鼓動起全民對奪取釣魚島、修憲、擴軍的強烈支持。日本自明治維新起至二戰結束，凡遇到巨大天災和經濟危機，其不二法寶就是對外擴張，且屢試不爽。但如今的中俄、朝韓早已不是昔日以農業立國的「吳下阿蒙」，日本右傾化將是條害人害己之路。

中國強硬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國外交部公佈了溫家寶參加中俄第十七次總理磋商的成果，其中「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協調，共同致力於維護二戰成果及戰後秩序，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是重要的一點，說明中俄將攜手防堵日本。同一天中國國防部也呼籲國際社會警惕日本右翼的言論。中國官方聲明，堅決反對美國參議院有關釣魚島問題的補充條款。

習李新體制上臺後照例要燒「三把火」樹威。內政方面在反腐敗、改革上燒兩把火（深度、範圍和效果如何另當別論），第三把火會燒到外交方面，不是燒到釣魚島就是燒到南海。面對美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步步緊逼，習李別無選擇，只能針鋒相對。決策稍有遲疑、立場稍有軟弱、言行稍有不慎都會成為眾矢之的，甚至影響他們的執政地位。習近平擁有比江澤民、胡錦濤更深的軍方背景和淵源，近幾年來中國海空軍的整體實力比以前大幅提高。十二月十三日，正值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日本大選前三天，中國海監一架非武裝飛機在四艘中國海監船的配合和另一架海監飛機的護航下首次飛臨釣魚島十五公里範圍，日本大陣仗地一次出動多達八架戰機和一架預警機緊急升空攔截，其強硬立場一覽無遺。中國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手段首次從海上擴展到空中，也擺出了海空立體巡航、針鋒相對的強硬姿態。《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更罕見地於十二月十四日發表社評表示若日方再次挑釁，中國戰機必將赴釣魚島與日機一決高下。中國立場如此強硬前所未見。看來習李新體制的第三把外交之火已在釣魚島點燃。

東亞雲湧

對美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動作頻頻，有中文媒體曾樂觀地認為：「釣魚島：日本一廂情願，美國故作高深」。筆者則認為：隨著中日兩國新政權相繼上臺，雙方一時誰也難言退讓，中日小冷戰將持續甚至惡化，二○一三年將是中日關係史上比二○一二年更不平靜的一年。

【海外傳真】

美國禁槍難，難於上青天·（美國）金　堅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市桑迪胡克小學發生導致二十八人死亡的重大槍擊案。當全美國還沉浸在震驚和悲痛中時，其後四天內美國各地再度發生五起槍擊案，呼籲控槍和禁槍的浪潮再次席捲全美。筆者認為這些呼籲多屬亡羊補牢而非防患於未然之舉。全美各地討論控槍和禁槍的文章鋪天蓋地，但大都沒有論及美國控槍和禁槍問題的兩大實質：如何行之有效地全面禁槍，以使用槍殺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能被廣泛接受的有效的禁槍標準又是什麼？

如何徹底禁槍

根絕用槍殺人的最好方法無疑是立法全面徹底地禁止民間擁槍，就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實施的法律那樣。但目前美國平民擁有的各類槍枝總數高達二點八三億枝，幾乎平均人手一枝槍，每年的新槍銷量也高達四百五十萬枝。連購買新槍都無法禁止，又如何全面收繳天文數字般散落民間多年的各類槍枝？

美國人將槍枝當作受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的私人擁有物，其中許多收藏的槍枝更是他們的爺爺、爺爺的爺爺們留下來的珍貴紀念品。要收繳他們擁有的這類槍，對不起，請先修改憲法第二修正案。沒有修憲而要繳擁槍者的槍，先要過了拿槍保衛私有財產的擁槍者這一關。而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對憲法的修改只有寥寥數條，且修改的都是不會動搖國本的條款。

禁槍的標準是什麼？

令立法者和提倡禁槍者頭大的是：有效禁槍的標準是什麼？應該禁止何種人擁有何種槍枝？美國是「全世界移民的大熔爐」，美國非洲裔、拉美裔的犯罪比例高，你能簡單地、一刀切地立法禁止所有非洲裔、拉美裔擁槍嗎？正是因為美國缺乏統一的、有效的聯邦禁槍法，故每當發生重大槍擊案造成嚴重傷亡後，美國各地各級立法機構和政府只能應急推出各類限制購買和持有槍枝的地方法律或行政命令。可惜這些法律或行政命令只是應對一時洶湧澎湃的公眾輿論的產物，且從來只對正常人產生效果，卻無法阻止歹徒繼續用槍殺人。

全民擁槍是否槍殺案頻發原因？

許多批評者總拿美國全民擁槍說事，但美國並非全球唯一可以全民擁槍的國家，瑞士也是全民擁槍，但在瑞士極少發生槍擊人的惡性案件。加拿大也可以合法擁有槍枝（截止二○○三年二月中旬，有超過一百九十萬加拿大人持有槍械牌照，約六百一十萬件武器被登記在冊），同樣很少發生槍擊人的惡性案件。當然，美國的人口比瑞士和加拿大都多很多，兇案發生量也比後兩者多很多，但在美國接二連三地發生傷亡慘重的重大槍擊案背後，確實隱藏著美國特有的槍文化傳統和社會氛圍。

禁槍難，難於上青天

美國總統奧巴馬十二月十九日在白宮發表講話，承諾將在下個月推出政府的控槍對策，並任命副總統拜登負責此事。奧巴馬說，美國已經展開關於如何減少槍擊慘案的大討論，但討論並不足夠，語言必須有行動跟進。他說，槍枝暴力問題極為複雜，單靠任何一項或一套法律無法解決，必須綜合考慮法律、教育、心理健康等一系列問題。

在筆者看來，現有的法律框架、槍文化傳統和社會氛圍的籠罩下，要美國有效地、全面地禁槍難，難於上青天，除非爆發性質和規模類似於俄國十月革命或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此時新政權挾革命的名義和餘威，視「舊憲法」如無物，大規模無條件地收繳散落民間的各類槍枝，才能收效。問題是這類「革命」本已使千百萬人頭落地，收繳民間槍枝時更不可避免地會爆發警（軍）民衝突，導致衝突雙方重大傷亡，傷亡總數將百倍千倍於美國每年傷亡於槍口下的人數，故還是不革命和不收繳為好。於是美國時不時地就要爆出重大、不重大的槍擊案，時不時地就有平民百姓乃至議員高官受槍傷、淪為槍下亡魂，此乃不治之症。

【爭議之頁】

撕開中共「邊境自衛反擊戰」的遮羞布──和周晉先生商榷·楊清浩

中印邊界戰是自衛還是侵略？

周晉先生的《結局莫名其妙的戰爭──中印戰爭五十年祭》（《爭鳴》二○一二年十一月號）一文有許多說法很值得商榷。首先要問的是：中印邊境戰爭對中共來說是自衛反擊還是侵略？在這一關鍵問題上周晉先生卻含糊其詞。

文章說：在一九六二年中國面臨空前內外交困的大環境和國力所限的嚴酷現實面前，中方能夠有效控制西藏已屬「竊喜」……；又說：中印關係曾一度相當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周恩來訪問印度時首次提出來的……中方始終認為中印之間有著更廣泛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追求，不應為了邊界問題徹底翻臉……（中共）軍力和後勤供應不足……。最後說毛澤東因「三面紅旗」主動承擔了責任……退居二線……「古巴導彈危機」剛結束，來自美蘇的大批新式裝備源源不斷地運抵印度……中國沒有實力同時對壘美蘇印三大國。這是周先生歸納的中共打到了藏南（印稱阿魯納恰爾邦）首府達旺都不佔領藏南的原因。

但周先生又不完全同意上述觀點。他說：「歷史早已證明：中方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綏靖策略，與印度人一心追求的領土目標和國家利益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其結果是印度成為中國多年的死敵……可謂『人地兩空』。『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打得虎頭蛇尾……。」

我不可能知道中共攻打印度的策略，但我所知道的實情和周先生文章中所說的可真是南轅北轍！

在中印邊境戰事爆發前夕的一九六二年八、九月間，北京鋼鐵學院（現北科大）黨委召開了一次全校大會（約五六千人參加），由院黨委宣傳部長黃雲女士作政治報告，其中她說道：「……我們解放軍把公路修到了那裡，尼赫魯都還不知道，他是看了我們的《人民畫報》才知道的。可見他根本就不關心那裡的人民……（她扯高嗓門鄭重宣佈）只有我們共產黨才是真正關心人民的（很罕見地竟全場死寂，無人鼓掌）……印度國防部長梅農是尼赫魯的好朋友，但他是不主張和中國打仗的，是尼赫魯硬要他去打的……這一仗打完後，印度需用十年時間才能重整軍隊……」，黃雲的演說可謂推心置腹，訴盡中共的心中情了。難怪後來她便升任上海機械學院黨委書記。

中共為內政失敗而作戰

但實際情況卻是：由於毛澤東魯莽推行大躍進的失敗，使中國經濟全面破產，全國餓死四千多萬人，在民怨沸騰，毛澤東成了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而被迫退居二線，中共民望一落千丈之際，發動一場侵略戰爭以轉移人民視線，為自己立下「戰功」，以提升民望，是中外歷史上許多反動統治者們慣用的手法之一，中共也不例外。

從黃雲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印邊境的戰爭是中共長期以來處心積慮發動的一場戰爭，連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國防部長梅農對中印戰爭的不同想法、預計印軍戰後需多少年才能重整等等都瞭如指掌，這到底是侵略還是「自衞反擊」，難道還不明白嗎？

去年十月印度軍方和學術界都有舉行中印戰爭五十週年的研究會。據《印度快報》網站十月十四日文章：一九六二年戰事輸在拙劣的軍事指揮而非裝備──相關報告仍未解密。（作者普拉納布‧達爾‧薩曼塔）其附言用四頁篇幅著重談到戰時的國防部長梅農的問題，尤其是他在戰事前夕隨意調動高級將領的舉動……。應證了五十年前的黃雲部長關於梅農不主張和中國打仗的話真是可圈可點。

印度前陸軍參謀長辛格將軍對印軍缺乏（和中共打仗的）準備和情報工作失誤導致戰爭失敗表示痛惜（從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一日止的戰爭中，印度犧牲了四千將士，還失去了一些領土）。

辛格還說，當時印度缺乏正確的政治判斷，沒有展開與鄰國接觸瞭解其意圖的外交措施。一九六二年前印度軍隊沒有做好打仗的準備，其訓練仍停留在二戰（的落後）方式。

有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共在情報收集方面遠勝印度，對印軍的情況瞭如指掌。」

也有的報告指「劣質的裝備和武器令陸軍無法勝任戰鬥」，令「三十萬印軍敗在四萬中共軍手下」。

即使印中不能再成為最好的朋友，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仍說：「印度和中國都有足夠的空間共同壯大」。這是多麼友善、理性的姿態！

根本沒有如周先生說的「來自美蘇的大批新式裝備源源不斷地運抵印度」。不知周先生的情報來自何方？

印方的研究報告和黃雲部長的講話多麼吻合！

中共從來言而無信

至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萬隆精神及期間簽署的所有檔，對中共來說，只不過是廢紙一張。只要對中共有一丁點認識的人都會認同這一觀點。不信？且看在萬隆會議曲終人未散之際，中共已迫不及待地派遣大批黨政軍要員到馬來西亞去加強領導，從事顛覆馬國政府的武裝鬥爭──馬共是如假包換的中共馬來西亞分部，他們是同一個黨，同一個領袖的。

更好笑的是中共也同時派了大批黨政軍要員到「關係曾一度相當友好」的印度去「鬧革命」、去從事顛覆印度政府的活動。何來「中方始終認為中印之間有著更廣泛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追求，不應為了邊界問題徹底翻臉」？且在五七年已開花結果──印度喀拉拉邦選舉印度共產黨大獲全勝而上臺執政。當時《人民日報》曾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讚揚自己豢養的兒子黨幹得好！據說現在還有二億印度人民仍控制在中共手中（見《爭鳴》相關文章）。中共對印度幾時曾「相當友好」過？

周先生要中共根據「赤裸裸的國際政治的叢林生存法則」行事。其實中共向來是按毛澤東的土匪哲學行事的，是運用「赤裸裸的國際政治的叢林生存法則」──弱肉（馬來西亞、印度、印尼等）強食的老手。

周先生說「印度人一心追求的領土目標和國家利益」，根據何在？當時印度人有這麼深思熟慮嗎？在中共看來印度人都是笨蛋，可予取予求的。

中共真的那麼「高尚」、那麼「偉大」、那麼「大公無私」？沒有「一心追求的領土目標和國家利益」？周先生主張「藏南地區也是分隔中印兩大國的緩衝區，其作用猶如如今的北朝鮮作為中美兩大國的戰略緩衝國一樣」。把印度和「美帝」等量齊觀，也未免太抬舉印度了吧？中印邊界長約四千公里，要印度奉獻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給中國做「緩衝區」？光奪得一個可以虎視眈眈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藏南地區能滿足以土匪哲學為圭臬的中共嗎？

多年來不是很多反民主的老爺們一直拿「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論人口）印度的貧窮落後作口實，以攻擊、否定全世界的民主制度，為中共法西斯黨招魂嗎？

對越自衛反擊戰是為權爭而戰

再看看所謂「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吧！當時越南正應柬埔寨洪森政府的要求出兵攻打中共一手豢養的波爾布特法西斯黨，以保護在柬埔寨正被波爾布特法西斯黨屠殺的越南僑民，根本不可能挑起中越邊境的戰事，使自己腹背受敵，這是常識問題。中共何來「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其實當年鄧小平為了趕華國鋒下臺，首先就要奪他的兵權（中央軍委主席），因華不懂軍事，老鄧便發動侵越戰爭，一方面迫華交出兵權，另方面又可減輕波爾布特法西斯黨在軍事上的壓力和打擊越軍的士氣──赤裸裸的大國任意魚肉小國的沙文主義侵略行為。結果反給越南狠狠教訓了一頓，葬送了幾萬（一說十幾萬）青年的性命。侵越戰爭失敗，但老鄧卻奪取了槍桿子──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垂簾聽政的本錢。

這就是中共所謂的「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實際上就是一場赤裸裸的、為解決國內政爭而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

其實中越戰爭對中共來說至今尚未完全結束，只要中共須要，隨時可重燃「自衛反擊戰」的戰火。請看戴旭空軍上校兩年前在深圳演說時不是叫囂要「收回越南」（見相關網文）嗎？我想這是他認為解決南中國海問題的最佳途徑。現在已經開始造輿論了！再過若干年，中國就會有人相信越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難道不是「一心追求的領土目標和國家利益」嗎？

【維權篇】

聞陳平福無罪獲釋有感·（大陸）賴錦東

蘭州檢察院訴陳平福「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落下帷幕，法院裁定案件撤訴，陳平福恢復自由！在全國人民聲討下，「習李新政」（有人說是末政）面臨空前壓力。終於，陳平福被無罪釋放。

思想言論不能獲罪

以下是事件重播，前車之鑒，後事之師。

據「蘭檢公訴一訴（二○一二）一二○號」訊，甘肅省蘭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王海龍」）訴被告人陳平福，男，漢族，出生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陳平福被視為散佈了攻擊黨和政府的言論，詆毀、誣衊國家政權與社會主義制度，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應當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依據中國憲法精神，我們認為思想言論不能獲罪。犯罪有四大要件，缺一不可。那就是犯罪主體、主觀、客體、客觀。一個人的思想言論，不會對客體造成客觀傷害。比如一個人想搶劫銀行一億元，主體主觀形成，若僅是限於頭腦思想或言論之中，未對客體實施行為、沒有產生客觀搶劫事實，不能憑這個人的思想言論而判定其為搶劫犯。

很顯然，陳平福的思想言論一樣不會對國家政權（客體）造成任何顛覆後果（客觀事實），儘管，他的思想言論水準不一定很高，觀點不一定都正確。但法律沒有限定公民的思想言論水準必須滿分，否則以刑事罪論處。小學生與大教授的思想言論一樣應受法律保護。

嚮往民主法制與陳平福「同罪」

借一步說，一個國家政權能被思想言論煽動顛覆掉的話，表明這個國家政權異常腐敗無能、脆弱反動至極，早就沒有任何存在價值了。

另外，此案既關係國家政權安危，當然要讓全國人民知情。政府可以將陳平福的所有思想言論（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或其它任何公共媒體上，讓全國人民來評判。

不難發現，陳平福的思想言論幾乎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故而，我們在此聲明，我們都有陳平福一樣的思想言論，若陳平福要坐牢，我們也必一同被起訴入獄。總括一下，我們與陳平福一樣有如下「犯罪事實」：

一、我們堅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一紙空文，更不是某個政黨集團、黑社會、當權者的私有工具而可以被任意濫用。

二、我們知道並認同，違背憲法的所有下位法規或條例無效，觸犯憲法的一切行為本身就是犯罪行為。

三、我們捍衛憲法賦予公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有言論集會新聞出版信仰自由」及「公民有向任何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提出批評意見建議的權力」等基本人權。

四、我們同樣堅決反對腐敗、訴求民主、希望政府依法治國，實現社會公平公正。

五、我們深知，因著愛國愛民愛政府才講真話，才為國家民族擔憂。只有貪官汙吏壞人惡棍等毒類才一味講假話、諂媚奉承、佞妄欺詐。此等人喜歡腐敗，嗜好邪惡，這種人真正要共產黨的命，這種人才是顛覆政權勢力。

六、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統治者與天、地、人鬥，結果輸得一敗塗地，國空民絕，文革早已被後來的政府及廣大人民視為浩劫一場，浩劫是集團犯罪。時下，遍地貪腐，社會嚴重不公，危機四伏已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也是集團犯罪。犯罪者不受追究，我們廣大人民、廣大受害者難道連說幾句真話、公道話的權利都沒有嗎？

七、我們同樣希望政府清廉、社會公義、人民安康，此與顛覆國家政權風馬牛不相及。

綜上所述，起訴陳平福的舉動，完全是罔顧事實肆意攻擊的枉法瀆職行為，是再造文字獄，是繼續將中國復辟專制到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腐敗清王朝末期及殘酷的毛澤東時代。

失去良知必成為罪惡的奴僕

我們奉勸檢察員「王海龍」及甘肅省蘭州市人民檢察院，不要充當專制腐敗犯罪勢力的工具打手。失去了公義良知必然成為罪的奴僕，惡的差役，終身不安，靈魂在地獄火湖裡永受煎熬痛苦。

廣大公檢法司法人員，維穩靠什麼？歷史實踐告訴我們，不能靠謊言、不能憑暴力。和諧在哪裡？不在經濟、不在軍事、不在科技裡。

《聖經》曉喻人們，人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中國的出路必當在於信仰。

普世價值是救國之本

此前，我曾書《致胡溫高層的公開信》願與大家共分享。

主要內容如下：

一、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深圳公務員對本人大打出手。案犯業已涉嫌故意傷害及搶奪罪，案發後又氣勢洶洶衝我吼叫：「這是共產黨的天下，我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深圳市委書記、市長知悉後卻無任何表達回應，法治景況讓全民擔憂。

二、根據本人親身經歷所見，中國目前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法律而難有法治。

三、禍害根源乃缺失神聖信仰。長此以往，中國未來不容樂觀。在政治上專制、經濟上放縱下，不出三十年，中國大陸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現在有許多地方連飲用的水呼吸的空氣都成問題了！並且，信仰缺失而致道德不斷敗壞下去，有朝一日，中國大陸豈不淪為兩腳動物的叢林世界？

四、根治之法，回歸中國神州本源。在神的國度裡，上帝是全人類是全中華民族的父親，是生命的源頭；全世界全中國人民都是平等的弟兄姊妹；人的靈魂擁有無限美好的價值。由此，我們不再人心物化，不再被罪捆綁、為惡所勝。掌權的不會成為魔鬼的奴僕、撒旦的差役。全國上下以神為本，相親相愛，四海一家，喜樂平安！

五、當務之急：確保憲法尊嚴，保障公民新聞言論及信仰自由。言論新聞及信仰自由於國、於民、於政府、於任何政黨及任何人只有好處，沒有半點壞處。剝奪公民神聖權利，只會令邪惡得逞，良善遭殃，如此豈不是加速亡黨亡國嗎？實際上邪惡得逞之時也同時讓邪惡者得到了沉重不安與罪孽禍患，這樣說來，豈不也是害了他們嗎？所以，最基本人權之言論新聞及信仰自由必須得到充分保障，「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諧社會構建」之治國宏願方有實現可能。

六、寄希望於深圳能成為新時代信仰、道德、法治之先驅楷模，一城一邦能治好，全國必定能治好。

【書之華】

中共前檢察官勇闖法治禁區──《雙規─中共檢察官的調查報告》出版·申淵

全面論述雙規問題第一人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日中共十八大期間，中共前檢察官沈良慶為新作《雙規──中共檢察官的調查報告》在香港一九○八書社召開新書發佈會。中共當然不允許沈良慶本人赴港出席，他只能與讀者、記者通過互聯網對話交流，期間不斷受到騷擾。當地國保揚言當天要買菜上門做飯與他共進午餐，或請他外出吃飯，試圖把他灌醉，阻止他上網參與新書發佈。《維權網》陸續報道了他因出版《雙規》一書而遭到中共當局收買、攏絡、恐嚇、威脅、斷電、斷水等一系列無所不用其極的待遇，引起媒體和各界人士的關注。

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誕生於安徽省安慶市的沈良慶，從小勤奮苦學，於一九八四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安徽大學中文系，同時兼修法律系法學專業，使他在踏上工作崗位之前，就具有紥實的理論功底。

沈良慶在畢業後即進入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擔任書記員和助理檢察員至一九九二年。六四期間，他參與並領導安徽省人民抵抗運動，成立民主自治聯合會，創辦《民主論壇》雜誌。後以「煽動反革命罪」，自一九九二年後歷遭開除公職、刑事拘留、逮捕法辦（判刑一年五個月）、取保候審、勞動教養（二年）等不公正待遇，被迫失業，妻離子散，依靠五百十元救濟金和少量稿費以及父母親友接濟為生。有關當局還處處設置障礙，阻撓他謀取養家糊口的職業。他居無定所，至今還暫住在臨時安頓徵地拆遷戶的所謂「恢復樓」內。

雙規：中共法外禁區

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內交代問題」簡稱「雙規」，系由毛澤東階級鬥爭年代懲治異己的「隔離審查」脫胎而來。沈良慶用多年時間寫成的《雙規──中共檢察官的調查報告》（以下簡稱《雙規》），係根據維權網小型資助項目成果《「雙規」問題民間調研報告》增補、改編而成。原來該項目的調研目的是為了讓世人瞭解中共法外使用的任意羈押和懲罰制度，分析雙規與法治原則和基本人權的衝突，描述雙規的實際操作情況，暴露這一侵犯人權死角的內幕。

《雙規》一書共分為概述、雙規問題的概況介紹、雙規問題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雙規問題導致的腐敗濫權和人道災難、雙規問題的非法性、雙規問題的實際運行狀態（訪談案例）等部分，以及結語：雙規問題的解決辦法（政策法律建議），並附有大量翔實的注釋，供讀者參考。

作者撰寫《「雙規」問題民間調研報告》的目的，正是為了弄清並描述雙規的實際操作情況，分析它與法治原則和基本人權衝突，幫助世人瞭解這一主要在中共內部使用的任意拘留、刑訊逼供和非人道懲罰制度，揭露這一侵犯人權死角的黑幕。報告綜合運用規範研究和實證分析方法，對這一中國特色法律現象與國內法規範、法治原則、普世人權價值和國際法規範的衝突進行比較研究，調查、分析、描述、論證雙規的制度規範、價值取向和事實狀態，從而深刻揭露中國社會黨高於國、權大於法的現實狀況。

法外施暴的雙刃劍

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歷來都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獨裁者害怕人民瞭解真相。毛澤東早就說過，共產黨靠的是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他的繼承人繼承他的衣缽，槍桿子用來強力維穩，筆桿子用來騙人洗腦。

中共開動一切宣傳機器，歪曲、偽造、遮罩、篡改歷史真相，從託兒所幼稚園起便對人民進行洗腦教育。近月來，香港市民奮起反對在香港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課，就是不想將大陸的洗腦教育移植到香港這一塊尚未完全赤化的土地上來。

對歷史問題如此，對現實問題更是如此。「雙規」便是中共刻意隱瞞和欺騙的現實問題之一。中共中紀委和各級紀委利用「雙規」這把雙刃劍既懲治了貪汙腐化，又打擊了無辜；既用作內鬥工具，又是鎮壓異己的手段。沈良慶用充分事實證明，「雙規」本身就是貪汙腐敗的另類溫床，用來敲詐勒索、打擊報復。沈良慶的《雙規》把中共刻意隱瞞和歪曲的黨內違法違憲以及侵犯人權的舉措，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人民進一步看透中共偽善的本質與黨駕馭國、權大於法的現狀，從而也為那些在雙規中無辜受害者申冤叫屈。

中紀委書記賀國強關注《雙規》

據《維權網》報道，十八大前夕安徽省異議人士沈良慶已處於被軟禁狀態。合肥國保支隊負責人告知他，近期不得外出，尤其不准去香港、深圳，要他作相應承諾；或者接受國保安排，帶他去任何地方旅遊半個月，甚至可以在十八大召開期間帶他到北京逛逛，乘車在十八大會場周圍兜風，但不准下車，不准打開車窗。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許，合肥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打電話給沈良慶要登門拜訪，他感到來者不善，當即告訴香港網友，以防不測。因為在此以前國保已多次上門，反復警告他：一，十八大召開在即，希望老實些，不要有什麼不和諧言行；二，是否又要出版《雙規》一書？三，有個王某人是否同他聯繫出書？國保向他暗示，這個王某人是在沈良慶朋友武漢民運人士秦永敏處獲得聯繫方式的。

沈良慶回答國保，本人待罪之身受你們嚴密監控，與你們的十八大無關；二○一一年雙規調查報告在互聯網上發表後香港有家出版商在第一時間主動聯繫出版事宜，引起龍顏震怒。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和安徽省委主要負責人紛紛表示該調查報告在網上發表「己造成惡劣影響」，一旦出書「後果不堪設想」。出版商拿到文稿後與中共官方達成某種妥協，輾轉通過大陸某些維權人士勸告他，「賀國強是主張改革的，出書對他有負面影響。」出書之事，就此胎死腹中。

沈良慶表示他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任誰也干涉不了他此次出書。二○一二年十月，國保得知他又要出書，便進一步上門追問，《雙規》一書是否將由香港某出版社在十八大前出版，邀請他參加十一月八日舉行的新書發佈會？警方試探地問：「假如我們拿十萬元錢放在你面前，你是否願意放棄出版？」並且與他拉關係套近乎，答應幫助他解決諸多生活問題，如低保、工作、房屋等，甚至「一如既往」地關心他，認為他應該盡快再找個對象，過正常家庭生活。後來又警告他，出於對老朋友關懷，希望他識相些，少自找麻煩。

被俄羅斯總統奉為國師的利哈喬夫曾如此評價前蘇聯原子彈之父薩哈羅夫：「在一個不幸的社會裡，敢與權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六四浩劫後，沈良慶告別升官發財的機會，離婚失子，放棄正常的家庭生活，失業待業，靠救濟金艱難度日。他心甘情願地踏上一條荊棘叢生的崎嶇道路，遭受種種非人待遇，生活貧困潦倒，至今仍生活在國保的嚴密監控底下。可見他要進行調查研究，寫成這本《雙規》，需要具有多大的毅力和付出多麼巨大的代價。

沈良慶深知《雙規》這本書的份量，以及出版後可能會導致的嚴重後果。他是一位敢作敢為、勇於擔當的人。既然他在六四時期敢於面對強暴，今天面對任何兇險，也不會畏懼退縮。因為他牢記著伊塞亞──伯林的話：「最可怕的人不是打倒他人的人，也不是被打敗的人，而是像麵團一樣被隨意揉揑的人。」

【廣場小議】

中共應許的「大餅」能兌現嗎？·（大陸）老　朽

本人不是經濟學家，但憑常識可以推知中共在十八大應許二○二○年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的「大餅」是兌現不了的，不過是畫餅充饑，讓國人望梅止渴而已。理由有二：

一、要兌現這應許給國人的「大餅」，必須在未來八年中，如李克強測算，每年經濟增長至少保持百分之七以上的水準。這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舊模式已走到盡頭的形勢來看（經濟學者吳敬璉的觀點），是難以達到的。因為要改變舊的依靠消耗資源和剝削勞動力的發展模式並非易事。這需要創新型經濟頂替，需要附加值很高的科技經濟型支撐。這在中國能短時間形成嗎？顯然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麼能不能繼續靠凱恩斯主義大印鈔票、大投入以人為刺激來大發展？這是危險的懸崖經濟，歷史證明這是冒險家的選擇，一旦泡沫破裂，連政權都難保。那麼，可否走二戰期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黨納粹希特勒向外擴張的道路？但是中共缺乏發動掠奪戰爭的資本，此路不通。那麼一點指望都沒有嗎？也不是的，屆時吾民領到的可能是前朝國民黨兌給國民的「金元券」，大大「翻番」了。

二、即使假定經濟保持高增長，蛋糕有了，但必須改變蛋糕的分配方式，否則還不是一樣，特權階級與國家得大頭，老百姓得零頭！如果政治體制不改，中共高層依然是特權階級的代表，改變蛋糕分配方式，就觸及特權階級的根本利益，肯定會面臨政治「地震」。試想，當年毛澤東這樣一個政治龐然大物，他處心積慮破壞中共「黨天下」的大格局，想成全毛氏的「家天下」，結果遭來「黨天下」勢力的大反攻而覆滅（他不早死，「黨天下」勢力遲早也要收拾他）。習李集團，一旦背離「黨天下」的大利益，同樣也會遭來大反彈，甚至引起軍事政變。何況習李這幫權貴精英都是黨內既得利益者，他們會為民請命而冒「黨天下」之大不韙？因此，國人只能奢望能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安度餘生已是萬幸了。

編後漫筆

中共十八大落幕，黨內權力鬥爭似乎告一段落，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另一場權爭已隨著政府換屆漸趨白熱化。「北方放語」《中央經濟會議變互揭大會》、《「帶病晉升」常委激起各界反彈》，「京城耳語」《政府換屆前激烈權鬥》以及「大陸熱線」《網絡反腐遭遇政治反擊》、《「習新政」打響控網第一槍》等一組內幕性報道揭示了習近平、李克強新屆班子將面臨黨內此伏彼起的權力鬥爭的嚴峻挑戰。

日本右翼新政府上臺，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因受政府鼓動而升溫，而兩國政府為了紓緩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等諸多問題引起的壓力，雙方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絕不會示弱。「北方放語」《政治局通過對日開戰五前提》、「國際視角」《日本右轉，美國撐腰；中國強硬，東亞雲湧》是有關中日釣島之爭形勢的通訊報道和評析，顯示在一段時期內，中日雙方的冷戰將會持續。

本期出版時，二○一二年已成為歷史的一頁，值此二○一三年元旦佳節，本刊仝人謹祝各方讀者、作者朋友新年快樂，並感謝大家對本刊的熱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