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九十年(3)
王懷雪
大學資深政治學者
2011年7月22日
在強大政治力量的統合下，配以意識形態的認受性以及民族主義的狂熱呼喚，中共建立了一個黨政軍高度集權的體制，並以馬列毛主義統一了全國的思想；在組織上，中共的黨細胞滲透到每個人的生活裡，通過人民工作的單位，黨組織控制了每一個人由出生到死亡的一生。這個高度集權的政經社體制，其實在1950年代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New Class)一書中得到清楚的表述，他說：
當代共產主義乃是具有三種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種極權主義。第一是權力，第二是所有權，第三是意識形態。此三者皆為獨一無二的政黨或……由一個新階級所獨佔。……在歷史上，甚至當代歷史上，從未有一種極權制度 ─ 共產主義例外 ─ 能將這些要素同時並用，而控制人民到這種程度。
這裏所謂「權力」是指政治權力，黨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所有權」是指經濟財產的擁有權；「意識形態」是指思想的認受性不容許挑戰。建國六十年後，第一項並無改變；第二項改變最多；第三項則稍為鬆動了。
在這樣的體制下，靠著中央政府集權的調配能力，全國資源湧去國防工業以及其他的重工業領域，中國的國防力量得以迅速提高。這就令現今的中共經濟學家褒稱在1950年代初步建立了重工業體系。
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共理論界面臨轉捩點。如何分析現今中共所處的歷史階段，從而提出未來的走向，在中共高層領導出現了分歧。1956年，中共八大認定社會主義改造正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因此黨的中心要務是發展生產力，盡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中共九大要等到1969年才召開，從日後的黨內鬥爭來看，毛澤東是不同意八大的分析的。
毛澤東面對的困難在於，在1949年後哪裏去找一個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呢？既然地主階級及資本家都已經被清除了，階級鬥爭的對象何在呢？ ─ 他終於找到對象，而且理由是頗為動聽的。這個名詞是「黨內資產階級」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走資派）。對毛而言，資產階級是一個剝削的階級。而在新中國，中共已經壟斷了全部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力量，除了這個黨以外，還有誰能有權力剝削別人呢？這樣說來，毛澤東的「黨內資產階級」不是與吉拉斯的「新階級」有相類似的內容嗎？不同的是，吉拉斯的「新階級論」是把整個共產主義制度當作極權主義加以批判，而且該書出版之後，他立即被褫奪所有職務並遭到囚禁；毛澤東則仍然信奉共產主義制度，而他是黨政軍最高領導，有機會實踐自己的理念，於是文革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社會基礎以李澤厚的分析最為中肯。他說，1950年代後，由於觀念、制度上的等級主義與服從主義、「一言堂」、「唯上是聽」等，人民群眾充滿著不快、不滿和憤怒。於是，「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矛頭直接指向各級黨政領導，這個運動之所以能如此迅風疾雨地發動群眾自發地搞了起來，人人參加，來勢猛烈，毀壞力極強，其重要原因正在這裡。」
在權術的運用上，毛澤東是無與倫比的。細看毛澤東的自傳，他的鬥爭性格好像是天生的。他本人熟讀《三國演義》及《資治通鑒》等中國傳統權術之書，也熟讀列寧及史大林的鬥爭著述。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國傳統著述遠多於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他以超凡的個人魅力，配以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土壤，將極權主義推向極致。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排除了他的政敵以及其他守舊份子。他以個人祟拜的方式試圖改造人類，「靈魂深處鬧革命」。這就是為甚麼直到現在，西方的左翼知識份子至今仍認為文革帶有民主成份的原因。
文革的破壞力實在是驚人的。中國官方的數字也承認，在文革中有2億人受到迫害。大躍進加上文革的死亡人數高達6,000萬。中國社會動亂的真正根源，是中共黨內的權力及意識形態鬥爭。這種制度必須改變，相信已是中共高層的共識，不過毛澤東一日在世，他們都動彈不得。文革結束時，毛澤東已經是老朽了。當周恩來病入膏肓時，他不得不徵召「走資派」的第二號人物
─ 鄧小平 ─ 復出施政。而毛澤東落得一個「現代秦始皇」的稱號，當人民在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高喊秦始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不復返時，毛澤東的聲威及其生命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本質上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在是回到中共八大的主旨，就是應發展生產力以實現工業化，以求國家之富強。這樣，中共又回到了民族主義的論旨。不過，從1956到1978年，畢竟時光已溜過了二十二年，歷史不可能是簡單的重複。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極權體制的「撥亂反正」，從瘋狂的階級鬥爭移向國家的經濟發展。不過，不論是階級或國家或民族都是屬於集體主義的範疇，而集體主義都有狂熱的成份。1978年後中共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舉。政治改革的對象是中共體制本身，而經濟改革的對象則是整個中國的資源生產與分配制度。這二者是有分別的，而改革速度也不同。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三十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十年和後二十年，以「六四事件」為分界線。前十年，政治改革及經濟改革基本是並駕齊進的。鄧小平在胡耀邦及趙紫陽的扶持下，對中共黨政架構實行大規模的改革，總目標是「制度化」及「民主化」。國家的憲法得到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肯定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差額選舉在黨代表大會中實踐了，領導層的任期被規範。接班人的標準明確化了以及制度化了，黨政架構也大大精簡了；等等。在這十年中，雖有保守派高層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然而大勢所趨，政治氣氛寬鬆持續。
經濟改革的步伐則更快 ─ 「農村包圍城市」、家庭承包制的引入、人民公社的崩潰、經濟特區的設立等。1984年，改革推向城市，趙紫陽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正式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雷厲風行的政經改革令到1980年代成為中共立國以來政治最寬鬆的年代，當時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肯定知識份子的「創造必須是自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提出「科研無禁區」之說，安徽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公開批評馬列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金觀濤指出社會主義實驗在中國失敗的論點等，觀點尖銳。史學家包遵信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在青年知識份子當中影響廣泛，蘇曉康的電視片集《河殤》對中國文化全面批判，引起強烈共鳴。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秩序引起深刻的變化，這個變化如已故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所論述：
鄧小平的政策所引起歷史重要性在於這點：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政治不斷滲入社會各方面的潮流終於停止了。這種撥亂反正意味政治干預/或控制社會的局面被逆轉了；換言之，政治權力和社會的關係進入了另一個方向。
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黨政力量退出社會意味退出個人的生活圈子，由此而引致個人/個體意識的蘇醒。捷克著名小說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說過極權主義最可怕的特徵之一，是所謂黨國對「私隱的蹂躪」(the
rape of privacy)。從這個意義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令到中國如美國一位學者的文章題目所言 ─ 〈私隱在中國的重新出現〉(“The
Re-emergence of the Realm of the Private in China”)。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