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1978年12月的《信報月刊》）

最近由於香港管弦樂團的團長引退，加上現任指揮在英文《虎報》發表他的意見及日前團員開記者招待會去澄清這個年花納稅人稅金五百萬以上的「我們的樂隊」碰到的問題，引起了輿論界的關注。世界上大部分爭執原只一端，就是要求「調查待遇」。護士、行政官、社會工作者、仗量員、郵局職員、房屋署人員、打字速記員、現在還加上香港管弦樂團的音樂家；他們合唱的主題是怎會某人比我賺得多？而惹人注目的，是管弦樂團的問題多了一個變奏——加上了挑動民族情緒的種族歧視問題。

問題癥結何在

為什麼「香港管弦樂團」這個不牟利機構，種族之間不能調和，引致互相指責搞種族歧視，某些膚色人種獲較高薪酬及霸佔首席資格呢（詳情請讀本刊第十三期朱瑞冰：「香港管弦樂團之和聲與泛音）？我相信問題的癥結可以用「公司原理」來弄清楚。公司成立原因之一，是因為需要由一個人以上合作去辦事。但合作所得的共同成果，如何分配才使合作辦事的人滿意，是不簡單的事。不錯，任誰都同意對成果貢獻越大的，所得越多，這才算公平，才能使參與工作者心服。但在分工精細的組織裏，具體地衡量某一個人的貢獻，可實不容易。在利潤掛帥的行業，老闆知道若分配問題搞不好，必定會影響士氣，勤力賣命的會洩氣，做事懶散的會因循下去；產品質素因此降低，盈利因此減少，老闆必然肉痛。故此，老闆必千方百計去搞好升遷、獎勵等問題，甚至不惜請教企管專家，運用什麼「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等等方法。分配搞不好，必引致能力高的僱員跳槽，產品質素更加差劣。在一個管弦樂團裏，南郭先生是不難胡混下去的（除非他獨奏）。在這個情況下，要衡量某小提琴手對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時究竟是否稱職，誰的表現較好來釐定薪給標準，必定困難多多。加上樂團是非牟利組織，組長、指揮都是受薪，與團體的盈利沒有關係，分配問題搞不好，弄致團員產出離心，影響賣座率，也不會妨害他的收入，故此，團長、指揮必定沒有盡力去搞好分配問題；因為搞好這難題要花時間去建立考核升遷的制度，細心體察每個職員的音樂修養，密切留意他們的進境等等。這一切都需花精神、時間去料理。在固定薪酬下，可省則省。為節省釐定升遷、衡量質素的資料成本（Information Cost），最單辦法是聘用一些來名校、名樂隊，甚或來自先進國家的樂師。即使是錯誤的選擇，即使影響各團員的合作而使樂團質素降低，亦不影響團長的收入。在這個情況下，在遴選樂員上一定難絕對做到「量材錄用」的地步。亞洲發展銀行多印度人、巴籍人、世銀多美國僱員，港府多英國人，同出一理！

津貼了誰

香港管弦樂團每年奏去香港人五百萬元的稅金，樂團不是公共財（Public goods）——只有買票入場的人才可以聽該團的演出；但票款不足維持樂團的消費，結果是不聽香港管弦樂團演奏會的大多數津貼小部分雅好管弦之士。為什麼政府要津貼不大受香港人歡迎的管弦樂團（如受歡迎其財政情況就大大好轉），卻不津貼更多市民喜歡的時代曲、流行曲歌星、樂師、作曲作詞人甚或榕樹頭的賣藝者？若站在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意義來看，政府更應津貼獲廣大市民喜愛的音樂演奏者，因為他們的聽眾都是普羅大眾，更接近重分配的社會意義。津貼管弦樂團是抽市民的稅，去津貼比較上屬少數的西洋音樂喜愛者。難道這是公平的重分配嗎？

阻撓了好音樂

假若站在提供「好」音樂的立場去津貼香港管弦樂團，也說不過去。正如樂隊指揮蒙瑪說，越多好的外國樂隊來港，越少人去聽香港管弦樂團。質素高，能提供較「好音樂」的樂隊，原來是與香港管弦樂團勢不兩立的！那麼，為要得到好音樂，為什麼不乾脆解散香港管弦樂團，騰出大會堂寶貴的檔期，請多些「好」樂隊來港？（香港Hi-FiReview的主持人，曾屢次指斥市政局阻撓他們安排國樂隊到港，這是一種保護主義，事件的本質是十分嚴重的）。

《信報‧商思話》作者程逸先生曾在他的專欄提出的讓香港人佔據香港管弦樂團的席位，也不是樂迷願聞的建議。其理由一如香港人用香港貨的提議一般，結果會使消費者的利益受損。任人唯材才對消費者有利。

如何解決香港管弦樂團的問題和省回納稅人五百萬，甚或七百、八百萬的稅金？讓樂團發行股票的辦法最為實效。假若香港管弦樂團與香港天線同一貨色，則不久必被香港人唾棄；若樂團發憤圖強，場場爆滿，唱片合約滾滾而來，則樂團今天所面對的困難皆迎刃而解，團員團長其時亦「生活愉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