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1979年11月27日的《經濟觀察》）

趕租客新樓重建

業主在什麼情況下，才會使出他們最後的一招 —— 拆樓重建去趕跑住客呢？拆樓重建時，業主要付出建築及其附帶的一切費用，而且還少了原有的租金收入；但新樓建成後，同樣面積的單位可以收二千元的租金，除去每月攤還一千元的建築費予銀行外，仍比較在租務管制下的六百元，多出整整四百元。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樓宇的年齡是多少，結構是否完整，業主必定會考慮拆樓的了。

一九二三年，香港第一次實施租務管制的後兩年，市場租值已高於管制值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後多業主都以收樓重建為理由，迫令住客遷出。議員保洛（Pollock）對當時的港督司徒拔（Stubb）說：「成千願意兼有能力交標準租值（管制租值）的住客被逼遷。他們卻未犯任何過失。」

犯過失的當然不是住客。租務管制的原意，是讓住客都能有瓦遮頭，但部分住客現在卻被逼住在星空之下：「現在數以百計的人住在街上，爵士閣下，我曾聽說睡在室外是相當合意和有益健康的，但這樣的觀察卻與我們現在的天氣情況不大相符。」

保洛先生不單有幽默感，而且他還指出問題發生的根源：「大量樓宇重建，加深了屋荒危機……瘋狂的重建計劃，已危及殖民地每一個人。」

當時拆樓的瘋狂情形，可以下一個例子為代表。位於上海街三百四十九號的一幢樓宇，建於一九二一年，一切結構良好。由於租務管制的結果，建成後兩年，便拆卸重建了。租務管制是這幢新樓的催命符。

官員解決問題的辦法，永遠是治標不治本的。保洛議員並不建議撤銷造成屋荒的租務管制法案。反之，他卻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去審查樓宇的結構，以決定應否批准拆建。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港督司徒拔爵士，於一九二一年倡議租務法案時，他是表示贊同的，但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他看到揠苗助長的結果，看到市民被逼睡在街上的情景後，他公開承認管制是「違背了經濟規律」。相信司徒拔是香港歷史上空前絕後，唯一公開承認犯了政策錯誤的港督！

必令樓宇愈短缺

無可置疑，租務管制並不是解決屋荒的好辦法，卻肯定是惡化房屋短缺的有效方法。由於資訊是昂貴的（Information is costly），作決策不可能不發生錯誤，但錯誤卻有大小之分。從小錯誤學總比大錯誤中學的痛苦較少。私人企業在市場裡犯的錯誤影響不大。

麥當勞漢堡飽在成功的路上，也犯了不少錯誤，但麥當勞的錯誤不會使任何一個市民捱餓。政府的決策錯誤，卻影響了廣大市民的生活，很多結構良好的樓宇被拆，使到數以百計的人睡在星空之下，這便是大錯。但若犯了大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一九二二年的租務管制）卻仍不汲取歷史教訓，今天的立法議員仍漠視經濟規律，仍嚷着要擴大租務管制，這是否愚不可及呢？

日光之下無新意，揠苗助長的愚行還是不斷上演！

- 完 -

註

* 本文根據張五常教授於一九七五年三月發表於Economic Inquiry的Roofs or Stars: The Stated Intents And Actual Effects Of A Rent Ordinance一文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