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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千禧大疑案
你點燃了我的生命
侯運輝
2015年2月27日

(原文發表於1980214日的《經濟觀察》)

 

與楊懷康合著

 

燈泡是很普通的家庭電器用品。若家裡的燈泡斷了鎢絲,需要更換,只要跑到街上,左望望,右望望,隨便挑一間電器鋪子,不需要走後門、靠人情,便可以買到燈泡。你不喜歡看到鎢絲的光膽嗎,你可以挑奶膽和帶黑的沙膽。你不喜歡常見的古老款式嗎?可以挑個冬菇形的。你嫌以往用開的一百瓦特太光,需要節省電費支出嗎?可以挑個六十瓦或四十瓦特的。家裡電燈的插腳是螺旋式的嗎?不要緊,也有供應。你不喜歡以往使用過的牌子嗎?也有其他牌子可供選擇。你覺得這家電器店的售貨員不禮貌,面孔不夠漂亮嗎,可以轉個街角去光顧另一家。這店的價錢不合理嗎?不打緊,雖然政府沒有燈泡價格管制,炒家可以囤積居奇,政府也沒有津貼,也沒有燃者有其燈的計劃,你會發覺每間店子售的燈泡,價格相去不遠。

 

孜孜牟利的工業家

 

這是在香港購買燈泡的情況。據說,香港人這陣子有親友在廣州的,除了替自己買燈泡外,還得替國內的親友搜購五瓦特燈泡,小心包裝好,送到郵局,寄回深圳河以北的親友,帶給他們亮光。

 

香港基本上是尊重私有產權的社會、一個沒有堂皇的五年都會計劃的社會、沒有中央計劃委員會的社會。投資製造燈泡——各種規格形式的燈泡,是日夕孜孜牟利的工業家。售賣燈泡的也是逐利的商人。他們為着利潤,盡量在顧客就腳的地方開設店鋪,從早開到晚,真真正正地為閣下服務,帶給我們亮光。但深圳河北岸是號稱用人類先進的社會結構形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計劃經濟社會,那裡的工廠、商業領導人,據說都是標榜為人民服務的。據鄧小平副總理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無可比擬的。

 

但在廣州卻買不到五瓦特的燈泡!

 

是不是小河彼岸沒有能力生產燈泡?人造衞星都升空了,造燈泡的技術當然沒有問題。只是負責工廠領導的同志不生產人民喜歡用的五瓦特燈泡,負責外貿的同志,不批准用外匯買五瓦特燈泡而已。

 

設法完成生產目標

 

工廠為什麼不生產五瓦特燈泡?因為社會主義的燈泡廠要完成國家的計劃生產目標。據說,燈泡的主要生產指標是總瓦特量。若要完成或超額完成該生產年度的指標,當然是盡可能集中生產耗電量多、高瓦特的燈泡。若每個燈泡只是五瓦特,要生產二十個澄泡才能完成一百瓦特的指標,何不省時、省力、省物料地只生產一個一百瓦特的燈泡?雖然因此市民買不到他們愛用的五瓦特燈泡,要動員香港親友代購,兩地的郵務人員代寄,大大增加了交易費用;雖然因此堆積了無人問津的高瓦特燈泡,耗費了存倉和利息費用。但燈泡廠的負責同志卻能完成指標,交了差,甚至獲得頒發獎金,成為社會主義勞動模範!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可不可以要求廠方多抓些指標?顯然是不大可能的。燈泡有五、十五、三十、四十五、六十、一百、二百瓦特的,各種不同光度的應各生產多少個?五瓦特的燈泡中,要生產多少個是釘頭,多少個是螺旋頭?釘頭五瓦特的燈泡中,有多少個是光膽,多少個是奶膽,多少個是黑沙膽?五瓦特、釘頭、光膽燈泡裡,有多少個是圓形?多少個是冬菇形?又多少個是長圓形?

 

一顆釘子十噸重

 

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大問題在計劃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產權制度加上無競爭的情況下,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是一個無從解決的問題。計劃經濟的老大哥蘇聯也流傳過這樣一則笑話——某國營釘子廠在某一個計劃年度僅過了一星期便超額完成該年度的生產指標——製造重量共十噸的釘子。廠裡的工人正忙於籌備慶祝會,並將該年度的產品——一根淨重十噸,其大無比的釘子懸在工廠進口處。原來去年的指標是以釘子數量為標準,結果生產出來都是奇小無比的釘子。故此,國家計劃委員改以重量為標準。但扶得東來西又倒,還是浪費資源!

 

一九五六年中共經濟學者孫冶方先生在一篇題為《從總產值中談起》的文章中,已討論這個問題:

 

「因此,不論國家計委會和國家經委,在冶金部,在各個鋼鐵公司都應該有產量指標的規定。但是鋼和鋼材有各種不同的品種和花色,這些品種和花色能夠都由中央計劃機關和部的計劃中來事先規定嗎?顯然是不可能的。過去批評指標規定太多太死,正是這些產品指標。」

 

孫先生看到問題的。他曉得光抓生產指標成不了事。他在那個時候建議修改總產值定義,提高折舊等。但這個棘手問題始終解決不了。

 

以利潤衡量成敗

 

一九七八年,孫先生坐了七年牢後,還在這個問題上寫文章,他大膽地衝禁區,以「要理直氣壯地抓社會主義利潤」為題,建議用利潤率來衡量企業的成敗。假若孫先生能更進一步,將這個好題目再改動一下,成為「要理直氣壯地抓私有產權利潤」相信現代化才能露一線曙光,市民才能和香港一樣,隨時都可以買到合用的燈泡。

 

廣州的攤販、食檔,現在可以在自由市場抓他們的私有產權利潤,造成各種食品紛陳,供應充裕的局面了。其他各種生產機構,何時才能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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