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1981年4月2日的《經濟觀察》）

嚴復是第一個將阿當斯密（即現譯的阿當史密斯）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本具有劃時代意義、新一代開啟民智的書，翻譯為中文的人。他在譯完「天演論」，意圖激勵人們「保種」、「保國」之後，於一八九九年起，用了兩年時間，夾敍夾議地將「原富」一書翻譯出來。他在眾多的經濟著作中，獨選「原富」，是他以為當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處境，與阿當斯密在書中所論述的英國當時應興應革的經濟事務，頗為近似。嚴復希望能夠藉他「信、雅、達」的譯文，和他對經濟學的認識，以「案」的方法，來讚賞，補充甚至修改阿當斯密的經濟理論。他努力譯述，目的顯然是希望中國能步英國之後，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

嚴復的譯文，雅則雅矣，可惜他以先秦文體的文言文翻譯。雖然阿當斯密的原文描繪生動，實例豐富，但嚴譯本卻使一般讀者望而卻步，收不到以廣民智的預期效果。以胡寄窗先生的說法是：「假若嚴復的譯文有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的文章那樣通俗流暢，『原富』一書在當時的影響不知要大多少倍。」若如是，今日的中國，可能又是另一番面貌了。

嚴復對西方經濟的認識，在他那個時代，可能是中國的第一人。這在他附於「原富」一書的按語，可見一斑。例如，阿當斯密在第一篇第五章裡，說到「勞動力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用嚴復的文言文，便是「論物值之所由起，固當言功力」，功力即勞動力。這便是以後給李嘉圖和馬克思擴而充之，中國經濟學家今天奉為金科玉律的勞動價值學說。嚴復卻清楚地指出，斯密智者千慮：

「斯密氏以產物之功力，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視功力之難易多少為差。其言雖近理，然智千慮之一失也。蓋物無定值，然純視供、求二者相濟之間。供少求多，難得則貴。供多求少，易有則賤。方其難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畝之地，處僻邑邊鄙，價數十而莫售。及在都會之中，黃金莫買。豈有豖力之異耶？一樹之果，向陽者甘大而得善價，背日者，以力酢而人棄之，此豈又有功力之異耶？故值者直也。兩相當之名而對待之數也。以功力言，則物物所獨具，而無隨時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後之計學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說也。」

嚴復這一段話，清楚易明。他談到地價之處，放在今日的香港，亦一樣恰當，只須將萬金改為億萬金，便庶幾近矣。

但阿當斯密的觀察力極其敏銳，他是斷不會以為單是成本便可以決定價格的。在第七章中，他以為「自然價格」包括了工資、利息和地租，亦即成本，也即現代經濟學家所謂長期供給價格，有別於市場價格。有效需求與供給量二者決定了市場價格，市場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自然價格。

「使供之數，不及求之數……供少求多，則求者競，競而時價優於經價矣（市場價格高於自然價格），價如是者，謂之騰（貴也！）」

阿當斯密也形容了供過於求的情況如下：

「使供之數，過乎求之數，以經價求者為多，而急售者眾，求少供多，則供者競，競而時價劣於經價矣（市場價格低於成本，價如是者，謂之跌。」

而今天的經濟分析，也不外如是而已。

假若市場價格由於求多供少，價格騰貴，那麼政府通過行政命令，以管制物價，又會出現什麼後果呢？「原富」的第四篇第五章裡，有以下的一段話（此處不取嚴譯，以其行文艱澀難懂）：

「如果政府為要救濟因糧食不足，使物價上漲，所引起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政府認為合理的價格，強迫他們出售谷物。其結果或是使他們不把谷物提供市場，以致在季初，即產生饑饉；或者因而鼓勵人民迅速消費，以致在季節之末，必然產生饑饉。無限制，拘束的谷物以市值自由交易，既是防止饑饉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減輕糧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為糧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消除，只能減輕的。……歐洲往時的政策，對於這樣有利於社會的行業（指投機買賣谷物的商人），不但不去消除人們對它的憎惡，似乎反視此種憎惡為正當加以鼓勵。」

今天對價格管制的研究，只是一再證明阿當斯密的見解精確而已。將以上一段說話，谷物改為房屋，價格改為租值，饑饉改作有屋無人住，那便是今天香港管制租金的情況！阿當斯密是二百年前的人物，嚴復是一百年前的人物，縱使今天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膊上，但在我們今天對經濟現象的分析，與他們兩位相比較，實在強不了多少。翻看報章，未讀過阿當斯密的人毋論，單是所謂經濟學家，還是認為「當局應以開闢土地的成本出售土地」。而不需要理會需求的情況。似乎，嚴復壯志未酬，原因不單譯文艱澀難懂，唸書的人視力相信亦頗有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