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離於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間

阿當史密斯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奠定古典經濟學分析基礎。古典經濟學，或者一般人稱為自由放任學說，最重要及眾所周知的經濟政策，便是自由貿易。香港人普遍以為自由貿易與水和空氣一般，乃自然不過，不證自明的道理。不過，自由貿易的概念，在阿當史密斯處身的年代裡，猶如烏托邦、理想國，乃不切實際的空想。在《原富》裡，他便悲觀地說，期望自由貿易能在英國實施，猶如期望烏托邦出現一般，機會渺茫（見《原富》第437頁）。事實證明，阿當史密斯太低估了他自己的影響力。

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左右當時西方執政者政策的經濟思想，強調政府採取一切的措施，增加出口，限制進口。貿易出現順差（英文順差，亦叫有利Favorable，即源自這個時期），便可以使那些本身不出產金銀等貴金屬國家，輸入被認為是國家財富和力量的黃金和白銀。

阿當史密斯創造了重商主義（Mercantile System）這個名詞，代表了這期間的經濟思想。而《原富》一書，是證明重商主義所施行的保護貿易和強調輸入金銀，是錯誤的經濟政策；是對財富觀念認識錯誤。只有自由貿易，才能配合分工合作，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在這場自由貿易對重商主義的經濟學說角力賽裡，凱恩斯最初是以自由貿易支持者的姿態出現。試看他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四日，在《曼徹斯特衞報》的商業增刊裡寫道：「我們一定要堅持自由貿易。就是指廣義的自由貿易，應視之為牢不可破的教條。只要控制權還在手裡，便寸步不讓。就算不能獲得對手的同等對待，還是要堅守原則。儘管在罕有的情況下，違背原則，可以取得直接的經濟效益。我們一定要堅持自由貿易，不單只視為取得經濟利益的學說，還應視之為國際道義上的原則。」

這段自由貿易宣言，立場鮮明，一點也不含糊，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可是，在《通論》裡的凱恩斯，卻違背了他自定的國際道義原則，向自由貿易理論挑戰。（據夏祿德說，晚年時，他又回復信仰自由貿易！）這可能是目睹三十年代的不景氣，使他對以前深信不疑的古典學派，失去信心吧。他在《通論》的第一章便這樣說：「古典學派的前提，只適用於特定的情況，而不是真理。」

在《通論》的最後一章，他再指出：「我對於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倒不在發現其分析犯上邏輯謬誤，只是指出該等理論所根據的幾個假設，罕能或不能夠滿足，所以不能用它來解決實際問題。」

因此，自由貿易，古典經濟的中心思想，在凱恩斯的眼中，也不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凱恩斯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經濟社會的問題，源於兩種不足，一是投資不足，二是消費不足；這是通例，不是特例。自由市場力量，不會自動調節兩種不足，因此必須由中央政府統制。

致力恢復重商主義學說

不過，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裡，所照顧不到的兩種不足，卻在重商主義體系下，輕易獲得解脫。凱恩斯認為，這是重商主義學說裡的科學真理元素。

凱恩斯在《通論》是這樣綜合重商主義，他認為是科學的一面：「當一國的財富急劇增加時，在自由放任的條件下，會因為對新投資的誘因不足夠，而使這快樂的狀態突然中斷。……若要國家繼續進步，投資誘因必須充分。它可以來自內部投資，也可以來自外國投資（後者包括累積貴金屬），它們之和，便是總投資。設總投資量是由利潤動機決定；則內部投資機會，在長期裡，由國內的利率水平所左右；而外國投資數量，則由貿易順差的數額所決定。在國家不能作直接投資的社會裡，則政府在經濟方面，集中注意國內利率和對外貿易差額，亦合乎情理。」

在政府不干預情況下，凱恩斯認為投資會突然出現不足，經濟停頓，市場力量不足以調節投資數量。要投資增加，便要壓低利率。在以貴重金屬（黃金、白銀）作為流通貨幣的社會裡，增加貨幣供應量，凱恩斯認為可以使利率下降；而貨幣數量能否增加，則視乎對外貿易能否出現順差（輸出貨品總值大於輸入貨品總值）。貿易順差是增加來自國外和國內投資數量的唯一方法，「故此，政府當局關注貿易順差，實在是一箭雙鵰，而且也是唯一可用的辦法。……採用增加順差的措施，是政府可以增加外國投資的唯一直接辦法。同時，貿易順差，貴重金屬流入，是政府可以減低國內利率，增加國內投資誘因的唯一間接辦法。」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