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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6年8月7日)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在这份规划里，还有两个约束性指标非常值得留意。注意，是约束性指标。这跟预期指标不同，预期指标是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而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底线。而且这两个约束性指标都不是医疗数字，是关于空气和水。

具体来说，是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要降到27微克/立方米以下，而优良水体比例，要达到85%。

其他的量化目标还有，到2030年，每万人口的全科医生数目标是5人，现在大概3.2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目标3.7人，现在大概3.4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目标是5.1人，现在是4人。

假如按照2025年的国内人口数计算，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国内要新增约42万名执业医师、25万名全科医生，其中护士缺口最大，是155万人，相当于未来五年平均每年要培养并留住31万名护士。

报告里甚至还专门提到了吸烟率，目标是，2030年，15岁以上居民的吸烟率从现在的约24%，降到20%。换算成人数，假如这个目标实现，意味着未来五年里，国内要有将近5000万烟民实现戒烟。

关于这些数字，很多媒体都做过相关的报道，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要说的重点，是这份文件里的一个关键方向，规划原文的表述是“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治病”和“健康”，这不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吗？把病治好了，自然不就健康了吗？

这个疑问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医疗逻辑：等人生病了，再去治。但“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逻辑不一样。

从“延长生命”变成“延长健康的生命”

这个转变涉及三层变化。

第一，关注的对象变了。过去医疗体系主要面对“病人”，也就是已经确诊、需要治疗的人。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之后，关注的对象扩展到了全体人。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生病，你的健康状态都在这个体系的视野里。

第二，介入的时间变了。过去是确诊之后才开始治疗，现在是把干预前移，覆盖到风险因素识别、疾病预防和早期发现。也就是说，不等疾病发展到确诊标准，就要开始行动。

第三，服务的内容变了。不再只有诊疗，还包括预防、健康促进、康复，以及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为什么需要这个转变？我们以慢性病为例。很多慢性病不是在确诊那一天突然发生的，确诊只是意味着疾病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应的诊断标准。比如一个人被确诊为 2 型糖尿病，不是那天突然得的病。

在达到诊断标准之前，他可能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胰岛素抵抗，指标虽然没越过那条诊断线，但身体的系统早就在走下坡路了。如果一直等到确诊才介入，其实已经错过了很长一段干预窗口。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叫“生活方式医疗”，英文叫 Lifestyle Medicine。我们在老而不衰的钥匙，就在你的三餐四季里这篇文章里，介绍过“生活方式医学”。

2004 年，美国生活方式医学学院正式成立，提出了健康的六大支柱：营养、运动、睡眠、压力管理、避免有害物质、社交连接。

这个学科的核心主张是：很多慢性病与长期积累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医学不能只在疾病达到诊断标准之后再治疗，还需要把干预前移到日常生活方式。

到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众观点了。很多研究都做过估算，一个人的健康结果中，生活方式的影响权重远超医疗服务本身，后者只贡献 10% 到 20%。换句话说，健康的决定性因素，很多都在日常生活里。

与此同时，前沿医学也在推动另一个概念转变，从关注“寿命”到关注“健康寿命”。我们之前讲过彼得·阿提亚的《超越百岁》，书里汇总了很多统计数据。

你会发现，很多人即使寿命延长，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好，生活质量也不高。用阿提亚的话说，真正的长寿不是多活几年，而是高质量地多活几年。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研究提出，医学的目标，应该从“延长生命”变成“延长健康的生命”。这个观点，也是近年来全球老年医学、预防医学领域的共识方向。

让医疗资源离人更近，介入更早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背景放在一起看。第一，疾病不是突发的，是长期累积越过临界点的信号。第二，健康的决定性因素在生活方式。那么结论就很清楚了，假如你想让人活得好，干预的时机不能等到疾病确诊那一刻，必须往前移。

事实上，早在2019年的《健康中国行动》里，就已经提出了这个方向，原文写的是“必须关口前移，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注意这四个字，“关口前移”。也就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就想办法去采取干预。

而这回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里，也延续了这个“关口前移”的思路。过去，健康的关口在医院门口，得先生病，才进得去。而未来五年，健康的关口要移到你的身边，把健康方案落实在日常生活里。

类似的尝试，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比如日本，从2008年开始推“特定健诊制度”，覆盖40到74岁的所有人群，每年做一次针对代谢综合征的健康检查，社区里还有保健师会入户随访。

做到今天，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4.2岁。日本厚生劳动省还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40年，健康寿命要比2016年再延长3年以上。你看，日本这套逻辑的核心之一，也是“关口前移”。

再比如，新加坡2023年推了HealthierSG计划，也就是“更健康的新加坡”计划，要求每位居民选定家庭医生、制定个人健康计划，政府给予补贴。还有北欧，他们的尝试要更早，手段包括全民电子健康档案、心理健康免费初筛等等。这些都是同一方向上的不同手段。

带着“关口前移”的视角，你会发现，这回规划里的很多方向，都是在想办法让医疗资源离人更近，介入更早。

比如，文件里有一条量化目标，支持1000个左右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进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到2027年实现全覆盖。

县域医共体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让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形成一个有分工、有转诊、有信息共享的医疗网络。常见病、慢性病尽量在基层解决；需要进一步诊断的，由县级医院支持；情况复杂的，再转诊到更高层级的医院。人在村卫生室拍了片子，县医院的医生远程帮你看，这就是“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的体现。

再比如，心理健康服务正在被纳入基层体系。规划明确要求健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心理门诊，并将优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心理门诊的门槛，会大幅下降。当下城市里独自打拼的年轻人、独居的中年人、承担照护负担的家庭，对这部分群体来说，这也许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影响。过去看心理咨询要么贵、要么难找，这个门槛未来会越来越低。

再比如，数字健康档案的互通会继续推进。规划里花了不少篇幅在“数字健康”方面。

这意味着，你在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用药记录、慢病随访数据，未来有机会被整合到同一套档案里，医生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就诊片段，而是你连续的健康轨迹。

再比如，体检、早筛、早诊的覆盖面会扩大。规划里对癌症早筛、心脑血管早筛、糖尿病早筛都有明确的安排。未来五年，一些原本要自费的项目，也许会陆续被纳入公共卫生服务或者医保支付范围。

再比如，很多人关注的AI医疗，也是政策推进的方向之一。2025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里面明确提出，2030年，基层诊疗的AI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二级以上医院普遍开展医学影像AI辅助诊断。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很多基层医生处理影像的能力会在AI的加持下获得增强。

当然，这些变化也许不是“明天马上就能享受到”，落地节奏因省而异，不同城市快慢会有差别。但方向是清楚的，它们都是未来五年的长期动作。

而且，资源往哪里投入，医疗体系就会朝哪里演化。过去的医疗体系，更多是在你生病之后接住你；未来的医疗体系，会尝试在你还没有生病，或者疾病还没有恶化的时候，更早地发现你、提醒你、帮助你。

普通人现在能做什么？

那么，普通人现在能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立刻给自己安排一整套复杂的检查，可以先做一件很小的事：打开所在城市卫生健康部门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众号，看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没有开放。

如果已经开放，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签约。与此同时，把历年的体检报告、用药记录和重要检查结果整理在一起。下一次看病时，不要只告诉医生你今天哪里不舒服，也把过去一段时间的指标变化告诉他。

这也许是一个人用最低成本，从“生病以后去看医生”，转向“在日常生活里管理健康”的第一步。而未来五年，中国医疗体系最重要的变化，也许不是又多建了多少家医院，而是医疗服务开始离人更近，介入得更早。

假如你想了解“十五五”健康规划的更多信息，马江博老师在《政经参考》里做过更详细的解读，推荐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