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侯運輝合著

削弱私有部分的經濟地位（續）

治本之法是廢除累進制，實施比例稅（PROPORT-IONAL TAX）。這個制度十分簡單，納稅人的總收入，剔除各項免稅額後，只須繳付一個固定百分率的稅款。假設標準稅率為20%，若課稅淨額為五萬元，稅款為一萬；若淨稅增至十萬元，稅款亦按比例而增加至二萬元。免稅額必須與通脹指數掛，具伸縮性。這麼一來，累進制下的種種毛病，均能一一避免。

財政司認為公共開支不應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9.6%。筆者懷疑他以什麼作準繩而定出這個界限。在自由社會裏，政府的責任在於維持法律與秩序、界定財產法權及制訂經濟活動的規矩，以確保市民及商戶在公平競爭的大前提下，追尋更富裕的生活，及提供一個穩定的貨幣架構，使市民能在自願交易的基礎下，推行種種契約活動。任何社會都須面對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的這個問題，效率作為資源分配的準則，實無可置疑。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早已證明競爭是解決資源分配的最有效方法。故此，政府應將這個責任交由私有部門處理，以市場機能、供求定律取代中央計劃。維持這個政治機器的政費，便是釐訂比例稅率的基礎。

比例稅制也合乎「公平」這個賦稅原則。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每個市民在法律面前，不論貧富，都擁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政府是維持法紀、執行法律的機構，每個市民的生命財產都受到保障。故此，維持政費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受惠相同，貢獻也不應有異。根據這個論據，比例稅制十分公平地將稅務負擔分配到每個社會的成員身上。

經濟結構的歪曲

在通脹下，由於不同商品因貨幣收入增加而產生的需求增長並不一致——各種不同商品的收入彈性並不相等——所以在貨幣量急速增長的情況下，各種商品的需求改變有相當大的差異。而在生產方面的考慮，各種產品的邊際成本函數有很大的分別。而要增產時所造成的成本增加，決定於當時的生產量及要增產的速度。例如在過去一年間，香港建築業本已十分蓬勃（生產量在高水平），而由於港府的地庫及其他公務工程，要求建築的生產速度有急劇的增加，原來更適合其他行業的生產因素，亦因建築的蓬勃景象而吸引轉行。加上加速生產造成生產因素間的相互阻塞。故此，一時間建築業的成本遞增得十分快。因為經濟結構中各種不同部門和行業其受通脹的影響不同，供給與需求關係因價格的上升而產生的改變亦各異，所以造成了在通脹的情況下商品相對價格改變得特別大。而因為物價不斷上升而造成了價格機能運作失去應有的效率，形成了經濟結構的歪曲和未來的嚴重失業問題。

因為靠通脹而得到職業或轉行的工人，一旦通脹和緩下來，價格機能重新有效地執行資源分配功能時，他們的飯碗便不能不丟掉了。

所謂結構性的失業往往是由於通脹後，工人暫時未能適應價格調節機能而產生，有一部分工人未能在失去原有職位後即時找到工作崗位是一個可理解的現象。我們不能叫嚷現在香港有六萬個生產崗位的空缺，而又有五萬人失業，所以香港勞工是受到錯誤的使用而產生結構性失業問題。要知道工人要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和工廠要聘請適當的員工都是一樣的要花時間去尋找合適的對象。工人在失業時並非無所事是，他們的時間得花在找尋適當的工作上。要把找尋的時間和資訊的成本併加考慮。嚴格地說，這個世界並沒有所謂結構性的失業。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們首先要明白市場機能在分配資源上的功用，並且亦當清楚了解在自由經濟體系下，價格是社會最好的協調力。我們不應當對問題並不清楚了解前，大叫大嚷，鬧要政府的干預。不能對政府來一句：「你辦事，我放心」就把經濟學分析拋諸腦後，在房屋問題上如此，在勞動力市場上亦是如此，價格是市場機能運行中最重要的指標，經濟學家們當應重視價格所代表了的深厚意義。如果忽視了市場的功能，任何事都找政府幫忙，看來社會上的資源分配再沒有一個有效的規律了。

根據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和接受了非立斯曲線（PHILIP'S CURVE）的就業與通脹相互消長之關係下，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往往提倡以財政政策去解決失業或通脹等總體經濟問。IS-LM曲線就成為了他們主要的分析工具。

他們極力主張控制總體需求，而對個體經濟運作的忽視造成了以後凱恩斯學派理論的破產。在失業問題嚴重時期，他們主張，增加政府開支，或是減稅；來一個赤字預算以增加總體需求及刺激經濟。而在所謂經濟過熱的時候，通脹成了主要的考慮，他們就主張加稅或減少政府開支來減低總體需求，以平抑通脹。

這一套理論在香港或是世界其他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就沿用IS-LM曲線的模型，只要加上了一個對外平衡的考慮（EXTERNAL BALANCE），情形就變得十分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