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第7期的《信報月刊》）

前言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小學升中試」便成為了香港教育史上的一個歷史陳蹟，在明年度小學生要晉升中學的時候已無須再參加此種中央執行的考試。但這並不意味我們的「莘莘學子」可以逃避了競爭的考驗，而事實上卻是把競爭的時間分別拉前和拖後了幾年。直升中學的教育制度，使到著名中學屬下小學的入學試競爭白熱化。更甚者連幼稚園也出了「名校」這種貨色，不單學費比讀大學還要貴，亦勞煩了不少貴為律師、醫生的父母為其三、四歲的小孩子而排長龍。這種現象不就是把競爭拉前了六、七年嗎？依據地域性的分配中、小學位，不單沒有拉平貧富子弟的競爭機會。剛好相反，由 於居住地點與收入有密切的關係，依地區分配學位的結果，使貧窮家庭出身的學童與富有人家的子弟絕對分割，這是進步還是退步呢？住在九龍塘，牛津道的家長自然容易地把子女送入名校；但住在荃灣、葵涌的貧下階層，他們的子女是否就沒有自由選擇學校的機會。由於學校比較多，當然就有些辦得比較好，亦有些辦得比較差。要取消「名校」是既不可能，亦不恰當。正確的途徑是追尋較平等的機會，而非追求相同的結果。

我們希望貧富的子弟皆有機會進入「名校」，只要他們的成績達到校方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三淘汰試就是把公開角逐的時間拖後了三年。從明年開始所推行的新教育制度，其真實意義不在乎「升中試」的取消，而是政府銳意延長和擴大九年免費（津貼）教育這個目標。無論免費（津貼）和強迫教育，都要利用很多的社會資源，但任何一個有文化的社會都肯定教育的基本意義。在中國，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會」，就是要利用教化去推行。而在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礎上。在下文中筆者希望利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把教育那種崇高的文化價值，簡化為一些較落實的名詞，從而去檢討香港教育問題。

教育的社會和個人意義

從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教育對社會和個人的價值可分為兩方面。，其一是人文知識的傳授（Liberal Arts Education）；另一種就是科技的訓練（Technological Training）。在經濟學家的眼中，人文知識的傳授，使到個人所接受的教育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界外利益（External Economy），海耶克教授很清楚地闡析了其中的意義。他指出一個和平共存的社會是需要一些共同的價值標準。人文教育就是要傳授這些價值觀念給予新的一代，使到社會的秩序可以維持。雖然父母對子女應該具有一定的支配權力和培育責任，但由於要使到年青的一代能遵從某些基本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s），於是社會上要求每個兒童接受某種程度的強迫教育，是十分合理的。這並不是說政府應該強迫所有的兒童接受某種特定形式的訓練，更不是說，所有的教育機構就是要由政府來主辦和控制。政府真正要做的工作，是施行教育津貼，快而省地去完成教育工作的目標。正如約翰‧米爾茜所說：「如果政府決定要使每個兒童有良好的教育，那麼她要為大部分的貧窮子弟負擔教育的經費。所有反對公共教育的意見，並非排斥強迫教育的需要，而是針對政府對教育方向的操縱」。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