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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18年。这是大宋重和元年，同时也是辽朝的天庆八年，金朝的天辅二年。 这几年，我们讲宋徽宗，讲的都是他风雅的那一面：画画写字、访道求仙、顺带在朝堂上和大臣们斗斗心眼，等等。但其实就在过去这十几年间，徽宗心里还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那可是一盘大得吓人的棋，一旦落子，就重比千钧。这盘棋，后来有个名字，叫“海上之盟”。简单说，就是大宋能不能和刚刚崛起的大金联手，把大辽给灭了？顺便把中原王朝已经丢了快两百年的幽云十六州给拿回来？因为金和宋之间隔着个辽嘛，要联系，只能走海上，所以这个计划就叫“海上之盟”。 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棋是怎么一步步走起来的。 那是7年前，有个从辽国跑过来的汉人，叫赵良嗣，他跟徽宗说：辽国不行了，正被一伙叫女真的人往死里揍，您赶紧联合女真，把辽国灭了吧。这话听着新鲜，可搁谁也不敢当真啊——几千里外，一个都没怎么听说过的部落造反，这就去联合？靠得住吗？ 但是，接下来的几年，远方的消息陆续传来：大辽又败了，大金又赢了，赵良嗣的话好像渐渐地被验证了，这宋徽宗的心，就一点点地开始热了。去问问嘛，问问又不要钱。于是，这一年的二月十八日，宋徽宗派出了一队使节前往金朝，表面上是商量买马的事，实际上是去探探大金那边的口风：双方联手瓜分大辽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后面局势的发展，是一个没想到接另一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几年之后，宋朝倾尽全国之力北伐，去打一个已经被大金打残了的大辽，你猜结果怎么样？居然打不赢。本来是准备去墙倒众人推的，结果反倒被墙——而且是摇摇欲坠的墙——推了个屁墩。 第二个没想到是：虽然经历了一连串惨败，但是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居然还是收回来了。那是1123年的事。严格地说，大宋朝领土最大的时候，竟然就是这一刻。没想到吧？打了败仗，还登了顶。马上就要亡国了，领土居然还扩张了。 当然，紧接着就是第三个没想到：不过两年后，1125年，女真人就转过脸来，一路南下攻打宋朝。1127年，攻破汴京，把宋徽宗、宋钦宗一起掳走，北宋灭亡。这就是“靖康之耻”。从感觉上的巅峰，到事实上的死亡，不过就是两年。 那你想，等再过一些年头，等南宋终于站稳脚跟，要痛定思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评价宋徽宗的“海上之盟”联金灭辽之计？甭问啊，这是一招臭棋啊。 你就看南宋留下来的史料，重点都是反思，有从结果上说的：你这么干，是开门揖盗啊，你不主动招惹女真人，哪至于那么快亡了国？也有从道德上说的，比如大将种师道就说，你这么干，就相当于邻居家遭了贼了，你不仅不去救，反而也上去抢，良心上说不过去吧？也有从策略上说的，把大辽灭了，直接面对女真人，这是唇亡齿寒啊，这点道理都不懂？也有从力量对比上说的，我大宋现在什么力量都没有，主动挑起战争，不就是找死吗？等等吧。 你要是看这个阶段的史料，会有一个感觉，当时所有的明白人都不同意“海上之盟”，只有宋徽宗和他身边的那帮奸臣，热心搞这个事儿。 但是，且慢！这么看问题，其实是陷入了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视角——一个人失败了，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不一定吧？反正他已经身败名裂了，那就该把所有的锅都背走？不公平吧？ 宋徽宗，别的不说，至少在大宋君臣当中，他能了解的信息肯定是相对全面的；而作为皇帝，他和国家社稷之间也是最利益攸关的；从他在别的领域的表现来看，智商也是在线的；从性格上讲，他也不是那种容易情绪冲动的人。就这么个人，可能会犯错，但他应该不会犯那种一望可知的低级错误。别人都明白，就他糊涂？说不通吧？ 所以今天这一期《文明之旅》，咱们先不忙着骂宋徽宗，咱们假装真的就穿越回到这公元1118年，大宋重和元年的决策现场，问自己一句话：面对同样的局面，如果换了是我，我能比宋徽宗更明智吗？我能下出一步更高明的棋吗？ 1 现在假设，我就是宋徽宗。此刻是重和元年，我37岁。 我现在面对一个重大抉择：要不要趁火打劫，联金灭辽，顺便把燕云十六州拿回来？机会当然很诱人，但咱心里也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要把国运赌上去的决策。所以千万不能冲动，咱们思前想后，好好盘盘。 先来看收益：这事办成了，好处能有多大？ 燕云十六州的意义，可远远不止是一块地盘啊。过去一百多年，因为没有燕云十六州，大宋的北方无险可守。大辽的骑兵只要越过边境，一脚油门就能到家门口。大宋刚刚开国的时候，还有点办法，比如在边境上修上几百里的塘泊，就是湖面，在不方便挖湖面的地方，拼命种树。这两招多少还能给北边的骑兵制造点障碍。 但是，澶渊之盟签了之后，毕竟100年不打仗了，就难免有点儿松懈，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塘泊的湖面淤塞，这些设施就渐渐荒废了。那现在大宋皇帝什么感觉？你可以试试哪天晚上睡觉不关大门，虽然也不见得就能进贼，但是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想必也不好受。如果有机会把幽云十六州拿回来，能在燕山山脉的那些山口，比如古北口、居庸关，设兵把守，那可就相当于把大宋朝北边的门板给装上了。一百多年了，终于能睡上个踏实觉。所以，这首先是一项重大的安全利益。  但对徽宗皇帝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笔政治账：燕云十六州是什么地方？那叫汉唐故地。那里的人，是汉人，那里的生活方式，是农耕，在中原王朝看来，天经地义应该是我们的地盘啊。别的地方丢了，只相当于丢了一处财产，而这块地方丢了，则相当于被截了肢。那叫一个疼。 北宋开国的时候，大臣们曾经想给太祖赵匡胤上一个尊号，叫“一统太平”，赵匡胤说，不行啊，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拿回来，我哪好意思叫什么一统太平？看出来了吧？这不是江山少了一块地，这是大宋的皇冠上缺了一块角。所以，大宋皇帝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执念，那不叫贪心，那是一处心病，是白月光，是朱砂痣，是意难平啊。现在好了，突然等来这么个机会：大辽奄奄一息了，感觉只要伸伸手，这事就办了。就这么个诱惑，是不是有点不好忍？ 但是，我有理智！深呼吸一下，提醒自己：别光想好事，还得看看咱们大宋有没有本钱做这笔买卖呢？这就牵涉到对大宋现状的评估了。 站在后人的角度看，这个时候已经是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民不聊生，下一年，宋江起义就爆发了，再下一年，方腊起义就爆发了。国家想必是烂透了。但是，我宋徽宗会这么想吗？不会啊。在我眼里，这时候的大宋是妥妥的盛世。不信，咱们来看几个硬指标： 首先，大宋人丁兴旺。就在徽宗这一朝，大宋人口破了一个亿。什么概念？大宋的国土比当年盛唐的时候小得多，但是养的人，可比开元盛世还多。全国有多少户，多少丁，多少口，这是用来收税的数字，骗不了人。一个人口噌噌往上涨的时代，你说是盛世还是乱世？ 再来算第二笔，财政账。你要是看过我们1103年那期《文明之旅》节目就知道，这个时候，大宋国库充盈，还有余钱在各地办福利院。你可以说我是搞面子工程，但财政有钱，这是真的。 那这个时候的大宋的军事能力怎么样呢？你去看我们1108年那期节目：大宋刚在西北打了大胜仗，收复了河湟地区，历史要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把西夏灭了也未可知。重要的不是胜利本身，而是，我现在手里攥着的由童贯统领的西军，不再是纸面上的力量了，那是一支刚刚用胜利证明了实力的军队。手里攥着这么一把刚开过刃的刀，你说我心里痒不痒？ 再来看国内的政局：从宋神宗变法开始，朝廷里的新旧两派就开始斗，就这么斗了50年。我的几个前任，都采取的是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结果越搞越乱。但你看看我，我很超然啊，我是“教主道君皇帝”，我用道教来平衡官僚士大夫。你再看看现在的朝堂：我拥有无上的权威，哪有大臣敢跟我炸刺儿？半个世纪以来，如果说大宋朝有什么时候可以不搞内讧，一致对外？那就是此刻啊。 我当然知道，联金灭辽是要冒险的，但是大宋朝100多年来，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也无论是兵力还是心力，咱这个时候确实是最有资格冒这一把险的。 好，既然说到冒险，咱们就来推敲一下风险。当时确实有人提醒宋徽宗：女真人是虎狼之师，打大辽都跟玩儿似的，将来万一翻脸了，要打我大宋怎么办？这就相当于邻居家遭了强盗，不管我跟邻居过去有什么恩怨，这时候都得先帮邻居，至少不能落井下石。 好，就算这些人的话，宋徽宗都听进去了，他也完全知道大金的恐怖实力，那请问，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呢？有人说，那很明显啊，不能“联金灭辽”，而应该“抗金援辽”。 这个方案，坦率地说，没有什么落地的可能性。请问你怎么援？给钱吗？大辽这个时候缺的也不是钱啊。出兵吗？去帮大辽守城？且不说宋朝有没有那个能力，大辽的人也不会答应啊。大宋和大辽，恩恩怨怨了上百年，我突然要带兵去“帮忙”，这是帮忙，还是要趁机把人家吞了？ 就算大辽肯让我帮，我又怎么帮？我说个现代史上的例子，你就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了1943年，轴心国的意大利眼看着就不行了，墨索里尼都被逮捕了，盟军马上就可能在意大利登陆。那请问他的盟国纳粹德国会怎么办？是出钱出兵帮意大利吗？站在德军的角度看，你们既然不行了，你就闪开，我来接手意大利的防务，你不答应，我就要把枪口对准你啊。 所以，接下来，有的德军突袭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有的德军干脆就把意大利军队包围起来歼灭。有一个意大利师，抵抗到最后，结果5000人被德军集体处决。就在欧洲战场的最后阶段，有将近100万意大利军队，成了德军的俘虏。没想到吧？这居然是原来盟友之间发生的事儿。 回到1118年的大宋朝，宋朝面对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一个快要崩掉的盟友和一个马上就要打过来的强敌。真要想提前做准备抗击金朝，那大宋军队就不仅要有能力打得赢金军，还得有能力灭掉不肯让路的辽军。这怎么可能？ 而且，我要是宋徽宗，就算我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我有机会再做一遍选择，我也不觉得“联金灭辽”之策有什么错。你们打的那个比方很有道理啊，一个强盗来灭我的邻居，如果我要是知道强盗那么厉害，我这个时候能怎么办？我上也没有用啊。后来的事实确实也证明：我的武功太菜了嘛，把大金给惹了，这才是引狼入室、自招祸患呢。还不如，我趁他还没看穿我的实力，还没跟我翻脸的时候，我跟这个强盗结盟，这好歹能结个善缘，留条后路，将来至少还有谈判的机会啊。 如果你说，没有必要那么激进吧？咱们保守治疗。大宋军队就应该守在边境上，谁也不帮，但是厉兵秣马，对金军严阵以待。对，这就是后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的看法，他在这本《宋论》里就说，就凭你大宋的武力，甭管帮哪边都没戏，严守边界，静观待变，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 好，就算王夫之这段话被宋徽宗听见了，也会忍不住往下想啊：好，严守边界，那请问要在哪里守？难道要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守？我们越是知道金军的厉害，就越应该趁着大辽不行了，赶紧把幽州拿下，靠着燕京的坚固的城防体系来守啊。或者更积极一点，把燕山的几个山口拿下，凭关据守啊。所以，我的决策哪里错了？ 当然，并不是说宋徽宗就没有盲区。他有。他应该没有想到——大宋灭国，他自己和儿子都被掳走，最终客死他乡——这种可能性。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此前的历史没有提供过先例。 在此前，中原王朝面对北方蛮族的入侵，最凶险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晋朝遭遇的五胡乱华。这已经是中原皇帝能够想到的最糟糕的情形了。但那也是有条件、有下限的啊。条件是，晋朝自己先闹“八王之乱”，司马家关起门来自己人互砍了十几年，把国家砍烂了，北方的游牧民族才捡了个空子。下限是什么？北方蛮族的骑兵，即使拿得下中原，也拿不下江南啊，晋朝后来不还有个东晋吗？而在我大宋历史上，不也有个澶渊之盟吗？最坏最坏的情景，金兵的铁骑能打到汴京城下也就到头儿了吧？我大宋经营一百多年的汴京城防也不是白给的，到最后大不了花钱消灾。我咋能想到会亡国，连我皇帝本人都被人打包带走呢？ 北方长城外崛起的军事力量，能把中原王朝打到灭国，这还是100多年后，元朝建立之后，中国人才会有的历史经验。要求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那也太过苛刻了。 好了，这就是我们试着站在宋徽宗的角度，为他算的几笔账。 如果我是宋徽宗，在我眼里，联金灭辽这个决策，看上限，能拿到的好处极大，燕云十六州回归；看底线，大不了最后是破财免灾，再来一次澶渊之盟；看现状，天时地利人和全在。后人说他草率，说他赌国运，是不是也不那么公平？ 而且，我梳理这个阶段的史料，还得到了一个恰恰相反的感受：宋徽宗在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像极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思虑周密，走一步看一步，每一步都在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所以，我并不是说他没错，而是说——他在用一系列看起来无可指责的战术选择，把自己送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战略大坑。 2 在1118这一年，宋徽宗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决定，他只是派出了一个使团，去摸女真人的底。毕竟山长水远，过程也很曲折，宋金双方真的达成夹击大辽的协议，那已经是1120年的事儿了。而大宋真的出兵去打幽州，还得等到1122年。 那一段历史，几乎在所有的书上，都被写成了一段闹剧，宋军简直就是个笑话。 你想，到那个时候，大辽还剩什么？五京丢了三京，皇帝天祚帝都跑到夹山里躲着去了。燕京这边找不着皇帝啊，只好另立了一个皇帝耶律淳，守着这么一座孤城，手里的兵当然也只有一些残兵败将。就这么个敌人，大宋朝这边的童贯率领1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压过去，嘿嘿，居然打不赢。一个壮小伙儿被一个住ICU的病人给打了，简直奇哉怪也。一般的书到这里，都会把宋军写成个小丑，然后就掉头去分析了，宋军战斗力之所以这么拉胯，都有哪些历史的、体制的原因。 但是我这次细看史料，倒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观感：宋军确实弱，但是原因不仅在军队自身，而在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底层逻辑。 我们先回到一个场景，1122年的四月，童贯挂帅出征。宋徽宗特地来到出征仪式的现场，摆了一桌送行酒，还亲笔写了一份上中下三策，交给童贯。哪三策？上策，燕京的老百姓都是汉人嘛，自己朝廷的大军一到，那还不得欢天喜地来投奔咱们，那咱们就顺势把地收回来，这是最理想的情形；那中策呢？燕京那边不是新立了一个大辽皇帝耶律淳吗？他要是识相，肯低头向我们称臣，那也行，就封他个藩王，让他替我们看着幽州，这个结果也不错；下策呢，要是那些燕京老百姓也不认咱们，耶律淳也不肯低头，那你就在边境上转一圈，搞个武装大游行，然后就把队伍给我好好地带回来。 你听听看，这三条里头，没有一条是要求童贯打胜仗。咦，怎么这么奇怪？明明出兵了，怎么又不打仗呢？也许在宋徽宗看来，有必要搞得那么粗鲁吗？双方实力差距这么大，无论是靠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还是靠敌人上层的审时度势，或者是靠我大军压境的威慑，这肯定就够了啊。这不就是《孙子兵法》里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吗？ 你看，在徽宗心里，这场战争就是个桌游，就像我小时候玩的那种军棋：我翻出来是一个军长，你翻出来一个团长，纸面上的实力差这么多，那你就被我吃掉了呀，还打什么打？ 好了，带着这么个最高指示上战场的童贯，他能怎么办？他到了高阳关前线，就贴出榜文，说你们赶紧来投降，拿一个州一个县来投降，你就接着管这个州这个县；如果有人拿燕京城来投降，不管是谁，给你个节度使当，还给十万贯钱，还给一套大房子。你看，这哪是打仗啊，这是招商引资啊，坚信条件开得好，对方就一定会来啊。 他对自己人怎么说的呢？说我们这趟来啊，是出征，不是打仗，你们要是敢杀掉一个敌人，我就拿你们军法从事。你看，这是完整地领会了宋徽宗的指示精神。我们坚决要以最小的成本，拿到最大的战果啊。 包括对辽朝的皇帝，他也是这一套，派人去招降，耶律淳非常感动，直接把使者的脑袋给砍了。童贯一看，哟，这是话没说清楚？再派使者去，又被砍了头。 实在没辙了，这时候又接到情报说，辽军实际上很弱，童贯这才派老将种师道渡河。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宋军当然轻敌，怎么可能赢？刚刚渡河，就被辽军迎头痛击，赶紧撤，于是一场小败。 如果是认真的战争，这种小败无所谓的，重整旗鼓再打就是了。但是童贯不这么看，小败也是败啊，它破坏了皇帝对这场出征的基本假设。皇帝让我来武装游行，最好是大军一到，对面望风而降，现在居然打了败仗，天哪！军队居然有了损失，怎么办？不好意思，请老将种师道背锅吧，你退休得了。这位种师道，我们以前介绍过，他出身“种家将”，一家三代人镇守西北，《水浒传》里鲁智深总挂在嘴边的“老种经略相公”就是他。这样的人物，是西军的军魂、军胆。现在种师道一撤，你想，那军中的士气还能好吗？ 就这么一场小败，宋徽宗听说了，什么？居然还有损失？不好玩、不好玩，不玩了，赶紧撤吧。大宋朝的第一次北伐就这么草草收场了。看出来宋徽宗眼里的战争的实质了吧？只想比大小，不想硬碰硬。这哪里是草率？这是商人式的精明，一直琢磨着怎么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过了几个月，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大辽在燕京新立的那位皇帝又死了，而且大辽又有一名大将要投降宋朝，总之，宋辽双方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变得悬殊了，宋徽宗觉得，这回总应该可以了吧？来，童贯，你再次出征。 你可能会觉得，老想着兵不血刃就拿到战果，这已经是这支军队的下限了吧？不不不，下限下面还有下限。在这第二次北伐中，替代种师道的将军叫刘延庆。刘延庆也是西军名将，但是，这次北伐燕京，他也没打算靠打仗收复燕京。那靠什么？靠花钱啊。既然等大辽的人主动投降不靠谱，那就不如让金军去打。在这一段的谈判中，大宋这边发现女真人特别想要钱，那好啊，你们打燕京，打下来之后，我们花钱买。 听起来这个想法很没出息，但在这个阶段的大宋君臣看来，这么做才是理智的。你想，女真人的胃口能有多大？他们刚开始也就是想把大辽的岁币接过去，一年不过是区区50万。在这个基数上谈，也就是再加个几十万、一百万的事儿，就能把燕京还给我们了。这跟真打仗的代价怎么比？粮草、军械、转运、抚恤，真要开战，那就是天文数字。大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大几千万，出这点钱就能摆平，不是挺好的吗？ 这也不能怪宋徽宗。从澶渊之盟开始，这已经变成宋朝人一百多年来的默认思维模式了：所有的政治、军事问题，都可以折算成财政问题来解决。凡事都可以算账，可以讨价还价，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可以试着找到最佳性价比。在这个思维模式下，大宋君臣一个个都成了时代的机灵鬼。 后来，果然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宋军打燕京城打不下来，金军就出手打，打下来之后，还给宋朝，但是每年要求在50万岁币的基础上，再增加100万。这样，每年给金朝的岁币就变成了150万了。贵是贵了点，但是能拿回燕京，宋徽宗咬了咬牙，还是答应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理解了宋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了。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从哪儿来？不只是人数和装备，更重要的是士气。而士气的根，是什么？是必胜的决心。如果一支军队，从上到下，从头到尾就没打算真打，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一张扑克牌，只想靠牌面上那个数字唬住对方，那这支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在大宋君臣看来，军队只是我方力量的一种展现方式而已，除此之外，钱也是一种力量，所谓的民心所向也是一种力量，我们要综合使用所有的力量来赢这一局，我要随时保留有最多的选项，我每走一步，都要精确地计算，争取用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多的成果。 如果我有机会真的穿越到宋徽宗身边，我特别想带一本书给他看：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写的《冲突的战略》。这书里提到了一个挺反直觉的理论：不要以为选项越多就越有优势，错，在对抗性的场合，公开地、主动地剥夺自己的选择权，让自己变得别无选择，才能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 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两辆车在独木桥上迎面开，谁让谁输。那要想赢的话，你最好的策略就是当着对方的面，拆掉方向盘，扔出窗外，让对方看见，你在客观上已经没有转弯的可能，那对方就只好拐弯。中国古代的战例，背水一战，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策略，如果对应到1122年大宋北伐的战场上，那就应该这么做：宋徽宗给童贯下死命令，你的西军不是能打吗？来，证明给我看。对方愿降就降，不降你就给我打。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就要燕京。我不要别的选择，我不在乎更高的成本，我就要赢。如果在出征之前，宋徽宗是这么交代的，大宋军队未必像后来表现得那么差。 但是，我估计，宋徽宗即使看了这本书，也会觉得：好傻好傻，明明有更便宜的方式，为啥要用贵的？ 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四月十七，童贯率领大军进入燕京了。与此同时，金军满载着宋朝给的金银和在燕京掳掠的人口，回老家去了。真是皆大欢喜的一幕啊。 到这一刻为止，如果不看后来的靖康之战，在大宋朝的账本上，简直是赚翻了。一场胜仗都不用打，就拿回了魂牵梦绕了100多年的燕京。自古以来，还有这么划算的胜利吗？ 童贯班师回朝的时候，留下来的燕京地方官做了一首诗给他送行，我给你念念：“长亭春色送英雄，满目江山映日红。剑戟夜摇杨柳月，旌旗晓拂杏花风。行时一决平戎策，到后须成济世功。为报燕山诸将吏，太平取在笑谈中。”诗不算什么好诗，但你应该可以从里面听到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 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想到，女真人很快就要杀回来了，北宋的时间也只剩下最后的4年了。我估计，就算我把这个结果提前告诉宋徽宗，他也不会信：我每一步都算得很精啊，我错哪儿了呢？ 3 过去分析这段历史，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几方力量的状态都看成是恒定的：大宋就是又菜又贪心，大辽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金呢？就是狼子野心、贪得无厌。然后看这几个家伙在一起碰撞，会有什么结果？但在真实历史中，不是这样的，每一方都在发生动态的变化。尤其是大金，他们的变化最大。 咱们先得说清楚一件事，这件事特别重要，是理解后面一切的关键——大金一开始，压根就没想灭掉大宋。本来女真人只是一个很小的部落，能在11年间灭掉大辽，就已经是奇迹。接下来的任务，是怎么把大辽这个庞然大物消化掉。这意味着一系列艰巨的内部调整，忙着呢。那大宋呢？在完颜阿骨打看来，人傻钱多，想尽办法在他身上榨钱就好了。 但是，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女真人渐渐地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女真人的想法就有变化了。 首先是看到宋军太弱了。在打燕京的过程中，阿骨打就问过宋朝这边的使节：我就纳闷啊，大辽的国土，我已经打下来九成了，就剩这么个燕京让你们打。就这么个燕京，我还包围了三面，就留一面让你们打，你们怎么还打不下来呢？这燕京，本来就是你们的，我本想着，你们赶紧拿下，我们把战利品一分，就赶紧回东北享清福去了。你们怎么就打不下来呢？ 女真人还看到的，是大宋太容易妥协了，或者换句话说，大宋这边是一种生意人的算账方式。桌面上有十块钱的利益，本来大家是盟友，一人五块，很公道。但是女真人很快发现，我只要横一横，宋朝人就会让一让，我要九块，宋朝人只要觉得还有一块可以赚，就会妥协。那好，我就极限操作，最后是我拿九块九，给你留一毛就行。 反正按照你大宋的算账方式，这也不亏啊。在谈燕京城的价码的时候，阿骨打说，“我说加一百万，就是一百万，不能商量。你要是有一个字不答应，就别来了。”你听听这个口气，像不像在菜市场上转身就走的买家？我用坚决的态度，换你当场让步。果然，宋徽宗答应了：加一百万。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派到大宋的使者，叫宁术割，见到宋徽宗就要赏赐，徽宗说，那给你20万，宁术割觉得少，再加点、再加点，直到把宋徽宗搞烦了，才罢休。你看看，在这个时候的女真人心目中，大宋成什么了？就是养在隔壁的一头肥猪啊，什么时候馋了，什么时候就可以跑过去割肉。 说到这里，你明白了：不是金人一开始就贪得无厌，是宋朝人亲手把金人的胃口，一口一口撑大的。 而且，与此同时，从东北老林子里走出来的女真人，自己也在发生急速的变化。郭建龙老师写的这本《汴京之围》里面有一个敏锐的洞察：在交接燕京城的时候，大宋的使节突然发现，短短的时间里，金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开始重视礼仪了。你想，原来女真人什么样？皇帝跟普通人都能在一条河里洗澡的。而现在，居然搞出一套非常繁琐的接待礼仪。郭建龙写道：“这套复杂的礼仪背后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北宋皇帝和官员总是期待着金人灭辽之后，会回到东北地区继续游猎生活，但随着汉化的影响，金人已经迷恋上了汉人的礼仪和生活，他们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其实，北宋灭亡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决定了。一伙强盗，在你家里住了几天，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觉得不错，已经有点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了，虽然他现在想家，走了，但是走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这户人家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这户人家还特别爱妥协。那你猜，他会不会回来？ 我们还是回到宋徽宗：在他的眼里，这一局棋，主要是跟大辽在下。虽然赢得不漂亮，但毕竟是赢了。那大金算什么？在他眼里，只能算工具，算帮手，算旁观者，算一个干扰因素。他是没想到啊，大宋在下第一盘棋的时候，所有的精明、所有的脆弱、所有的底线，都已经被旁观的大金看得一清二楚。与此同时，大金的心态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等大辽灰飞烟灭之后，大金嘿嘿一笑，在对面坐下来：下一盘，咱俩下。这时候，宋徽宗才从自鸣得意的第一局棋中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已经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了。后面的悲剧也是注定要发生了。 这让我想起来，看过的一个社会学研究：一个人离婚之后再婚的对象，有很大概率，是他在上一段婚姻还在持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人。这不是说他出轨了，他们只是认识而已。那你想，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上一段婚姻在结束的时候，下一段婚姻的潜在伴侣，这时候已经是他的旁观者。如果一个人离婚的时候，情绪失控，翻脸无情，锱铢必较，所有的这些表现，在他自己看来，是要在前一个局里赢，但他不知道，在由旁观者构成的下一个局里，他没准输得很惨：他把未来有可能结成的好姻缘，吓跑了。 你以为是在跟前一个人告别，其实，这同时也是在下一个人面前的面试。——你听出来了吗？这，就是宋徽宗的故事：他机关算尽地送走了大辽，没想到与此同时，竟然一点点喂养出来足以葬送自己的大金的野心。 宋徽宗当然犯了错误。但是请注意，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聪明人还是会犯的错误：太容易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眼前那个看得见的对手身上，而浑然不知，我们此刻的一举一动，同时是在向所有人，向此外的所有空间，向此后的所有时间发出一个个信号。 而那些真正决定我命运的那些人，此刻虽然不在牌桌上。但他们一直在看我的现场直播。我们命运的齿轮，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咔咔地转动。 这就是我在公元1118年，为你解析的宋徽宗的棋局。我们下一年，公元1119年，再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