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里中美关系的演变，国际局势和美国利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也随势而变。在新书《框架：中国经济、政策路径与金融市场》中，高瑞东博士分析了中美关系共出现三次大的转折点，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转折点：苏联战略转变及中美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选择了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处于隔绝和对抗的状态。

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苏联战略的转变，中美关系也迎来了第一次关键的转折点。随着军事力量的逐步壮大，苏联从防御型战略逐步转变为进攻型战略。1969 年珍宝岛事件，更是加剧了中苏关系的紧张。面对苏联的威胁，中美迎来了和解的历史时机。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署，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2 年 2 月 28 日，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共同防御条约”。

1982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中美在 8 月 17 日发表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声明“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 策”。自此，三个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此后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不断加深，在曲折中前行。彼时，中美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实力悬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也使美国政治精英对于中国的认知，总体保持正面和积极。在这一时期，中国推进现代化，摒弃苏联模式，向欧美学习借鉴，中美也因此启动了大量的交往与合作，中美关系整体趋向改善。

1997 年及 1998 年，中美两国元首国事互访，为中国在 21 世纪初加入 WTO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中美之间虽然经历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李登辉访美等事件，但风波之后，中美关系的主趋势依然是积极的。

随着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也推动一批西方国家承认中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拓展了有利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个转折点:国际反恐局势变化及中美全面深化合作

21 世纪初，国际反恐局势的变化，成为中美进一步全面加深交流的第二个关键转折点。

2000 年，小布什总统入主白宫。起初，中美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态势，南海撞机事件更是加剧了紧张局势。 

然而，2001 年的“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催化中美关系开始调整，成了中美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关键转折点。

2001 年 10 月，江泽民主席与前来参加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小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同意继续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2002 年，中美最高领导人相互进行工作访问，双方一致同意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向好的势头。

此后，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中美两国进一步全面加深合作，两国关系在教育、文化、经贸、体育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这一时期内，中美外交持续保持战略对话。

在经历了 5 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和 6 次中美战略对话之后，两国元首于 2009 年 4 月决定，将这两个对 话体系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名称延续下去。

在2009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进行了 8 轮 S&ED 对话，这种独特的“务虚会”，成为两国战略沟通的重要平台。

第三个转折点：2011 年“重返亚太”战略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国力不断增强，美国政治精英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次贷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停滞不前，美国对于失去世界霸权的焦虑感日益增长，而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化机制自由发展，这使得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美国多年超发货币，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更是加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亟须向外转移国内矛盾。

2011 年奥巴马宣布“重返亚太”战略，成为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关键转折点。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逐步走向下坡路的关键转折点。自此，从奥巴马时代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到特朗普时代的全面遏制，再到拜登时代的“小院高墙”、“排华供应链”和“印太经济战略”，中美关系整体曲折向下。

奥巴马时代，中美关系的裂痕已经逐步出现。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采取了竞合共存的对华政策，这一对华政策，也基本延续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一方面克制且低调，与中国沟通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暗中操作、加大制约。奥巴马执政期间，美方已经开始在贸易领域频频对中国施压。

2010—2018 年，美国多次对中国展开“反垄断、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以及以电子行业专利侵权为主的 “337 调查”。只是，这些调查只集中于部分商品领域，调查的结果以征收高昂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惩罚性补贴税而结束，尚未扩大到全贸易领域。

下图是《框架：中国经济、政策路径与金融市场》作者、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整理的中美关系发展局势图。

图表来源于中信出版《框架：中国经济、政策路径与金融市场》

中美关系进入百年大拐点

多数人认为，中美关系是无法预测的。然而，根据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团队多年的研究经验，研究中美关系在于理解美国，在于理解美国的政治版图、党派利益。

2021 年 7 月 20 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公开表示，美国对华采取的关税措施正在伤害美国消费 者。

穆迪的研究报告显示，美方对中国加征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中的 90%，是由美国进口商承担的。如果对华加征的关税大部分都被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增加了美国制造业的成本和通胀压力，为何美国政府还要坚持对华加征关税呢?

高瑞东团队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利益团体来做分析。开启中美经贸摩擦和对华大范围加征关税的特朗普，其竞选基本盘是美国的工人和农民，这部分群体并没有受益于全球化，因此特朗普在竞选中就以减少贸易逆差、让工作机会回流美国，不断游说美国国内工人和农民。

特朗普上台之后，便与欧洲、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对手开展了密集的贸易谈判，谈判诉求落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及农业，包括提高钢铁、金属制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别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等。

至此，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与其竞选利益一致，并且也为他赢得了保守主义的众多信徒。

但是民主党和拜登所代表的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是受益于全球化的一方，为何拜登上任后，并没有取消对华关税？

实际上，民主党也有强烈的取消对华关税的诉求，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取消对华关税，换取符合其竞选基本盘的利益，如更大限度地开放中国市场、与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取得合作。

2021 年 10 月 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 549 项产品清单，就是否恢复关税排除程序对公众征询意见；2021 年 11 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公开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减免部分领域的关税，可能会考虑以“互惠的方式”降低部分关税，以减缓美国近期的物价上涨趋势。

但是从 2021 年第四季度至 2022 年第一季度，中美两国迟迟未对取消关税达成一致。原因在于，2021 年 8—11 月，在阿富汗撤军、通胀高企、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多个因素的冲击下，拜登的支持率出现了一轮快速下跌，下滑程度甚至大于特朗普同期的表现。

2022 年，民主党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大考，在美国保守主义思潮越发强烈的压力下，民主党对于众议院的控制权岌岌可危。国内选情的压力，使拜登总统必须顺应国内鹰派选民的情绪，从而丧失了对华缓和的窗口期。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代和后全球化时代，拜登政府对于中美竞争实力的差异化，认识得更为务实和清晰，其对华战略也会给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带来更大的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决定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科技、文化、军事、经济、金融等多方面基础上的大国力量对比。

高瑞东博士在新书《框架：中国经济、政策路径与金融市场》中总结道，面对全球化遭遇逆流，欧美加速对华科技封锁，我们更要加快对“卡脖子”核心技术的攻关，如此才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