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3年9月13日)

展开全文

司马光6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宋史》中记载：“光生七岁，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池除了教授司马光文化知识，更注重对他思想品质的培养。

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姐姐帮他脱青核桃皮，没脱成，离开了，一个丫鬟用开水烫，成功脱皮，姐姐回来问他是谁脱的皮，他说是自己。

此事恰好被父亲撞见，父严厉呵斥：“小子何得谩语！”司马光从此不敢再说一句假话。为此，司马光特地把这事写成条幅，时刻警示自己。

我们知道，宋代地方官实行任期制，一般二到三年为一任，官员转任调动频繁。父亲司马池作为一名地方官，自然也要到多个地方做官。

司马光在少年时期，就跟着做官的父亲四处游学，耳濡目染，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阅历和社会知识。

父亲司马池办公、接待官员时，司马光就在旁边观察“实习”，可以说从小就开始学做官了。什么样的家庭出什么样的孩子，这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坊间俚语不是也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③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的司马光参加进士科考试，一举而中，中进士甲科第六名，继砸缸之后再次名动京师。之后不久，以奉礼郎出任华州判官，赴任前又喜娶财政部副部长张存的三女儿张氏为妻。

金榜题名、官袍加身，洞房花烛、佳人相伴。年少成名的司马光，人生开局堪称完美。

只是老鸡汤又说，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完美无缺。司马光也不例外，先是母亲去世，他不得不中止仕途丁忧，接着为官正直的父亲又遭小人陷害，被贬官，不久也抑郁而终。

没有了父母的遮荫庇护，司马光不得不独自直面人生风雨。

“执丧累年，毁瘠如礼”。1044年，为双亲守孝四年期满后，司马光被任命为滑州判官，不久进京升为大理评事兼国子监直讲。

刚复出不久就升为京官，年轻的司马光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在和滑州同僚告别时，司马光写下了《留别东郡诸僚友》：

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

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

我们知道，司马光一生从政四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机关工作，基层工作经历了了，不像跟他一生相爱相杀的王安石那般，有着20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且政绩显赫。

司马光偏重理论，遵道守礼，教条死板，王安石则灵动机变，思维超前，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是一个“不胜繁剧”的人，司马光也很像父亲，并非是个能员干吏，说白了就是不喜欢“俗务”，喜欢讲礼研道、做学问，属学术型人才。

1048年，司马光在参知政事、恩师庞籍的推荐下参加学士院召试，顺利通过，被任命为馆阁校勘。

馆阁社会地位高、发展前途大，属“清要之臣”。在馆阁任职，既可读到外面读不到的书籍和档案，还可以经常和皇帝面对面交流。贴近领导的好处大家都懂，贴得越紧机会越多，宋代两府大臣多是馆职出身。

进入馆阁任职，对喜欢读书做学问的司马光来说，真的是把兴趣爱好和工作完美结合起来，算是人岗相宜吧。那么，在馆阁任职的司马光，就真的甘于“寂寞”、专心做学问吗？

④

提到司马光，给大多数人的印象除了会砸缸外，就是一个老顽固、老古董，是封建礼教的守护人，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迂叟”。其实年轻时期的司马光，也是一腔热血、怼天怼地怼空气的“直男”一枚。

接上文，进入馆阁任职的司马光，算是刚入职的新人，按照我们现代的职场规则，新人应该先熟悉工作环境，跟领导套套近乎，了解领导脾性，以便相机而动。

然而，司马光不讲武德，刚上班就对顶头上司孙抃发难。原来，司马光在翻阅日历时，发现本朝的两件大事没有记录。一件是元昊称帝，一件是割南地于辽。

作为未来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要求将这两件事补上，而孙抃以“国恶不书”为名而拒绝。

但司马光不依不饶，“教育”顶头上司孙抃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一定要补记这两条，不记上我就报告老板-----

搞得孙抃心里mmp:哪来的生瓜蛋子，你还是回家砸缸吧。

不久司马光就因“工作需要”调任同知太常礼院。谁知，司马光秉性不改，到了太常院屁股还没坐热，又连开三炮，两炮打皇帝，一炮打恩师的恩师。

大宦官麦允言死了。仁宗念其在身边服侍日久，就破格给他封了高官、高规格举办葬礼。

仁宗的决定有悖于礼，但既然皇帝发话了，朝臣大多装聋作哑，不就是赠个官、葬礼规格有点高嘛，何必为此得罪皇帝。

但司马光不干了，一个死宦官凭什么享此哀荣，这是违反礼制的，只有为国立过大功的人才可以享受。司马光给仁宗摆事实、讲故事，务必要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到底收没收回成命，史书未见记载。)

仁宗厚宠四川美女张贵妃，结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贵妃伯父张尧佐，从一个小州知州越级提拔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这还不算，不久又加封其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一身兼五使。

仁宗这事做得有点过分了呀。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黑脸包公包青天包拯包大人。

他近御前据理力争，情绪激昂唾沫星四溅。包黑早饭吃的可能是韭菜盒子，只闻一股呕心的味道，掺杂着口水喷向了仁宗，仁宗尬尴至极，身体连连后倾“以绢拭面”。

“入戏”太深的包黑却浑然无视，对着仁宗仍旧是滔滔不绝，一刻不休-----

吃了囗水的仁宗皇帝不生气不妥协不退让，接连外放了几个谏官，包黑“力竭”，无奈止步，朝堂一片寂静。

司马光一看，哟嗬，连老包都怂了，看我的。司马光连夜上书《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说，最近开封连日雾霾加冻雨，这是天子不虚心纳谏造成的。

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个老农特别爱惜自己的瓜秧，在太阳当头的时候也去浇水，结果把瓜秧浇蔫了，这是好心办坏事。陛下加爱张尧佐，是人之常情，但越级提拔，拒绝纳谏，也是好心办错事呀。

司马光一会搬出老天吓仁宗，一会又给仁宗讲故事，软硬兼施。仁宗一听，有道理，最后作出让步，除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等职务，并让其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

最后一炮打夏竦。夏竦是仁宗的老师，仁宗对他宠爱有加，但夏竦是个有才无德之人。夏竦曾经救过司马光恩师庞籍的命，庞籍的升迁也与夏竦的大力推荐有关，算是庞籍的恩人。

夏竦生前爵为英国公，职为宰相兼节度使，是朝廷一品大员，死后按规定要给谥号。仁宗念旧，直接决定给夏竦谥“文正”。

这下子朝廷炸了锅。按《谥法》，“文正”可是最高一等，夏竦有才无德，奸邪好色，不配这个谥号。

司马光立即率礼院同僚上《论夏竦谥状》，一面指出仁宗给夏竦谥号没有送太常院议谥、经中书省审定，程序不合法；一面列举夏竦劣迹，称其不配“文正”谥号。

(Yy司马光：夏竦你不配，文正是留给我的，哼！)

夏竦劣迹仁宗门清，众怒难犯，仁宗最后无奈改夏竦谥号为“文庄”。

⑤

人在官场飘，哪能不挨刀。1053年七月，司马光恩师庞籍遭人陷害被罢相，贬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兼京东西路安抚使，离京前，他点名要司马光为通判。

司马光在京城风头正劲，庞籍为什么要司马光跟他一起“贬”？

原因有二，一是司马光在论张尧佐和夏竦时，已卷进政治漩涡，早晚会被人“惦记”，庞籍这是间接保护他；二是司马光州县工作不足，宰相起于州县，如果不补上这一课，对他发展前途有影响。

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只是此时司马光未必能明白恩师的良苦用心，但司马光是一个感恩的人，庞籍有恩于他，他二话不说，跟着庞籍就去了郓州。在郓州，庞籍有意栽培司马光，将郓州州务全部交给他处理。

面对繁杂琐碎的州务，司马光左支右绌、相当狼狈，这才知自己才疏学浅，吏治非自己强项，“诚知才智微，吏治非所长。”

庞籍文武全才，在西北与韩琦、范仲淹齐名。并州(太原)北与辽、西于夏对峙，急需一大员坐镇，庞籍又被调到并州主管军、政，司马光继续追随恩师，改任并州通判。

并州是宋的北部边城，苦寒之地。司马光的两个幼子水土不服相继夭折。痛失爱子，司马光夫妇悲痛欲绝。也许是过度悲痛引起内分泌紊乱，司马光妻子张氏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丧子之痛伴随着司马光一生，二十年后，司马光梦见稚子，写下令人心酸动容的《梦稚子》：

穷泉纤骨已成尘，幽草闲花二十春。

昔日相逢犹是梦，今宵梦里更非真。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张氏觉得对不住司马光，先后派出两名美女对司马光实施“美人计”，奈何司马光天生不喜欢新事物，美女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拿下司马光，只能悻悻而归。

张氏企图让司马光纳妾计划失败，最后只好过继司马光侄子司马康为养子。

不近女色的好男人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古今皆然。那么生活中的司马光应该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吧，其实不然，司马光也一个段子手。

某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张氏兴冲冲对司马光说：君实，晚上我们出去看灯吧？

司马光：看灯？家里不是有灯吗？

张氏：不光看灯，还看人。

司马光：看人？难道我是鬼吗？

张氏：emmm-----

看看，什么叫把天聊死，这就是。

当然，司马光此事硬“杠”张氏，其实他是在生闷气 。我们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俗话叫“抠门”，他早就对上元之举国观灯的风气看不惯了：满大街亮那么多灯，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呀！

看似老古董、不懂情调的司马光，你别以为他只会搞研究、做学问，他写起艳词来，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正如后人所说“此公风情亦不薄。”

司马光一生专注经史，对旁门左道的小词自然看不上，留下来的词不多，大概只有三首，欣赏一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当然，在高官纳妾成风的宋代，身居高位而拒不纳妾的不只司马光一人，他的老朋友老对手王安石同样不近女色、拒绝纳妾。这和如今的一些贪官相比，啊，我呸，贪官就是一坨臭狗屎，谁和他们比。

并州处在抗击辽夏第一线，军务繁重。司马光初次接触军队，外行看热闹，他显得比较兴奋，挥笔写下了《塞上四首•其一》：

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

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

司马光渴望能像汉代班超那样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他建议在麟州屈野河西岸筑堡寨以抗击西夏，只是司马光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也没有深入屈野河前线侦察，结果宋军在屈野河遭到伏击，损失惨重。

对此，朝廷派侍御史前来查处屈野河案。此时司马光已接到调令，回朝任祠部员外郎。

在御史到来之前，庞籍催司马光快走：“此事与你无关，我是统帅，一切由我承担。”

司马光生平第一次违抗恩师，坚决不走：“责任在我，我一定要跟御史说清楚。”无论庞籍怎么劝，司马光就是不听，非要等御史来了说明真相，要承担首要责任。

而屈野河案的处理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庞籍被削去节度使，改知青州，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免职、降职和开除等处分，唯独司马光非但没被处分，还相继升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这又是为什么呢？

⑥

在屈野河案中，责任人司马光非但没有受处分反而升官，在外人看来他有卖友求荣嫌疑，为此司马光也是一头雾水、郁闷不已，他一再拒绝升职，一看见人就拉着人家，像祥林嫂一样反复絮叨：我真傻，真的-----

事出反常，必有原因。原来早在四年前的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逝世前向仁宗推荐宰辅之才，司马光名列其中，仁宗没有忘记范仲淹的遗言，早把司马光当作后备宰辅培养呢。

就在司马光还在为自己升官闷闷不乐时，一个人的到来，像一束阳光驱散他心中的雾霾，这人正是日后他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只因试卷中一句“孺子其朋”惹脑仁宗，到手的状元飞了。

王安石长期在州县任职，政绩显赫。因屡屡拒绝京城美官，让他名声大噪，是当时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番进京到三司使任职，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吧。

同在三司使任职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和王安石，人称“嘉佑四友”，只不过后来“嘉佑四友”中有三人都成了王安石政敌。

司马光久闻王安石大名，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很快成为至交。王安石不修边幅、身上虱子多得也像的声名一样，天下皆知。

一天，苏洵和司马光聊天，苏洵说王安石“囚首丧面”，还说这种人一旦得志会乱天下的，问司马光怎么会和这种人交朋友？司马光听了，一脸茫然。

有一次，王安石和朋友们围炉夜话，谈笑间，王安石就从身上摸出几只虱子，随手扔到炉火里“啪啪”作响，就像炸鞭炮一样。

后来王安石还写过一首《烘虱》诗，“未能汤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水淹不行，那就火攻，务必要将虱子们一网打尽。

司马光看到后，专门写了《和王介甫烘虱》对他进行调侃批评，“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你看看，两个大学士先跟虱子干上了。

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轮流带着王安石到定力院洗浴，把他的脏衣服收去浣洗，再给他准备好一套新衣服，王安石见到新衣就穿，也不问哪来的，此事史称“拆洗王介甫”。

那么同在三司使上班的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老朋友、老冤家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⑦

1060年底，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接到新的任命：同修起居注。起居注是负责记录朝廷日志的秘书，包括记录皇帝的言行，任期满后可升为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便可进入执政行列。

可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这个人人求之不得职务，司马光和王安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请辞。当然他们也不是假客气，王安石8次上书请辞，甚至为了不接受任职书竟然躲到厕所里。

司马光呢，也连上三道辞呈，后来听说王安石都上了8次辞呈了，马上又上了第四、第五状，在第四状中把王安石当参照物，说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罕见，自己的才能不及王安石之一二，王安石的水平那么高，尚且不敢接受，何况我呢？

只是仁宗御笔轻轻批了四个字：不许辞免。他们只好乖乖地上班去了。

1061年，就在他们被“逼”着当了修起居注不久，王安石被提拔为知制诰，司马光被提拔为知谏院。有意思的是，这次他们俩又好像是约好似的，竟然没有请辞，欣然上任。

顺便说一下，后来神宗即位，任命司马光为斡林学士，司马光真的不想干，就接连上了二道辞呈，神宗还以为司马光是谦虚假客气呢，就没搭理他。

司马光见神宗没回复自己，就上了第三道辞呈，于是宋神宗就传他上殿。

宋神宗:“司马爱卿为何不接受翰林学士？”

司马光:“回陛下，臣不能为四六。”

宋神宗:“不能为四六？卿能高中进士第六名，怎么就不能为四六了？”

司马光一时无言以对，扭头开溜。

宋神宗笑了，派宦官追到门口，强迫他接受告敕，司马光却拜而不受。

宋神宗见状:“司马光还不回来谢恩!”司马光不得不回来，还是拜而不受。

神宗命令宦官:“塞到他怀里去。”

翰林学士可是多少文人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呀，司马光却待之若此，只能说司马光既有才又有个性吧。

仁宗后期，北宋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司马光、王安石分别给仁宗上书《进五规状》和《上时政疏》，为大宋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

但二人的建议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司马光是对照儒家仁、孝、礼、乐来找差距，“谨遵祖宗之成法”；王安石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大明法度，众建贤才。

他们都看到了朝廷弊端，有共同语言，但在治国思路上，二人可以说是水陆不同道了。

虽然治国思路不同，但此时二人尚未进入执政，没有话语权，既使他们说得再多，也只能算是“口嗨”，所以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后世把仁宗说成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但只是好在“仁”字，其实他是一个贪图安乐、不思进取的皇帝。

司马光、王安石纵有滔天的治国方略，仁宗也不会采用，他是一个怕事、得过且过的皇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关键是，仁宗皇帝现在忙着生儿子，哪有心思听你们瞎啰嗦。

⑧

仁宗的父亲宋真宗赵恒有六个儿子，但活到成年的就仁宗这一棵独苗，而到了他这里，现在都50多岁了，愣是生不出儿子。

当然，也不是仁宗有什么夫科病不能生，只能说他命不好吧。他成群的后妃一共为他生了13个女儿(9个早夭)，三个儿子，一个没活。

皇帝不急太监急。大臣们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仁宗生出儿子，于是频频上书：皇帝呀，先从宗室中过继个侄子过来，充当储君吧，国家社稷重于泰山呀。儿子你慢慢生，我们慢慢等，到时等你生出儿子了再调换。

每每碰到这种情况，仁宗总是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后宫有人怀孕，不久就将生产。潜台词是，我要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

君无戏言，仁宗的确没说谎，两年来，后宫有五个嫔妃先后怀孕，可生出来一看，全是小瓦片小棉袄，就是没有一个带把的，仁宗急得眼都绿了，空欢喜五场。

而这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仁宗中风了。以韩琦为首的群臣更急了，立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万一哪天仁宗突然崩了，谁来继承皇位？到时还不知会发生什么大乱呢。

在韩琦的授意下，群臣纷纷冒死上书立储，但都被仁宗给拒绝了。立储虽说是国事，但也是皇帝的家事，过份操心，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就在韩琦一筹莫展时，史学家司马光站了出来，他剑走偏锋，仁宗召见时，他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对立储一事犹豫不决，一定是受了小人的迷惑，说什么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有千亿，何必急着做这种不祥的事。

其实他们并不是为江山社稷着想，而是想着到时候拥立他自己的人。

仁宗：拥立自己的人？谁？有这么严重吗？这一下子就戳到仁宗痛处了，当皇帝的最害怕皇权旁落了。

司马光手持笏板，向前一步：陛下，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后，皇帝都是近臣拥立，“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事您一定听说过吧？大宦官杨复恭操控太子废立，这才是国家不幸呀，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呀。

仁宗脸色煞白，沉默不语，此刻空气似乎都要凝固了，良久，他发话了：司马爱卿所言极是，朕决定了，立宗室赵宗实为皇子，只要皇帝姓赵就行。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就这样，司马光凭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让悬而不决的立储问题尘埃落地。凭此功劳，经仁宗批准，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三品服。此时司马光年仅44岁。

因此事，后来欧阳修在离开朝廷前，向神宗推荐司马光时还评价他：“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

⑨

曾几何时，大家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某某人办某某事，当事人被要求提供“你爸是你爸”的证明，身份证和出生证都不好使的那种，当时在网上引发极大的争议。

而在北宋，也发生了一件让我们现代人觉得很奇葩的事——濮议。那么什么是濮议呢？所谓濮议，就是关于英宗的生父赵允让该怎么称呼的问题。

上文说过，仁宗无子，便立堂兄濮王之子赵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继承皇位。

赵曙当了皇帝后，要追尊生父，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生父就是生父，叫父亲天经地义，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是持这种观点。

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不干了，说赵曙是过继给仁宗后才继承皇位的，既然称仁宗为父皇了，赵曙只能称亲生父亲为皇伯，这就是所谓的“尊无二上”。

当事人英宗皇帝被气得要脱龙袍不干了，怎么当个皇帝还把父亲当成伯伯了？

两派为此争得不可开交，难分伯仲，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人数占优，司马光上书英宗，要求英宗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

英宗心中不快，对司马光的上书不置可否，兹事体大，以拖待变吧，濮议一事被无限期推迟。

就在濮议之争如火如荼时，司马光升官了——龙图阁直学士，不再知谏院。这事是不是有点玄妙？好，接着看。

那么濮议之争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英宗最后支持采用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这也是可预见的结果，英宗终于可以把爸爸叫爸爸了。

台谏对英宗的决定表示不服，纷纷以辞职相威胁，英宗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将吕诲、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等台谏成员外放，而之前领头的司马光却毫发无损，还升官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Ps：在四百多年后的明朝，也发生一件类似的事情，叫“大礼仪”。

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帝，他以皇侄身份继成大统，也被要求换爸——把亲爸叫叔把亲叔叫爸。

嘉靖帝当然不干：父母也是可以随便更换的吗？！

左顺门外二百多位群臣，看上去黑压压乌泱泱的一大片，跪伏哭谏——坚决要让嘉靖帝换爸。

年轻的嘉靖帝继承了老祖宗朱元璋的狠辣一面，“社会我朱哥，人狠话不多”，直接下令锦衣卫廷杖伺候。

一时间，左顺门外大棒横飞噼里啪啦此起彼伏，“万户捣衣声”，被摁在长条凳上的群臣被捶得死去活来哭爹喊娘，翰林院编修王相等17人当场被活活打死，没被打死的，停薪的停薪，发配的发配，退休的退休。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帝的完胜而告终。）

⑩

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胜出，司马光的“尊无二上”论落败，台谏不服，被英宗外放殆尽，领头的司马光因升官“幸免”。

当然不存在所谓的幸免，这不过是首相韩琦的提早布局，他对司马光是爱护的，而爱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韩琦老谋深算，直肠的司马光老是被他利用。

英宗当皇子的时间短，没有接受太子应接受的系统教育，司马光史学功底深厚，正是帝师的合适人选，这是韩琦早就谋划好的。司马光在给英宗授课的过程中，私编了《通志》8卷作为教材。

也是在这时候，司马光萌发了编一部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止共16朝1362年的史书，供帝王“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只是工程量浩大，仅凭司马光一人无法完成，司马光向英宗请求支援，英宗完全同意。

之后不久，在英宗的支持下，编修书局在崇文院成立，中国历史上最恢弘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当时暂名《通志》)从私修(前八卷)变成了官修，司马光编修，青年历史学家刘恕、刘攽同编修，后范祖禹、司马康加入。

1067年，在位不足四年、年仅35岁的宋英宗驾崩，太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随着神宗的继位，北宋的另一重要人物也即将出场，他就是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从此，与王安石唱对台戏会成为他的全部余生。

⑪

上文讲过，司马光和王安石同在台阁担任要职，但与司马光混得风生水起不同，“怪咖”王安石则不入仁宗法眼，郁郁不得志，再加上谏官的弹劾，王安石乃自请外放常州。

而神宗的继位，给了王安石机会，也彻底改变了王安石的一生。

神宗继位时，国家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年之积，惟存空薄”，账薄上没钱了。没钱到什么程度？

别的不说，只说英宗的陵寝，建到一半时，居然因缺少50万资金而无法封顶，这么大的帝国竟然连50万都拿不出来了，你说这尴不尴尬丢不丢人？来来来，探花郎借你50万，哈哈。

年仅20岁的神宗想混也混不下去了，更何况他血气方刚素有大志，“有气性，好改作。”他下决心打破“祖宗之法”，改革朝政，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以期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目的，可谁才是自己的最佳cp呢？

大宋承平百年，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神宗放眼望去，满朝文武暮气沉沉，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元老重臣都不支持变法。

神宗盘来盘去，手指头都要掰肿了，最后锁定司马光和王安石为自己变法人选，因为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都支持变法。

司马光、王安石两人虽然都支持变法，但二人对变法的总体设想、特别是在如何理财上，可以说观点是截然相反，一个主张节流，一个主张开源。

司马光是要保持现有体制不要变，现有制度不必改，只要干部用对了，何愁财利不丰，“在于择人，不在立法。”而王安石则强调要进行制度改革，从根子上解决，“变风俗，立法度。”

经过反复权衡比较，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主政变法。这对史上最佳君臣给合，冲突重重阻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而司马光已从最初的支持变法，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旗手人物，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大战已拉开了帷幕。

⑫

在神宗的支持下，青苗法、水利法、免役法、置将法、保甲法和市易法等在全国全面铺开。

青苗法取得初步成效，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财富；省兵置将、保甲联防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维护了地方治安。有了钱，军队也能打仗了，对西夏用兵也是水到渠成。

河湟大捷，一举收复河洮岷宕亹等五州，拓地二千余里，这是宋建国以来取得的最辉煌、最伟大的军事胜利，可以说是变法取得的最具体成果之一。

变法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保守派也没闲着。随着变法的持续深入，变法不断地触动了官僚和地主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他们制造事端、展开反扑，颇有声望的司马光则成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大旗。

在宋代高官中，司马光无疑是生活简朴的典范，“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对利益好像不太敏感，可他为什么要执着地反对变法呢？

这当然和他的政治观和学术观有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高下、贵贱、富贫，这些都是礼之所分，分之所名，天经地义。

一句话，人的高贵贫贱都是礼规定好的，变不得，他曾说过穷人与富人“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

比如他极力反对青苗法，地主向农民放贷是合“礼”的，国家向农民放贷就是不合“礼”的，是与民争利的，国家怎么能言利呢？

司马光除了反复上书神宗反对变法外，还接连写三封《与王介甫书》，苦苦相劝王安石不要乱祖宗之法。而王安石也写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进行回应。

如今，在王安石眼里，纯儒的司马光太“冬烘”，二人已失去对话的基础，对司马光的第三封信，王安石也不再回复，至此，二人绝交，不再有书信往来。

看到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死掐”，老板神宗一方面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冷落司马光，为求平衡，让不同的政治派别相互牵制，神宗决定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可司马光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连上六道辞呈，以各种理由拒绝枢密副使；神宗派宦官传圣旨，要司马光进宫觐见，司马光又以膝疮为由8次拒绝神宗召见。

有我没法，有法没我。司马光显然是在和神宗叫板。司马光六辞枢密副使，也让他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

看看，竟然敢拒绝皇帝召见，而且是8次，司马光这是不是活腻歪了，非也，这是宋代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宋太祖留下了“不杀言事者和读书人”的祖制，一直被严格遵守着。

所以，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气焰嚣张”，各种怼皇帝的奇葩事情层出不穷。

你不支持变法也就罢了，还不消停，天天上书反对变法，彻底成了变法的绊脚石，好吧，那就给你换个地方吧。

⑭

司马光因变法和王安石水火不容，又不接受神宗笼络，三番二次上书外调，这次神宗不再挽留。1071年，司马光判西京(洛阳)御史台，从此不再上书言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这一编就是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由神宗皇帝作序并赐名的《资治通鉴》杀青。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之巅峰，让后人高山仰止，与《史记》合称“史学双璧”。司马光与司马迁在史学界并称“两司马”，司马光也凭借《资治通鉴》进入到了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殿堂。

《资治通鉴》最终完稿，绝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的功劳，他的几个助手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请允许我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同编修刘恕、刘攽、范祖禹，校对司马康。

在洛阳的“独乐园”，司马光过着悠闲的半退休养老生活，除了编《资治通鉴》外，就是参加富弼、文彦博组织的耆英会，后来又亲自组织真率会，组织老干部郊游、联谊等活动。

如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会认为司马光的人生是圆满的。当然他个人不会这么认为，他觉得没能阻止王安石“乱天下”，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他并不甘心，他还在蛰伏、等待。

有时候，等也是一种能力，司马光等来了机会，历史没有让司马光“遗憾”，他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实现了人生“圆满”。

⑮

元丰八年（1085）年仅38岁的神宗驾崩，继位的哲宗年幼，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此前高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她主政后，保守派卷土重来。高太后先后任命司马光为副相、首相，主政台阁。

“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司马光没想到自己垂老之年还能“咸鱼翻身”，虽然此时他病魔缠身，“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

就连参拜皇上、太后都不能完成(按规定四拜，高太后特批准他两拜，最后连一拜都拜不了，上班都得让人抬着。)但他一想到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到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坚持拖着病体着手废法。

此时的司马光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恨透”了王安石，只要是王安石制定的变法条例，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废除，几乎进入到了癫狂状态，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只是新法已实施十五六年，国家财政受益良多，想一下子全部废掉，又谈何容易。

司马光的做法，不单遭到变法派的强烈反对，连保守派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苏轼等人就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只是这时候的司马光已听不进去任何声音，他对新法的仇恨烈火愈烧愈旺，想到青苗、免役、将官三法还未动，对西夏战和之议未定，叹曰：“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保守派的范纯仁面对司马光如此倔犟，无奈叹道：又一个王介甫也！

司马光一面要和新党斗，还要和保守派内部自己人斗，实在是太难太累了，最后终于累倒了，但为了将新法全部废除，他躺在病榻上遥控指挥。

生怕看不到自己废除新法的“胜利”成果，司马光有一种时不我与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已实行十五年之久的免役法，他限定全国五日内废除。五日？没高没飞没网没电，靠跑马？这不就是瞎胡闹嘛!

本属新党的大奸臣蔡京看风使舵，立即投入旧党怀抱。时任知开封府的他为废除新法不遗余力，宣称五日内废除了免役法，因此得到了司马光的表扬。

只是司马光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正是他欣赏的蔡京，又亲手把他列入元佑党籍碑，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已罢相退养金陵的王安石，当他听到连保守派都认可的免役法也未能保留时，禁不住愕然失声，喃喃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不久，他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

而作为军事外行的司马光，病中上书《论西夏劄子》，提出得地无用论，要将用众多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拱手归还给西夏。

他连篇累牍、振振有词地讲弃地，竟然连地图都没看过，更不知兰州在哪，只好叫来熟悉边防情况的官员，打开地图给他讲解给他分析。

最后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只好让步，不再弃熙、河、兰三州，但仍旧归还鄜延、环庆两路新取之地，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看到新法废除得差不多了，司马光长长舒了一口气，有一种完成使命的舒畅感，“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不料当他听到苏轼等人上书言青苗法、有的州县还在发放青苗款时，才发现原来“柳絮”并未消失，在西府议事的他突然昏厥，被人抬回家，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卒，他是病死的，更是累死的，临死时身边还有8页未来及上奏的手稿。

司马光死后40年，北宋灭亡。有一些明、清学者甚至说，北宋实亡于司马光，虽然有点武断，但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攻倒算，并由此引发绵绵不休的党争，导致北宋国民经济凋敝，无疑加速了北宋灭亡。

如果说“书生误国”，那司马光应该算一个吧。

⑯

司马光死后，获谥“文正”，哲宗亲篆碑额曰“忠清粹德之碑”，极尽哀荣。

但同样是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又是他亲自下诏剥夺司马光的谥、告、赠典和所赠碑额。本来还有人要开棺曝尸的，哲宗未准，给他留了最后一点尊严。

此后围绕司马光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时而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时而又有人把他踩入了地。

不可否认，司马光是世所罕见的真君子、真大儒，但为什么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又褒贬不一呢？窃以为，偏执废法是他光辉人生履历上的一大污点。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这样评价司马光：“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上的是非对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觉，也可以有自己的感觉，更应该有自己的感觉，正是这千千万万不同感觉，推动着人类历史滚滚向前，永不停息。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历经千年战火风雨，仍顽强地伫立那里，“杏花碑”上的累累弹痕，还在诉说着墓主人的不凡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