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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3年12月20日)

前一阵，智本社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垃圾时间》，文中将垃圾时间定义为：一是确定的倒计时；二是失败的结局是大概率事件。这个定义很好，能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

今天我就借用这个概念，讲讲“大清的垃圾时间”，希望能增进读者的认知。这段历史能告诉我们，一个王朝名存实亡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大清的垃圾时间何时开始，我认为，不是1840年，不是1860年，甚至不是1895年，而是1901年。

大家知道这一年发生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西逃，大清的虚弱完全暴露在天下黎民面前。我认为直到这一年，大清的国祚才真正进入了倒计时。

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种种失败，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这些失败没有充分感知，老百姓不清楚，不认为那是“失败”，就对朝廷就没有损害。

国家、政府、民族，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只要人们愿意相信，这些共同体就能一直存在。1901年前，清廷将自己高深莫测的权威维持地很好，这要归功于几百年的愚民政策和落后的通讯条件。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但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掀起多大波澜，士绅们普遍认为，英国人只是侥幸取胜，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皇帝用人不贤，如果能坚持启用林则徐，一定能制服英夷。

当时的知识界，最多能接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客观介绍西方情况的徐继畲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因为老百姓不觉得是问题，所以1840-1850的10年间，大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改革。直到1850年代，两场危机逼迫大清改革。分别是太平天国之乱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场危机都反映出大清的军队和官僚队伍都出了很大问题。大清的旧军队腐朽不堪，完全没有战斗力，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都杀得节节败退。官员们腐败严重，效率低下，朝廷总是没钱，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平叛。

军队和官僚是朝廷的两个支柱，前者负责消灭反对者，后者负责汲取资源。这两个出问题，会直接威胁统治。在重压下，大清开启了改革。

对军队，是引入西方军械，并尝试兴办工厂。对官僚队伍，是雇佣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帮助建立现代海关制度。

这两项改革，效果似乎不错，1885年，大清和法国在越南打成平手，没有丧权辱国。在赫德的管理下，大清的财政收入也是迅速上涨，1849年关税收入才221万两白银，1864年已经上升到787万两白银，1901年已经达到2380万两白银，占到财政收入的27%。连1901年庚子赔款的征收，都要仰赖赫德。

我们今人看来，大清的改革只是皮毛，不解决根本问题，但在当时人看来，改革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到慈禧，下到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大清今后不需要再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这也是慈禧停止改革的原因。

毕竟改革是为保大清的统治，既然统治已经稳固了，大清已经开始振兴了，何须继续呢？

“同治中兴”并非是统治者的自夸，而是当时人的普遍认知，大家都预期大清会变得更好，这个认知下，不管大清有多少问题，其实大清的统治都是稳固的。

同治后大清遭遇的第一个挫折是甲午战争，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会认为甲午战争后，朝野开始对清廷失去信心，因为输给西方列强还能忍受，输给倭寇则是一种侮辱，但综合更多史料看，这一情况似乎并未在历史上发生。

没有发生的原因也很乌龙，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大清战败了，因为通讯不发达加上朝廷有意掩盖事实，不少人都以为是大清战胜了日本。

比如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就回忆，他小时候一直以为甲午是大清战胜了日本，因为村里的版画画的都是大清军队俘虏了日本人。

（民间版画看，老百姓认为是大清战胜了日本）

2014年，日本和英国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网络特别展”展出了235件版画，其中56件出自中国画师之手，大部分也是展示清军如何击败了日军。

当时清朝对电报进行了严厉管制，而且拒绝任何记者和武官随军观战，对于战争的实际情况，民间一无所知。

在无法获得信源的情况下，民间报纸和文人只能按照舆论的喜好去编造故事，而大清百姓最喜欢的桥段就是“大清战胜洋人”，这才编出了很多完全与事实相反的文艺作品。

甲午战争后，除了极少数的上层精英和个别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大清子民并不清楚战败的事实，既然没有战败，那也不需要进行刮骨疗毒的改革。

这种依旧“自信“、“麻木”的社会氛围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上到地方督抚，中到广大士子，下到黎民百姓，都不认同康梁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大清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其实，1895年的公车上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平和的，是真心希望朝廷改革，并没有什么出格言论。康梁的那些改革举措，程度也不如1901年后的清末新政，但同样的内容，在庚子国变前就是大逆不道，过于激进，1901年后就是过于保守，这其实反映了舆论天翻地覆的变化。

甲午战争让部分高层意识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意识远没有变成对清廷统治的压力，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还是坚决的支持慈禧，练就的新军也对朝廷服服帖帖，稍微对现状有点意见康梁被朝野人人得而诛之。这时候的大清仍然是无比强大的，真正改变局面的，还是庚子国变。

慈禧怂恿义和团得罪洋人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觉得洋人喜欢光绪，担忧洋人扶持光绪和康梁，剥夺自己的权力。

其实慈禧这个担忧现在看真是多虑了，洋人确实更喜欢光绪，认为慈禧是保守派，但洋人犯不着为了一个傀儡皇帝出兵，而且洋人也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他们只希望有个听话的奴才，只要慈禧满足洋人的利益，洋人并不在乎当政的是谁。

慈禧一时昏了头，做出这种毁灭性决策，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失误。

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西逃，还在洋人的逼迫下处死了所有主战派大臣，镇压了义和团，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鬼话，还和洋人签下了10万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下子，大清是彻底名声扫地了。

这次事件导致了两个致命的后果。

一是人们开始质疑慈禧的执政能力，开始思考跟随朝廷是否还有前途，那些最忠于慈禧的大臣都被处死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也被清廷自己剿灭了，说明大清已经虚弱到保护自己基本盘的能力都没有了。自己人都保不住，凭什么还跟你。

二是对洋人的赔款开始真正落到每一个人，因为这次失败，大清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进出口税率被强制压低，大清只能将压力传导到各省，让他们盘剥百姓，这让每一个大清子民都感受到了失败的代价。

庚子国变后，大清彻底丧失了威望，各个群体都开始造反。

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要求朝廷开设议会，进行分权，并赋予地方更多权限，否则“中国就会毁灭”。

京师大学堂、广学会等民间组织向列强提出“废黜慈禧，与南方督抚合作，洋人入主中央”的方案。这是多么愤怒才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海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更是感叹自己第一次扬眉吐气，以前世人听到革命党都是唾弃，现在反而恨革命党还不够激进。

也正是庚子国变后，大清民间开始热衷办报，积极的讨论政治，清廷对舆论的管制也不再奏效，1903年《苏报》案，清廷逮捕章炳麟、邹容，处死了沈荩，但这次舆论没有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反而对清廷口诛笔伐，清廷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庚子国变后，终于可以宣告大清进入了垃圾时间，从这一刻起，无论大清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这之后的革命和改良之争，在我看来争论的核心不是保不保大清，而是怎么变革能让损失最小。立宪派不是对大清有感情，而是认为这样转型代价最小，梁启超就说他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希望和平的革命，他支持开明专制也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不是对清廷有感情。

实际上，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是互相促进，改良派利用革命派造成的声势逼迫清廷改革。而改良派的目的，恐怕最终也是废黜清廷，只是他们希望这个过程尽量不要有动荡，代价尽量小。

当时改良派的主张，无论是开设议会，反对皇族内阁，还是开设地方咨议局，其实都是夺清廷和满人的权，除了反对使用暴力，和革命党的目标并无区别。

即使清廷真的按照改良派的要求实行了改革，恐怕最后也逃不过退位的结局，改革后皇帝和满洲贵族都不再有实权，大权掌握在汉族督抚和士绅手里，加上民族主义思潮早就在广大精英群体中传播，没理由相信，一群有权力的汉人会继续容忍一个异族统治者，大清的结局早就注定了，所谓改良和革命，只是在争论“大清该怎么死”。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对垃圾时间开始的标志进行总结了，一个王朝爆发危机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垃圾时间，关键是这个危机是否被整个社会充分感知，是不是真正动摇了大多数人的信心，是不是最基层的社会精英，甚至街边的老大爷，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就历史来看，很难判断客观情况要怎样变化才能影响人心，但人心思变情况的出现一定代表垃圾时间的开始，剩下需要讨论的，将只是如何度过这段无用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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