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1月8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20世纪的伟人，在同病魔作了顽强的斗争后，留下期望，留下嘱托，带着对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担忧，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功勋卓著，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离开了他为之全心全意服务，深深热爱着的中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总理逝世至今已48年。在周总理丧事期间笔者亲历的一桩桩事件，却没有被这一万多个日夜所淹没，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仍能够清晰、鲜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周总理病情危重之际，笔者受中央之命，起草了总理的讣告和悼词。总理病逝后，又与李鑫同志一起，对讣告和悼词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个文稿的会议，亲眼目睹了党中央在总理丧事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围绕讣告和悼词的形成和斗争过程，根据记忆，笔者尝试着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如实地写出来。

周总理病情危重，汪东兴、纪登奎召开小范围会议，安排准备总理后事。

1975年11月中旬，汪东兴和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小范围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和副部长郑屏年，以及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任职的笔者。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安排准备周总理的后事。

这次会议十分保密。汪东兴、纪登奎先后讲话，综合有以下内容：

1、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了总理医疗组的汇报。经过几次大的手术，目前总理的身体非常虚弱，已不能下床，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2、毛主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总理的病情非常关心，也很焦虑，多次指示医疗组想方设法加强治疗，尽一切可能挽救和延长总理的生命，减少疾病造成的痛苦。医疗组全力执行中央的指示，精心治疗，但治好总理的病已难能为力。

3、根据总理目前病情的发展趋势，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先在很小的知密范围内，指定少数同志对总理的后事预做准备。要准备的有：（1）起草讣告和悼词，这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一旦出现不幸事件，现写就要误事。（2）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

4、讣告和悼词由周启才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郭玉峰和郑屏年拟出初步方案。

5、你们三人要亲自动手，绝对保密。完成时间暂定十天，越快越好。

6、在此期间，中央交办的日常工作和地方请示办理的各种事情你们要照常进行。

总理患膀胱癌的消息，笔者是在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听总理亲自讲的。当时我是大会会务组的负责人之一，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把我叫去，要我通知正在天津厅开会的天津代表团，说他过会儿要来看望全体代表。

天津代表团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当总理来到会场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总理好！总理好”的问候声此起彼伏。总理先向全体代表问好，并示意大家坐下，然后开始讲话。讲话中他仍保持着神采奕奕、亲切近人的风度。最后他谈到自己的病情，说：“经医生检查，我膀胱上长了一个东西，现在正积极治疗，问题不大，请大家放心。”

总理住进305医院后，病情严格保密。这次听了汪东兴、纪登奎的讲话，我才知道总理病得如此严重。

根据当时中办秘书局的工作性质和我担负的工作任务，白天至夜晚十二点以前，要承办中央和地方诸多必办事项，难以抽出时间思考并起草讣告和悼词。我只能安排每天凌晨一点至四点来完成中央交办的这项重大政治任务。

我先动笔起草了讣告。讣告是悼词的缩写，悼词是讣告的展开。除没有总理革命简历外，悼词中其他方面的内容，讣告中都会非常扼要的说到，特别是对周总理的评价，在讣告中就要确定下来。

讣告完稿后，我接着起草了悼词，两个文稿共用了八个上述凌晨时间。完成了讣告和悼词起草工作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他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我把两件文稿密封在一个文件袋里，锁在了我专用的保险柜中。

周总理与世长辞，汪东兴通知修改讣告和悼词初稿。政治局讨论讣告和其他治丧事宜，“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总理丧事规格。

1976年1月8日九时五十七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与世长辞。上午十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了我，要我携带讣告和悼词初稿，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同李鑫同志一起进行修改，并说此事他已告诉了李鑫。

我们俩先修改讣告，因为下午政治局会议第一个议程就是讨论讣告。讣告初稿文字不长，李鑫对个别语句做了一点修改和补充，对基本内容、段落结构表示赞同。我安排专人把修改稿送到中办秘书局印刷厂，要求下午两点以前印出交给我。

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治丧办公室有关成员、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我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小平同志指示我在会上读一下。

总理讣告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全文约一千字左右。我用较慢的速度，较高的声调，不到一刻钟读完了全文。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这时小平同志问汪东兴：“悼词准备好了吗？”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还没改好，今天会议讨论不成了。”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接着，讨论通过了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

在讨论总理丧事过程中，“四人帮”十分猖狂，他们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对治丧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治丧方案和建议横加斥责。

如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四位政治局同志来京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厉声厉色地责问：“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呀？”

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时间安排五天，人数安排六万时，“四人帮”极力反对，硬是把时间压缩为三天，人数压缩到四万。

周总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主席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向国内外进行广播，沉痛宣告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这一不幸噩耗，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中华大地，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国际社会也对这位备受世人尊敬的伟大政治家的逝世深表哀悼。

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总理悼词，“四人帮”对周总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谁给周总理致悼词斗争激烈。

1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开过之后，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总理悼词初稿。在修改过程中，除对悼词初稿的文字进行修改和润色外，根据中组部提供的材料对初稿中周总理一生光辉战斗的革命历程进行了核正和补充，扼要详实地表述了周总理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担任的领导职务，参与指挥和组织领导的各项重大革命活动。

为了使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了解周总理一生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丰功伟绩，学习总理的伟大思想和崇高品质，我把悼词中这段文字引述如下：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

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

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45年8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11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7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此外，对悼词初稿中最后部分，即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周总理为榜样，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根据总理办公室提供的情况也充实了内容。

悼词修改完，由中办秘书局将印件在会前分发给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

1月12日下午三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同志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他忍受着内心的悲痛，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悼词成为了斗争的焦点。

会议开始，邓小平就采取先声夺人、主动出击的方针，使“四人帮”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

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

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

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

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

“四人帮”里的军师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心怀恐惧，想从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卑鄙的、令人不齿的办法，妄图达到罪恶目的，笔者对此在后面会提及。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

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

我们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

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

张春桥听后，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为了使读者了解，为什么张春桥害怕这几段话，笔者按照历史将这几段话的原文引述如下：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的权势和掌握的宣传工具，倒行逆施，极力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已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悼词中的这几段话，在当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向人民群众宣示了周总理的伟大人格精神，它起着启迪人民，感召人民，呼唤人民投入到反对“四人帮”斗争中去的作用，所以张春桥才害怕它，“四人帮”才害怕它，所以他们要用卑鄙的手段妄图在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

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总理，反对悼词中这几段话，不敢在会上提出来，在下面向你们施压，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

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帅致悼词。

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

叶帅一席话，观点鲜明，理由充分，态度坚决，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四人帮”的图谋。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最后也没再提出反对。

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对总理丧事两大重要问题——悼词和由谁致悼词，经过斗争，均以“四人帮”罪恶阴谋的失败而告终。

会后当晚，李鑫和我遵照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我给邓大姐秘书打电话，请她报告邓大姐：“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讨论通过，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后的印件先送邓大姐过目，看大姐有什么意见。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

次日上午，我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大姐亲自给我打电话说：

“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并问了悼词前一稿总理简历中，1922年写的是“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这次印件改为“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的情况。我说是小平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改的，当时总理是担任旅欧总支部书记，而不是支部书记。邓大姐听后说：“好！好！”我们将邓大姐来电话的情况，告诉了小平同志。

这时，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了，即由小平同志审阅后报送毛主席审批定稿。我和李鑫又通读了一遍悼词，一个两天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想法涌上了我们心头。

“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和诬蔑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如果“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造谣诬蔑周总理，就有了尚方宝剑制约他们。

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按组织原则，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但在未报毛主席批准之前，应该大胆提出这一建议。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我赞成你们的想法，加上这句话有必要。但这个事要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们最好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我们的建议，请小平同志定夺。”

经联系同意后，我们驱车赶到当时小平同志在东交民巷17号的家中，当面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毛主席于1月14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给了处心积虑地反对周总理的“四人帮”一个沉重打击。

1月15日下午三时，五千人参加的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

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

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这样悲戚的场面，在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丧事历史上是空前的。时至今日，那撕心裂肺、悲恸欲绝的场面仍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