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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1日)1871
俾斯麦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与1930—1932年纳粹在选举中获胜，仅仅相隔了50年。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说，在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可能真正与1933年第三帝国的登场直接相关的时刻，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1871年，在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在美国，数百名白人冲进唐人街洗劫并屠杀华人；在日本，岩仓使团对欧美的访问结束；在中国，光绪皇帝出生了。
1871年的中欧，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了。这个国家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就已经对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国内，德国却依然是碎片化的存在。
如果追溯历史，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源头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多个日耳曼部族迁移、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这种情况一直到第二德意志帝国建立依然如此。
众所周知，日耳曼部落，是罗马时代蛮族的代名词。他们崇尚武力，效忠首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基督教掌握了自己的文化，有了文字后，自己不再是蛮族，并拒绝被罗马同化，真正“成为”了自己。
如果说，希腊的文化、罗马的制度以及基督教的精神共同构成了西方历史的三大支柱，那么，德国并不属于西方。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国内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这就让他们尝试从文化中去论证，论证德意志民族在西方的世界里，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搁在一个人身上很正常，成功者总要给家族找个名人祖先，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似乎成了成功者的标配。比如，刘邦、刘备、朱元璋……
然而，搁在一群人的身上，就不太正常了，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好辨认，一群人的“血缘”就是所谓的种族。从此，种族主义成了一颗种子，就等着孕育它的土壤。
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设想过，假如他穿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告诉一位最聪明绝顶的政治家：在30年之内，将有一个欧洲国家试图系统性地灭绝欧洲的所有犹太人，并且屠杀了近600万人。
这位历史学家问，你猜这是发生在哪个国家。
这位政治家回答：是法国吗？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民众中引发了大规模反犹浪潮；是俄国吗？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沙皇屠杀了大量的犹太人。
毫无疑问，他猜错了。
纵观西方历史，最关键的就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希腊时期，一个是罗马时期。说到这里，我再啰嗦一遍，公元395年，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
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皇帝）认为自己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正统，东欧的地盘也应该属于自己。于是，奥斯曼帝国为了巴尔干，反复攻打东欧。
当时，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弟弟，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儿索菲亚逃到罗马，罗马的教皇为了对抗奥斯曼帝国，便把索菲亚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
就这样，俄国娶了东罗马帝国的公主，便对外宣称自己是东罗马帝国道统的继承人，他们管自己的帝国叫第三罗马，还给自己也改了名字叫沙皇，也就是恺撒的意思。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前后打了十次大的战争，只是为了争夺东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
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灭了后，西边的罗马教会一直盼着东罗马帝国前来光复欧洲。东边的查士丁尼大帝差一点就做到了。
一直熬到公元800年，罗马教会终于熬不住了，干脆认贼作父，把法兰克人查理曼加冕为“所有罗马人的皇帝”。
查理曼死后，按照法兰克人的习俗，他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条约，把国家分成三部分，分别是后来法、德、意三国的原型。
“凡尔登”，耳熟吗？在1000年前这个划土而治之的地方，100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绞肉机”——法军损失约54.3万人，德军损失约43.3万人。
西边的法兰克王国，就是今天的法国，实施了长子继承制。东边法兰克国王，也就是今天的德国，在公元962年，继承了“所有罗马人的皇帝”的封号。
但是，东法兰克国王仍按照原来的习俗，给所有儿子分土地，这让土地越分越碎，成了饺子馅。
曾经的西罗马帝国，它的政治遗产就归了“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
到了16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由300个左右的政治实体联合而成。每一个政治实体都有自己的习俗、法律、货币，甚至度量衡都不一样。
1000多年来，神圣罗马帝国没有拿得出手的普世价值观，也从未占领或者拥有罗马，更别说是它远非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自从有了罗马皇帝的名号，德意志人就眼中盯着罗马，在精神上成为了罗马教皇的工具和附庸，物质上自然也会发展越来越慢，封建化进程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欧。
在这里，公国、侯国、主教领地、伯爵领地……多达300多个各自独立的邦国。然而，有一个公国却不一样，这就是普鲁士公国。
普鲁士公国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向东殖民。在这个阶段，他们培育了自己的文化：遵守纪律、愿意苦行、集体协作。
这种集体主义最终也塑造了普鲁士，塑造了德意志底层的文化精神。
不过，德意志的这篇地区，一直是一盘散沙状的存在，成为了一大块缓冲地带，可以吸收或者减缓来自四面八方的种种冲击。
毕竟，四战之地，不虚此名。
然而，到了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这里。
拿破仑为何如此牛？一个显而易见原因是，拿破仑动用法国民族主义为祖国而战，而西方其他君主制国家还处于贵族精英为君主而战。
当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传遍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也开始席卷欧洲。
当时谁是法国民族主义的头号敌人？当然是拥有多个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且不说领土接壤，更重要的是，法国在道统上一直是被边缘化的，法国也希望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1805年，拿破仑在“三皇会战”打败俄奥联军，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1806年，在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的最后通牒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奥地利国王也从此失去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
德意志第一帝国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心有不甘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一个真正的德意志人，只有为了做德意志人，永远做德意志人和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德意志人，才会愿意活着。”
“不帝国”的德意志第一帝国消失了，然而，德意志民族却被激发了。也就是说，德国人是先有民族意识，后才有了国家。
滑铁卢战役之后，1815年，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开会，重新安排欧洲的政治秩序。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建议被否决，德意志地区的38个邦国，松散地结成了一个德意志邦联，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这个德意志邦联，由四部分组成。
这四部分地区的德意志邦联看起来松松散散的，然而，拿破仑的民族主义已经激发出了“泛德意志民族”思潮——德意志人一边仇恨法国，一边开始尝试整合德国民族，重新拿回神圣罗马帝国的道统。
1848年，革命在巴黎爆发，随后在欧洲全境呈燎原之势。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的政府纷纷被推翻，自由派上台执政。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说，1848年“德国历史发展到了转折点，却没能实现转折”。因为他们未能取得两个主要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控制权。
1848年秋天，这两个邦国的君主和将军们缓过神来，拒绝接受新宪法，他们强行解散了议会，德意志邦联重新建立。
虽然说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但是帝国已经危机四伏。到了1862年，为应对民族主义带来的帝国危机，普鲁士国王起用了那位后来主宰德国政坛30年的人物——奥托·冯·俾斯麦。
任何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都懂这样的道理：军队的指挥权在谁手里，权力就在谁手里。
俾斯麦为了维护君主手中的普鲁士军官团的自主权，他上台后立即宣布：“解决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靠的不是演说以及多数票通过的决议——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失误——而是靠铁与血。”
这句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这句话俾斯麦不是说给别的国家听的，而是说给各个邦联的资产阶级。
在此之后，俾斯麦确保了军队成为国中之国，拥有可以即时面见皇帝的渠道以及自治权。而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国会，仅仅有权每7年批准一下军队的预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俾斯麦策动的1866年战争，把汉诺威王国并入普鲁士，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逐出德意志邦联，让自己成为了北德意志联邦的老大。
紧接着，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俾斯麦从法国手中掠夺了阿尔萨斯-洛林，并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只为报了之前拿破仑羞辱的一箭之仇。
我才是天下第一。
战胜法国后，德意志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进一步翻天了，南德的四个邦国在民族主义的挟持下，强烈要求加入了北德联邦。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了。
曾经碎片状的，可以充当缓冲地带的地区，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个崇尚武力的军事强国——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就不会有德意志民族觉醒；如果没有普法战争，南德可以作为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缓冲带。
历史不能重来，从此，德法的宿仇就已注定。很多书都把这一切归功于俾斯麦，认为他代表了普鲁士主义的极致，集它的美德和劣根于一身，认为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
但是，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是用“军队”和“民族”强制建立起来的，在帝国内部，依然是碎片的，脆弱的，混杂的，离散的。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如此评价俾斯麦：“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的军事专制制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一个侧面，来看一看。
19世纪，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帝国的君权神授。俾斯麦为了顺应潮流，只好允许议会存在，但为了让国王控制议会，就不能让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占据议会多数。
怎么办呢？让国王的支持者也有投票权，谁支持国王？除了贵族，就是农民。于是，1867年，俾斯麦就给了普鲁士普选权。德国的政治主角便成了农民的保守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对抗。
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开展，大量的农民进城当了工人，就这样，代表工人阶级的德国党派，就茁壮成长起来，德国的政治就成了农民保守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党。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多数为新教，他们认为天主教的存在对国家存在威胁，天主教教会为保护自己免受迫害而组建了政党，即所谓的中央党。
1878年，德皇威廉一世两次遇刺，为了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俾斯麦借机嫁祸于德国社会民主党，10月出台了《反社会党人法》。
此法案出台后，便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拥护，这也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整旗鼓后，选择不信任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拒绝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支持者合作。
社会民主党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裂开一道鸿沟，这种无法弥合的政治分歧，也决定性了导致了最终纳粹上台。
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俾斯麦税收政策的争执，也分裂成了两个主流政党——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
农民地主阶级的保守党也因为俾斯麦关于各种自主特权的政策，分裂成了两个派别。
因此，德国的主流政党有六个，即社会民主党、两个自由派政党、保守党的两个派别，以及中央党。
这仅仅是德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矛盾的侧面，此外，地主封建残余、资产阶级势力壮大、官僚制度以及军事专制等方面，每个方面都能写一本书的内容。
与此同时，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德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俾斯麦所创建的帝国在很多方面还未完成——
总之，俾斯麦所创政治制度是一个混合的，不解决矛盾的制度，它造成帝国社会内部四分五裂，最终这些矛盾在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里找到了释放的渠道，这种民族主义混杂着立场强硬得令人惊骇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给德国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看懂了1871年的德国，也就看懂了纳粹的崛起。
这也难怪在《第三帝国的到来》这本书的开头，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如此说道：我们发现，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可能真正与1933年第三帝国的登场直接相关的时刻，正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我们这个系列就从这里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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