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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9月17日)2024 年 8 月，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三年后，颁布了一套「防止恶习、弘扬美德」的新法律。长达 114 页的文件，把过去三年里逐渐实施的各种禁令都写入了法律，包括禁止女孩接受 11 岁以上的教育，没有男性亲属陪同，女性不得长途旅行，女性在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是违法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法律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甚至愤怒和恐惧，那么「塔利班是谁？」「阿富汗在哪里？」「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过去以及现在？」。
「十分之一」在 2021 年末用一整期付费纸质内容做了「塔利班」专刊，我们把当时写给少年的内容重新拿出来，今天回看这些文字，感觉文明不是停滞而是在疯狂地倒退。正如曹蔚在介绍「防止恶习、弘扬美德」法律这条新闻末尾写的「请大家不要遗忘这个小小邻国里正在遭遇不幸的人们。正如一位阿富汗妇女所说，如果国际社会保持沉默，那么就会鼓励塔利班制定新的法律、禁令来变本加厉地压迫她们。」
整个「塔利班」专刊我们会分上、中、下三部分来发，以下是中篇。
 画作创作者：翟悦迪
2. 塔利班的成立
读完我讲的 3 个故事，你对人们为什么害怕塔利班有了一些了解，接下来可能会好奇：什么样的人会加入这样的组织呢？在第二个故事里，初次见到塔利班的卡伊斯说「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那么他们是阿富汗人吗？如果是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去伤害自己的同胞呢？
我们再接着讲几个故事吧，一起来看看塔利班是如何创建的、又是从哪里吸纳它的成员的。
圣战
前面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讲到了在出生那天顽强活下来的法齐娅。她的父亲是当地的部落首领，后来成为了代表本省的国会议员。在法齐娅 3 岁半的时候，也就是 1978 年，她的父亲被反政府武装的游击队员杀死。
在此之前，阿富汗经历了民主改革的十年。1963 年，国王撤掉了担任首相职位的堂兄，任命了一位技术官员作为新首相，新首相组建了新内阁，其中有 4 位女性入选了内阁。新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根据新宪法，阿富汗建立了真正的议会，王室的权力受到限制，国王变成了象征性的君主。
女性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出现了女性职员的身影，人们可以通过电台欣赏女歌手的歌声，也可以听到女性播报的新闻。
阿富汗的城市，尤其是首都喀布尔，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阿富汗的农村并没有从中获益。「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
1973 年之后，阿富汗经历了数次政变，到法齐娅的父亲被杀害的那一年，阿富汗已经叫「共和国」了，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叫做阿明。在他执政期间，新体制与旧文化的冲突，城镇与农村发展的矛盾都爆发了出来，农村地区开始发生叛乱。这些反叛组织被叫做 mujahideen（穆贾希丁），即「圣战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齐娅的父亲得到政府命令回到自己的省份、平定叛乱。他召集省内的部落首领们开会，有人甚至主张加入圣战者——事实上，圣战者正是由这样一些耕耘田地、放牧羊群的普通人所组成。最后，部落首领们决定去山上同游击队员谈判，因为他们已经穷得打不起仗了。谈判没有成功，法齐娅的父亲死在了山上。
总统阿明为了镇压农村的叛乱，向当时的苏联请求援助，苏联军队开始进入阿富汗。1979 年，苏联正式出兵入侵阿富汗，决心完全地控制这个国家。圣战组织一下子从反政府军变成了反抗苏联入侵的英雄。
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二年的某个晚上，喀布尔的居民在院子里、屋顶上、城市的每个角落高喊「真主伟大」，他们的呼喊声甚至盖过了苏联人发射的火箭弹的声音。连附近村庄也听到了动静，村民们一起加入进来。一整个晚上，「真主伟大」的声音绵延不绝。
这些高声喊着口号的人当中，可能有普什图人，有塔吉克人，也有哈扎拉人——阿富汗的面积仅和我们的青海省相当，却拥有多个民族。其中 42% 是普什图人，主要居住在从东北部延伸向西南的兴都库什山脉以南，也是阿富汗历史上的主要统治者。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北部地区聚居着占 27% 人口数的塔吉克族。第三大民族是居住在中部地区的哈扎拉人，他们有突厥和蒙古人的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乌兹别克、土库曼、俾路支等民族，这些民族又分散为许许多多的部落。部落与部落之间纷争不断。
但是，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部落、哪个民族，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阿富汗是少数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之一。他们高喊的「真主」，是伊斯兰教对于创世之神的称呼。
因为新体制与旧文化、城市与农村、部落与部落而日渐分裂的阿富汗人，却因为苏联的入侵，而拥有了一个共同的使命。将他们与这个使命连结在一起的，正是他们共同的信仰。苏联被描述为了无神论者的代表，他们要以自己的信仰击退无神论者，是真正的「圣战」。
阿富汗各地都发展起圣战组织。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各自为战，分别从国外募集资金，但由于他们数量众多且分散，苏联军队无法将之一一击破。
1989 年，各路圣战组织进入喀布尔，苏联人仓促撤离。那个晚上，整个城市都在高喊「伟大的真主」。阿富汗赢得了十年圣战的胜利。
内战
你还记得前面第二个故事里的卡伊斯吗？他第一次见到塔利班的时候 15 岁，也就是说，圣战士攻入喀布尔的时候，他刚好 8 岁。他的回忆录《寂静的锋塔》正是从那时开始讲起来的。和长辈们曾经的欢欣鼓舞不同，他把那天叫做「世界末日」。
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家庭生活的记忆都是优雅而愉快的。卡伊斯的父亲在学校里教物理，同时也是著名的拳击运动员。他的母亲在银行工作，因为精通业务而深受尊重。一位叔叔在国外做生意，其他的叔叔和姑姑都在喀布尔读大学。祖父已经退休了，经营着地毯生意。
全家人都住在祖父的大宅院里。房子建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时喀布尔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卡伊斯的祖父当时在银行里担任高级财务官，他买下了 5 亩地，还在自己的房子旁边辟出一块地，用来为所有他认识的家庭的孩子们修建学校，好让附近的农田被改造成社区。祖父在院子里栽了 60 多株红苹果树，是用美国的树苗嫁接阿富汗本地的苹果树培育出来的罕见品种。在这个大宅院里，卡伊斯和他的 25 个堂兄妹一起长大，无忧无虑地玩耍。
圣战组织占领喀布尔之后，不同派系之间便陷入了内讧，逐渐地，战火开始蔓延，每天都有火箭炮在人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开始有十多个人，后来上百人，再后来上千人死于非命」。
战争真正地降临到卡伊斯一家，是在某一天，一群游击队员用枪砸开了他们家保存地毯的仓库，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将里面的地毯洗劫一空。
当军队对平民的暴行越来越多地发生，卡伊斯和家人们不得不离开祖父的房子，寄居到父亲的朋友家，这是一座建了 100 多年的城堡，远离喀布尔的战火中心。
有一天，卡伊斯陪固执的爷爷回到从前的宅院，却发现房子已被军队占用，邻居家的院子成了一个填埋死人头颅的大坑。祖孙俩很快被抓起来，士兵向他们勒索钱财。指挥官打算杀死他们时，发现卡伊斯的父亲是自己曾经敬重的老师，才放了他们。这位指挥官是哈扎拉人，因为哈扎拉人在内战开始后便遭到昔日伙伴的屠杀，他就誓言要复仇，把抢劫、杀戮、强奸都逐一还给对手。内战对每一个阿富汗人都露出了残酷的獠牙。
卡伊斯的父亲和叔叔每晚都在计划着离开喀布尔，甚至离开阿富汗、偷渡到其他国家。在城堡居住了一年之后，他们前往北方。一路上，他们躲避着战火，翻过兴都库什山来到塔什库尔干，又折回去了中部的巴米扬，再前往北部边境的昆都孜，然后往西来到马扎里沙里夫，最后又回到了喀布尔。在逃往巴基斯坦的计划遇挫之后，卡伊斯的妈妈决定再也不离开喀布尔了。
战争中，无数家庭像卡伊斯一家一样离开、或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在圣战期间，近 350 万阿富汗人流亡巴基斯坦，逃亡伊朗的人数也差不多；1992 到 1996 年内战期间，超过 6 万人因为冲突而丧生，30 多万人逃往农村，最终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塔利班
「1994 年春天，辛格萨尔村的老街坊告诉奥马尔（塔利班的首领），一个军阀头目掳走了两位妙龄少女，扯掉了她们的头巾，强拉到兵营施行强暴。奥马尔立即召集 30 名手下，拿上 16 条枪，对军阀的老巢进行了突袭，解救了少女，祸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坦克的炮筒上示众。同时，塔利班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需物资。」
这是《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一书中提到的故事，阿富汗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故事。1994 年，阿富汗的内战已经持续了 5 年，塔利班就是在那时成立的。他们仿佛绿林好汉，以惩奸除恶的义行换取乡亲们的拥护与加入。
塔利班最初的发起者是一群圣战老兵，他们大多生活在阿富汗的南部城市坎大哈附近，都是恪守传统的普什图人，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根据资料显示，塔利班当时的领导层大部分人都有战争留下的肢体残疾——奥马尔因为一次火箭袭击而右眼失明；塔利班驻坎大哈的地方首长哈桑有一条腿是木头桩子，旧得已经脱了漆；后来的喀布尔市长马吉德则失去了一条腿和两根手指。
对于内战带来的分裂、军阀统治者们的堕落，他们心怀不满，并且提出了一份「救国救民」的行动章程——建立和平环境、解除军阀武装、确保教法统治、捍卫领土统一和伊斯兰教的地位。为了跟军阀划清界限，他们不称自己为政党，也不立派系，而是自称「塔利卜（talib）」——这是个波斯词语，意思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塔利班（taliban）是 talib 在波斯语中的复数形式。
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圣战时期让阿富汗人同仇敌忾，把其他的纷争放在了一边。此时，塔利班又将它作为一面讨伐军阀的旗帜，挥舞了起来。这个做法一度十分有效，他们能在短短 2 年之内从坎大哈打到喀布尔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圣战到内战，阿富汗经历了 15 年的战乱，人们期盼这一切能早日结束，于是内心里也会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一个坚定的大家长。
古尔瓦力就出生在塔利班成立的那一年，1994 年。他们家在阿富汗东部的农村，父亲是当地的医生。他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在山上过着游牧生活，直到 6 岁才回到家里。他有三个叔叔，其中一个在塔利班当地的组织里担任要职。这是一个传统的普什图家庭，古尔瓦力的妈妈作为大儿媳管理全家事务；三个婶婶承担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杂活；两个妹妹不去上学，也要帮忙做家务；古尔瓦力小小年纪也会在家里使唤婶婶们，让她们给自己端茶倒水。他以为这样做就是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是理所当然之事。
所以，塔利班主张的观点并没有和古尔瓦力一家——至少是家里的男性——发生冲突。他们相信塔利班的强权统治将为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带来和平、恢复秩序，古尔瓦力的爷爷还将塔利班统治下的日子称作「最好的时代」。
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古尔瓦力一家想法一致。古尔瓦力有一些同学的父母害怕塔利班，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的言论会令古尔瓦力感到愤怒。但直到有一天，6 岁的古尔瓦力亲眼目睹塔利班分子在宣判一个女性为妓女之后，带领围观的人群向那名女性投掷石块，直至她死去。他的耳边一直回响着人们疯狂的喊叫。这一幕之中的残忍与疯狂，令他久久难以忘怀，也让他对塔利班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寻找更明亮的天空》中写道：
「我不喜欢那样的场面，但我也没有哭。坐在爷爷朋友的肩头，我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一些大人的肩膀上也坐着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他们面无表情，但眼睛里却和我一样充满了困惑。」
假如一个孩子从小接受不同的教育，比如法齐娅和卡伊斯，就很难认同塔利班的行为。在法齐娅的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有 17 封写给两个女儿的信，其中一封里说道：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塔利班）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们把塔利班这样的组织、以及他们所传播的理念叫做「宗教极端主义」。宗教信仰本应帮助人们善良、自律、拥有美好的日常生活，而宗教极端主义却将人们与美好的日常生活割裂了开来。
 宗教学校
你还记得前面第三个故事里的马拉拉吗？她是在父亲创办的学校里长大的。而她的父亲，差一点就成为了一名塔利班分子。
1979 年阿富汗的圣战打响时，马拉拉的父亲刚好 10 岁。和她父亲住在同一区的好几个男孩都去阿富汗打仗了。他们所在的斯瓦特河谷，也是普什图人聚居的地方，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信奉一样的宗教、也遵守一样的部落文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他们首先是普什图人，然后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前往阿富汗，是为了击退异教徒而战。
长大一点之后，马拉拉的父亲也决心要成为一名圣战士。他跟着一位宗教学长研习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
「这个学长把圣战士形容得无比光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父亲。他会不停地跟我父亲说人生苦短。村子里的年轻男人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我们的家族也仅有一小块土地，父亲不想像其他同学那样，最后不得不去南方的矿井工作。矿工的工作辛苦而又危险，一年之中，总有好几副棺材因为意外事故发生而被抬回村里。村子里大多数男孩能期待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到沙特阿拉伯或是迪拜的建筑工地工作。所以，『天堂有七十二个天使』听起来十分吸引人……（父亲）他说，当时就像是被洗脑了一样。如果当时有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机会，他可能也会去参加。」
后来，马拉拉的父亲开始接触到她母亲的哥哥，也就是马拉拉的舅舅。他们一起逐渐深入地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活动当中，她父亲才真正学会独立思考这些问题，脱离了极端思想。
假如她父亲沿着圣战士的道路走下去的话，那么极有可能会进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学习。这些学校遍布巴基斯坦，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它们为学员提供免费的食宿和军事训练。对于穷苦人家的男孩来说，宗教学校是他们屈指可数的出路。一旦进入宗教学校，他们便和外界断了联系，而他们从宗教学校「毕业」的方式就是被送上战场。
塔利班的主要成员，就是这些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学生。1997 年塔利班曾经在北方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吃过一次败仗。当时，巴基斯坦的 12 所宗教学校联合召开会议，集体决定停课一个月，派出 8000 名学生到阿富汗为塔利班打仗。
巴基斯坦的官方记录显示，仅在邻近边境的 18 个地区，就有 2000 多所宗教学校，总招生人数接近 22 万人。它们的经费来源，是巴基斯坦军政府的拨款，或者是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推广本国教义所投入的资金。
除了巴基斯坦当地的穷苦孩子之外，还有一些阿富汗难民也会进入宗教学校。假如卡伊斯一家逃亡到巴基斯坦，他们就成为了难民，极有可能居住在边境城市白沙瓦或者奎达的难民营里。古尔瓦力的爷爷奶奶就有很长时间生活在白沙瓦的难民营里，他的父母也是在难民营里认识的。
这些难民营都位于城郊，由铁丝网包围着，门口有专人把守。难民是不能离开营地的，更不可能去找工作，因为这样会妨碍本地人的生活。联合国会将水和食物送过来，保障难民的生活。营地里大约 ¾ 的难民都是不到 15 岁的孩子，和你一样，他们的人生都才刚刚开始，但是在难民营里的人生没有什么希望可言。要摆脱这个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上宗教学校。
很多小孩就是出生在难民营里的，尽管被称为阿富汗人，却并没有见过祖国的样子，甚至对于家庭、对于城市都是没有概念的，因为难民营和宗教学校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
战争滋生着暴行，当战争持续太久，人们会对暴行习以为常。让 6 岁的古尔瓦力感到不安和困惑的刑罚，对于大人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与此同时，暴行又向绝望的生活展示了一种新的胜利方式，极端主义便由此而生。刚刚出现在故事里的男孩——古尔瓦力、卡伊斯、年少时的马拉拉的父亲，如果没有人在贫穷和战乱之中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塔利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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