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9月21日)

张回国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开始怀疑苏维埃运动政策，虽然没有废弃这块招牌，但就其内涵做了很多改革：

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

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

三、实施新经济政策，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

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张国焘根据四川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鄂豫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这个纲领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所到之处要立即实行的，共有下列三点：

第一，废除苛捐杂税，即红军所到处，不再收原有的苛捐杂税，也不准任何人征收。

第二，减租减息，地租以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年息不得超多百分之三十。

第三，保障人民安全，红四方面军绝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刑，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

以上三点，名之为入川的“约法三章” ，是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要立即不折不扣的实行。

纲领的第二部分是号召四川人民与红军共同实行的，名为《入川十大纲领》。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要求全川父老人民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政府） 。

中央接到张国焘报告的入川纲领后，发长电对这个刚领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并指示

：

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张国焘，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四方面军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如果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对于中央的态度，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解释道：

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觉。

接着张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获取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但徐向前、陈昌浩等几位重要干部不愿意与中央起争执，担心张国焘被中央撤换，强调四方面军在川北立足未稳，应该采取现实的态度，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四川人民政府没能如愿实行，红四方面军依然执行共产国际的苏维埃政策。吊诡的是张国焘的这个流产政策后来却被斯大林捡了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为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中共也在抗战时期依靠此政策迅速发展壮大。

对于党内国际派，张国焘在南下另立中央时，批判他们是早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堕落到现在的右倾逃跑主义，是教条、宗派主义，而这些罪名后来都被教员在延安整风时正式戴在了国际派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