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 : 0 | |||||||
(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5日)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为更好阅读本文，建议先读：
冷战初期，利用柏林危机，美国如何让英法与“世仇”德国和解？
核武器的诞生，如何促成冷战的爆发？美苏研发核武器，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冷战怎么打？美苏两国冷战的设计者是谁？各自制定了怎样的战略思想？
美苏冷战：罗斯福设计的战后秩序究竟是什么？如何保证贯彻执行？
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战败是冷战的重要背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冷战主要是美苏大国争霸的舞台，德国在被战争摧毁之后就“黯然退场”，无缘“主要角色”。事实上，德国在冷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苏联围绕德国分割占领、战后赔偿等问题反复较量，德国问题和冷战的起源直接相关，两次柏林危机更是成为冷战的高潮。
 “德国的重建”是一个内涵丰富，并且时间跨度很大的话题。我们将聚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或西德，在二战之后重建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国际地位的过程。
西德政治体制的重建历程
西德的政治重建过程十分跌宕曲折。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战后德国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国分别占领，柏林市也划分成4个占领区。1949年柏林危机结束之后，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或西德；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不过，由三国占领区合并而成的西德，一开始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国家。西德是由“散装”的各州聚合而成的。纳粹被摧毁之后，美英法占领区并没有重建德国中央政府，而是由盟军当局实施军事管制，地方民政事务则由各州政府负责。1948年6月，盟军当局召集各州总理组成“议会委员会”，制订出联邦德国《基本法》和《占领条例》，勾画出国家的基本政治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基本法》之所以不叫《宪法》，议会委员会之所以不是“制宪委员会”，就是因为西德政治精英不希望国家分裂的现状被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而是宣称将在德国统一和举行全民自由选举之日再制定宪法。1949年5月，《基本法》经过各州议会和盟军当局的批准后正式生效，联邦德国诞生。
新生的西德虽然在法理上拥有主权，摆脱了军事占领，但事实上却处处受美英法三大国限制。三大国在《基本法》出台的同时，还颁布了《占领条例》，成立“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保留了对西德事务的最高权力，西德的立法、外交和重要经济政策仍由三大国掌握。此外，法德边境的经济重镇萨尔地区还在法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不受西德政府的管辖。
在这个背景下，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的党魁康拉德·阿登纳出任首位总理，带领国家一步步走向真正的“独立”。阿登纳的基本策略是：一方面宣布西德将作为“和平的一员”加入“欧洲大家庭”，另一方面利用美英法对苏联的恐慌，证明独立和复兴的西德能为护卫西欧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经过艰辛努力，西德从三大国的控制下恢复主权。1950年9月，美英法三国宣布修改《占领条例》，不再干预西德的内部事务。1951年3月，西德获得外交事务自主权，建立外交部，并由阿登纳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不过，直到1955年，德国才被允许拥有独立武装，成立联邦国防军。当然，西德虽然获得了独立地位，但是在对外战略上旗帜鲜明地倒向西方，减少了美英法和其他西欧国家对支持德国重新崛起的顾虑。
 美英法之所以愿意放松对西德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已经重建了西部占领区的政治生态，使西德走上了西方议会民主制的道路。虽然纳粹已经被摧毁，但是许多欧洲人对于一个强势的德国仍然心存担忧和恐惧。战后初期，西德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治和文化重建，推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中央集权化、非工业化的“四化”方针，而民主政治的重建，正是实现“四化”的先决条件。
1949年通过的《基本法》规定，西德实行以议会民主、法治国家、分权制衡和联邦制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在德国历史上，政党政治不具备美英那样成熟的议会政治模式，而是党派林立，结构松散，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可以通过议会选举的“合法”形式夺取政权。西占区民主化的途径，是建立符合美英观念和模式的政党，实现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诞生于西德成立之前的第一批政党，就包括阿登纳所在的、立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和基民盟组成的“联盟党”，活跃在巴伐利亚州。此外还有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等等。这些政党都和纳粹势力划清了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西德虽然恢复了民主制度，但是却并没有回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软弱政府。阿登纳总理的强势风格，同他领导下的基民盟作为议会多数党的稳固地位相结合，导致行政权力的强化，从而出现所谓“总理民主制”的说法。西德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的废墟上刚刚建立的民主制度，一方面深受德国人传统上偏好强大政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魏玛共和国政治混乱的教训，所以民众对能够提供稳定和有效治理的“总理民主制”颇为欢迎。
 另外，阿登纳总理在政界和民间声望很高。他从1917年起就担任科隆市长，后来因为拒绝屈从于纳粹的压力而被解职甚至被捕入狱。阿登纳首任总理时已经73岁，但显现出家长式的威权作风，决策果断，在国内清除纳粹，对外靠拢西方，迎合了当时德国渴望秩序和效率的民意。
文化上“去纳粹化”的整体举措
为了有效防止纳粹势力死灰复燃，盟国占领当局和后来的西德政府通过一系列方式清算了纳粹余孽。第一种方式是司法审判。从1945年起，美苏英法四大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展开了针对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审判活动，之后又在1945年10月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著名的“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分为前后两组，历时一年，其中第一组最为重要。由美苏英法四国法官组成的法官团，对24名纳粹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进行审判，判处12人死刑、多人终身监禁，宣布纳粹党、党卫军、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之后，美国占领当局又在纽伦堡进行了12次审判，被称为后续审判，判处1400余人有罪，处决了其中100多人。这些审判从根本上否定了纳粹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不过，德国社会有人仍然相信“成王败寇”的逻辑，认为纳粹的最大问题不是犯下战争罪行，而是在战争中失败，纽伦堡审判不过是“胜利者的审判”。为了防止这种观点泛滥，西方占领当局和西德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深入政治和社会多个领域，清除残存的纳粹势力。从盟国入驻之日起，公职人员、教师、文化出版等行业的纳粹分子就遭到清除。
不过，由于冷战初期反共主义在西欧盛行，美国主导下的非纳粹化运动难以贯彻到底。一些纳粹党骨干分子和支持过希特勒的资本家成了漏网之鱼，继续活跃在德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1952年，西德外交部中居然有三分之二的高级官员是前纳粹党党员，司法系统中曾在“第三帝国”任职的官员更多。相比之下，西德政府对组织化的纳粹势力的打击效果更加明显。1952年，联邦法院裁定作为纳粹残余的“社会帝国党”违宪，迫使其解散。此后，纳粹残余还曾以“德国国家民主党”等名目沉渣泛起，但都立即遭到法律打击。
第三，西德政府还推动文化上的“去纳粹化”，也就是从反省纳粹的罪行入手，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意识的“再教育”。这种政策之所以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不少德国人都认为，战争罪责是德国作为一个集体、在纳粹的绑架下所犯下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位德国人所应该承担的。他们不仅认为“法不责众”逻辑应当成立，还相信所有德国民众也应该被看成纳粹的受害者，不论他们是否在不同程度上曾为纳粹政权提供支持和服务。
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心态，使民主制度真正在新生的德国扎下根来，“去纳粹化”的再教育强调德国人的集体责任，使每个德国人都意识到，个人要为民族的过去赎罪。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德国长期被作为日本的反例，被认为是充分反思二战历史罪责的“优等生”。但是实际上，德国社会的历史反省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既不是“一步到位”，也没有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同步。
 国内历史学者孙文沛等人指出，1950年代西德在国民历史教科书中，将战争罪责仅仅归结到希特勒身上，还试图掩盖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到了1970年代，官方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虽然揭露和批判了大屠杀，却绝口不提德国民众的罪责；直至21世纪，这类书籍才有勇气全面揭露国防军和部分德国民众的罪行，引导学生反思德意志民族背负的集体罪责。
西德“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
西德的经济重建过程也值得关注。一方面，正是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巩固了西德政治改革的基础，同时验证了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决心；另一方面，西德重新跻身经济大国行列，为开拓它的对外关系局面创造了条件。西德的历任政府都高度重视恢复发展经济，这既是为了摆脱当时的困境，也是为了防止经济萧条再次将国家带入政治动荡的深渊。当年德国法西斯上台的重要背景，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济萧条。德国经济在纳粹上台后迅速复苏，毕竟给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带来了相当高的威望。所以，经济复兴和去纳粹化必须齐头并进。
为此，西德政府的关键一招，是加入马歇尔计划和法德煤钢联营，这两项举措既是经济政策，也是外交政策。马歇尔计划使西德等西欧国家获得美国的资金和援助，避免国民经济走向崩溃。法德煤钢联营则脱胎于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的提议（史称“舒曼计划”），将法德两国的部分煤炭和钢铁生产结合在一起，由超国家性质的机构统一管理，化解了两国围绕工业生产和资源分配的矛盾，对德国重工业的复苏至关重要。
“舒曼计划”在1951年发展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先声。此后，西德继续坚持融入欧洲的战略。1957年，德、法、意、荷、比、卢六国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德国开始和法国并驾齐驱，成为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加入马歇尔计划和法德煤钢联营，将西德牢牢锁定在西方阵营之中。
西德的发展道路在西方阵营之中独具特色，它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兼顾了经济繁荣和社会政治稳定。其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是关键因素之一。这一模式起源于1948年的货币改革，主持者是经济学家艾哈德，他也是后来的西德劳动经济部长乃至总理。次年，阿登纳领导的基民盟吸收了艾哈德的构想，制定了《杜塞尔多夫纲领》，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思路。1957年，联邦政府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也叫《反卡特尔法》），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宪章”，搭建起经济模式的基本框架。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建立政府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既反对经济上完全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德国既要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要让行使自由的权利给社会带来好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起调节作用,为市场运作规定总的框架，以维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在冷战期间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中，这种模式称得上是一种折中务实的中间道路。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所倚重的另一根支柱是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缓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收入与权力分配的失衡。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提供了充足而健康的劳动力，使企业管理者和科学技术人员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而没有后顾之忧。
在历史上，德国是最早建立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19世纪末，德意志第二帝国以国家立法手段强制推行全面社会保障制度。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使社会保障体系濒于崩溃，而号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纳粹1933年上台后，首先制订高速发展经济的计划，同时通过立法保障工人的权利，扩大劳工的住房面积，救济失业工人。这些举措有利于纳粹笼络人心，巩固政权，作为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内保障。所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去纳粹化的必须。
西德继承了近现代德国重视社会保障的传统。一开始，西德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人们克服战争带来的损害和贫困，对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家庭、伤残人员、遗属、孤儿实行紧急社会救济。当战争损害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也就从帮助人们扭转生活困境转向消除形成困境的原因，也就是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劳动能力、求职能力、退休后的生活能力等。为了保护儿童减轻家庭负担，实行了子女津贴制度；重新实行了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不断扩充，覆盖到受保人的家属，保险支付标准逐步提高；全国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免学费制。当然，这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以强大的国民经济和国家财力为基础，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效益也能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有效的正反馈循环，成为西德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来看，上述一系列举措使西德在战后短时间内就发挥出经济潜力，恢复了经济繁荣。到1960年代，德国就在经济上赶超了英法两国，重新回到欧洲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并且这一地位延续至今。
外交路线的重新定位
西德的国际地位上升是政治和经济重建的结果。自1950年代中期起，西德外交自主性逐渐回归，作为西欧的重要一员，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西德以民主、繁荣的“优等生”形象重回国际社会，其标志性事件是1976年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一切的起点都始于1940年代末，阿登纳政府为了西德重获国家资格、回归国际社会付出了不懈的努力。1949年10月，西德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位列国际组织。1950年9月，美英法三大国正式承认西德为德国唯一合法政府，有力地巩固了新生政权的国际地位。
 在冷战的影响下，西德也不得不融入东西方对立的格局，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战争刚刚结束时，西德痛感军国主义道路的惨烈后果，同时为了避免引起邻国的疑虑，集中资源用于经济建设，反对本国重新武装。但是，1948年柏林危机发生后，东西方关系骤然紧张，西德开始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于是放弃中立化方针，全面倒向西方。同时，为了抗衡苏联在中欧的军力优势，美英两国都力主激活西德的军事潜力，为西欧国家提供屏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方面的呼声更加强烈。在英美的斡旋下，西德克服了“宿敌”法国的担忧，在1952年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两年后又和美英法签署《巴黎协定》，实现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1955年，联邦国防军建立，德国在战败十年之后，再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那么，怎么才能让邻国放下疑虑，与重新武装并且日益强大的德国相互信任，和平相处？二战后的西德领导人的策略之一是打造一个“新德国”，在外交上处处放低自身的定位，和周围国家本着“赎罪”的态度相处，来换取友善的外部环境。这一系列动作是和德国国内对战争罪责的反思离不开的。
1969—1974年，有左翼色彩的维利·勃兰特出任总理。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出访波兰的第二天，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他缓缓地走上石阶，表情凝重地肃立在塑有人物雕像的青石纪念碑前。就在他垂首致意的一瞬间，勃兰特的双膝弯了下去，跪在冰冷的石阶上。这个出人意料、没有安排在日程中的举动，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波兰官员、民众、记者，以及他的随行人员。通过记者的相机，德国总理“屈膝下跪”的形象立即传遍全世界，成为二战后世界上意义重大的瞬间定格。这一跪，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起到了明显效果。勃兰特总理也因此而被授予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
西德虽然身处西方阵营，但扮演着特殊角色，它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东德之间关系的起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冷战走势的风向标。两个德国分立初期，西德并不承认民主德国，认为东德不过是在苏联控制下的傀儡国家，因此推行了旨在挤压东德外交空间的方针。这一政策提出于1955年12月，时任外交部长勃伦塔诺要求与西德建交的国家不得承认东德。这项僵化的政策并没有达到完全孤立东德的目标，反而使西德自己的外交空间受到限制。同时，尽管1955年9月阿登纳总理访问苏联，两国成功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强硬，拒绝支持西德所期望的统一方式，两德对峙的局面大有长期化之势。
因此，自勃兰特担任总理之后，西德推行了旨在调整与苏东国家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这也正好顺应了1960年代美苏缓和的大背景。此前的1961年，西德时任外交部长施罗德提出“松动政策”，倡议同苏东国家缓和关系。四年之后，艾哈德总理发出“和平照会”，表示愿意与苏东国家改善关系，得到了这些国家的积极响应，跨越东西欧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开始增加。从1970年代起，欧洲的缓和进程达到高峰。在1970年短短一年间，西德就与苏联和波兰先后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莫斯科条约》）和关系正常化条约（《华沙条约》），正式承认了战后确定的德国西部边界，强调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两德统一，大大缓解了二战以来与苏联和波兰的历史积怨。
1973年，西德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关系正常化条约。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是纳粹德国扩张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时也开始重新接纳以和平方式走向复兴的德国。同年9月，西德和东德同时加入联合国，两个德国之间的严重隔阂与对抗暂告一段落。
1989年，隔离东西柏林的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剧变。第二年10月，东德被并入西德，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分裂40多年的两个德国重新统一。
 西德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建，正是两个德国走向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文完）
|
Copyright © Easy Property Co.,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