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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2月19日)一、从不改变的目的：
世界霸权
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逐渐强大的封建军事帝国。
当15世纪俄国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并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公国时，整个国家的疆域都暴露在强大的外敌面前。她的西部是一望无垠的东欧平原，外敌可以长驱直入，而俄军则无险可守；北部强大帝国扼住波罗的海海口；东部和南部则有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不时威胁。1571年，克里米亚汗放火烧毁了莫斯科，并掠去了大批居民当作奴隶出卖。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应征入伍的农民们还唱着这样的军歌：
土耳其苏丹给沙皇来信，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将进入你们的国土，
我本人也要前来俄国居住。
这是一幅多么严峻的俄罗斯民族生存环境的图像！面对这种地缘政治的现实，三百多年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民族意识以及发展战略、思维空间，怎能不深受其影响和制约？
从1547年伊凡四世首称沙皇，到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370年中，历代沙皇无不把“国家安全”放在其执政任务的首位，又无不以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由，不断地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
在这370年间，俄国政府先后同欧亚两洲的二十多个国家频繁地进行各种规模的战争，其中规模较大、兵力达数万人之上者约36次。这些战争，除了少数是抵御外敌入侵之外，绝大多数都带有侵略扩张的性质。其目的或者是“北上”，控制波罗的海；或者是“南下”，分割土耳其，控制黑海和巴尔干；或者是“西进”，吞并波兰、楔入欧洲心脏地带；或者是“东征”，征服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把俄国领土推至太平洋沿岸，并妄图染指波斯湾和印度洋。
沙皇政府的对外扩张，反映了俄国地主阶级和后期资产阶级对土地、人口和市场、资源的贪婪的需求欲望。通过无数次的扩张战争，俄国的领土从伊凡四世时的27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尼古拉二世时的2280万平方公里，扩大了将近7.5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沙皇俄国的领土平均每年扩大54000多平方公里，到20世纪初，已成为东西长10000公里，南北宽5000公里，占欧洲面积1/2、亚洲1/3、世界1/6的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帝国。
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征伐，造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军国主义化。伊凡四世、彼得大帝们主要从军事角度看到了俄国的落后状态——人口分布稀疏，文化、经济水平低下，无力生产足够数量的军事装备。为改变这种状况，伊凡四世基本上摧毁了旧式世袭贵族的势力，用新扶植起来的服役贵族及其组成的禁卫军作为加强对内集权、对外侵略的忠实社会支柱和应手的工具。彼得大帝因为“需要拥有一支正规的陆军炮兵和一支舰队”，而加速国家的发展和实行改革。
他们的继承者们，在军国主义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俄国军队的总数从最初的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到100多万，200多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加到530多万，又一个世界第一！
几百年来，沙皇俄国的国家经济发展，都是围绕着军事任务的需要制定和进行的，而政治体制的确立和操作，都以有利于对外侵略和扩张为标准，全部社会生活无不渗透了军国主义的毒素。俄国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封建制的国家。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成了历代沙皇既定的国策。
马克思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马恩全集》第16卷第226页）
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马恩全集》第22卷第24页）
列宁说：“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掠夺各地方、各省区、各民族土地的历史。”（《列宁全集》第13卷第311页）
二、军国主义的幽灵：
弥久不散
十月革命的胜利，破灭了俄国沙皇建立世界霸权的迷梦。但是，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却继续影响着俄国和苏联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内容。这种影响，是通过领袖人物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同时也通过普通民众认为是正确的、准备接受或习惯于接受的事物来实现的。斯大林体制中的浓厚的军事色彩正是如此。
首先是“落后挨打论”。斯大林在1920—1930年代多次提出落后挨打论，在实践上具有激励苏联人民奋发图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积极意义，但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情况观察，不能不承认是对俄罗斯地缘政治中的生存危机传统观念的继承，由此引发出的社会主义建成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赫鲁晓夫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左”的赶超理论，也都打上俄罗斯历史传统的印记。
至于二战前夕发动的苏芬战争、建立东方战线的行动及二战后的苏联西部边界的东移和领土扩张、战后苏联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更是赤裸裸地继承了俄罗斯对外侵略扩张的传统。
其次，“沙皇将帅崇拜热”。在苏联社会中，人们随时随地都会发现对老沙皇如伊凡四世、彼得大帝等及俄国对外战争中的著名将帅如苏沃洛夫、乌沙科夫、库图佐夫等人无限崇拜的景象。在高校的教材中，在文学、艺术作品和电影中，在陈列馆、纪念馆和各地的雕刻塑像中，他们被塑造成民族的英雄、攻无不克的“超人”，难怪有人戏称：“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甚至斯大林在二战期间的演说中，也用这些将帅作为鼓励苏联红军建功立业的楷模，苏沃洛夫勋章是苏联红军的最高奖章，苏联最高军校以苏沃洛夫命名。
特别使人费解的是，战后斯大林在对莫斯科选民的演说中，竟把苏联对日本作战的胜利，称为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后果的雪耻。诚然，爱国主义是要提倡，民族英雄的业绩是要宣扬，但长期存在的“沙皇将帅崇拜热”的现象，只能使人感到沙皇时代的军国主义幽灵似乎仍不时在游荡。
最后，国民经济军事化。实现苏联工业化是斯大林体制的主要功绩，也是这个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苏联工业化的基础和“实质”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苏联工业的内部结构、投资比例和发展战略与政策导向，无不突出军事工业。这个发展战略，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但也造成了苏联长时期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军事—工业集团”，严重滞后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从而制约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这个发展战略的形成及演变中，人们不难发现对俄罗斯军国主义传统的继承。
三、国家主义的实质：
从未改变
国家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传统的又一显著特征。
俄国社会是由国家政权主宰一切的社会。在俄国，无论是政治的沿革，经济的变迁，或者是意识形态、宗教活动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无不是由国家政权所决定。在俄国几百年的历史中，既没有任何有效活动的社会自治力量，也没有任何稳定的社会阶层或阶级、集团，更没有形成任何足以对国家政权予以监督和参与的政治组织，国家成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利。因而，以沙皇为中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一切、决定一切、主宰一切。
伊凡四世使农民进一步依附于由效忠沙皇的臣仆所占有的土地上。1649年的法典，标志着农奴化的完成。农奴制度是沙皇政权的统治基础，它既给国家源源不断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剥削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又为沙皇提供了控制和削弱贵族地主，使之忠实地为自己服务的有力手段。俄国的世袭贵族遭到沙皇多次的沉重打击之后日益走向没落，尽管在形式上还保留了某些特权，但总体上说，他们已经完全臣服于沙皇。封建贵族中更重要的是服役贵族，他们是沙皇恩惠的产儿，是支持沙皇统一集权的社会基础，又是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核心力量。
俄国农民分为国有农民、教会农民和地主农民，被固着在组成村社的小块土地上，他们作为俄国社会的基本生产者阶级，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利益保障，他们仇恨贵族地主，并经常不断地用起义骚扰活动来表示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们相信好沙皇，相信“沙皇爷爷”会来解救自己的苦难。
在俄国农民中，服从沙皇权威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情节：起义的农民在代表沙皇的军官面前，不仅屈服顺从，而且把他们自己的领袖绑缚起来送交官府。
俄国农民是皇权主义者，这已得到人们的共识，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把认识俄国社会和斯大林体制的钥匙。
俄国的工业发展及其随之壮大的资产阶级，也是一个依附于国家政权、支持沙皇统治的阶级。俄国早期的商人阶级，在全国具有一定势力和影响，但其一开始就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他们接受皇室的委托，包揽关税及其他税收，从而大发横财，成为积极支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一支力量。18世纪初，彼得大帝为了解决对外扩张急需的铁、枪炮、火药、船舰和制服等物品的问题，运用国家的力量大力发展工业。他下令建造的工厂，按照国家的垄断指令进行生产，最大的主顾也是国家自身，把开办工厂看成在严格监督下的一种国家公务活动。
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取消了彼得时期的某些限制，工厂数目有所增多，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上半期，由于农奴制度的束缚和以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代表的国家政权的守旧与反对，俄国的工业发展非常迟缓，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仍处在阵痛中。
10世纪传入俄罗斯的东正教，随着俄罗斯中央集权的加强，也逐渐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维护沙皇统治，服从沙皇意旨的工具。而缓慢成长起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虽然其中不乏对农奴制度及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批评的先进分子，但总体上说，他们被威慑于沙皇的箝制之下，受到沙皇政权的严格监视和控制，因而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之，到19世纪上半期，以沙皇为中心的皇权主义实质的俄罗斯国家主义，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着农奴制度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传统的特点虽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例如社会开始从一元化逐渐向多元化发展，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地向沙皇乞求一点权力的赐舍，沙皇的绝对专制逐步走向地主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专政。但是，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实质，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国家主义成分在淡化，伟大的列宁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邃的目光和宏大的气魄，力图把俄国引上一条现代化的通道。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捉弄着人们：俄罗斯传统中的国家主义在斯大林体制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以国家名义控制着的苏联社会，在政治上的集权、经济上的集中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现象，似乎与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国家主义有着惊人的雷同之处，不过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阶级性质和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已。难怪有人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沙皇俄国历史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再现。斯大林体制使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主义，在现代“理论”的包装和组织形式的掩盖下，恶性膨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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