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 : 0 | |||||||
(原文發表於2025年5月26日)这是一个发生在乾隆年间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代锡伯人背井离乡的万里长征。
这是一部改写了民族命运的恢宏史诗。
 一 奏折
雪花在飘。与天山上的飞雪一样不安的，还有烛光下踱步的身影，夜被呼号的北风撕扯着，徘徊的人把黑暗全都锁进了打结的眉头。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冬夜，整个边疆在彻骨的严寒中不动声色，但灯下的人知道，这只不过是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短暂的平静，内忧外患中，驻防的兵力不敷调用，北方的沙俄一旦展露野心，驻疆官兵恐难抵挡。
多少个这样的深夜，伊犁将军明瑞都为此愁眉不展。这一夜的北风，把一群马背上的男人吹进了他的脑海，他不禁嘴角上扬，身影终于定格在灯下，随着烛火猛烈地跳动着。在这个风雪交加的边疆之夜，明瑞终于写好了一封长长的奏折，差人连夜快马加鞭地送出。
吹了灯，他和衣而卧，这才觉出雪夜的寒冷。
数日后，紫禁城内，御书房摇曳的烛光下，来自天山脚下的奏折被缓缓打开。
“……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条）
乾隆合上奏折，眼前跳动的烛光中不禁也浮现出一群拉弓射箭的锡伯人的身影，锡伯人的善于骑射、英勇善战世人皆知，圣祖康熙曾因此将锡伯人从齐齐哈尔等地迁往盛京，六十年前，近五万锡伯人已经历过一次南迁，如今，让锡伯人再次经历亲人分离之痛？又或者……太监此时上前将烛火拨亮，御书房内顿时因明亮的火光而产生了瞬间的暖意，乾隆将身子直了直，御书房外偌大的紫禁城已经沉睡，乾隆起身，太监赶紧上前给他加了一件披风，他边踱步边念叨着：“好一个明瑞”。
在紫禁城中坐拥天下的乾隆比远在伊犁的明瑞看得更远，挑选优良官兵到边疆换防，对于整个大清来说，这是一种战略的必需，一来以锡伯兵的骁勇善战可保边疆，二来让几个民族共处一地也可互相牵制，以保大清江山的稳定。明瑞将军的心中装着一个边疆，而乾隆帝的心中装着的是整个江山，在御书房内踱了一圈之后，乾隆又回到案边拿起了毛笔，朱红的字迹在烛光的映照下泛起温润的光泽。
最后的决定是经过廷议后做出的。在明瑞所奏的实情面前，调遣锡伯兵到伊犁已是刻不容缓，廷议的焦点是在“驻防”还是“换防”上。换防军定期轮换，不能携带家眷，而驻防军则为常年驻军，可以携眷带属。明瑞将军奏请换防，或许还不够，边疆不仅需要守卫，更需要建设。廷议中没有太多的争论，虽然参与廷议的大臣都清楚，他们的决定对于锡伯族人民来说将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但出于对清政府长远利益的考虑，很显然这是值得的。
远在盛京的锡伯人并不知道，北京紫禁城内，那个操纵着国家运作的权力机构，已经下了一个对锡伯族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
就这样，明瑞将军的一封奏折，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那封朱批奏折与数以万计的奏折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洪流，当它印满了岁月的黄斑躺在那里沉睡之时，与它有着密切关系的锡伯人却远离故土，在遥远的边疆繁衍生息，度过了二百多个春秋。
曾经在臣子与皇帝间传递讯息的奏折，如今连通了古今，让二百多年后的我们了解到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与那些经过了粉饰之后的文字记录不同，它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那些如音符一样的满文，爬满了颤动的黄纸，弹奏出的依然是清代的旋律。这样一封经过了长途跋涉的奏折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之后，又穿越了二百多年的时光，为锡伯人提供了寻找历史真相的答案。
 二 路线
伊犁将军明瑞也许没有想到，当他的眼前浮现着边疆繁荣稳定的画面之时，在北方的草原、沙漠、高山与大川上，即将留下一串浸透着血汗和泪水的足迹，尽管这串足迹的大部分已在如今的蒙古国境内，但它仍然那样真实地留存在大地上，任凭风沙吹打，一直清晰地蜿蜒着，那是一条存在于舆图之外的西迁路线，一条可以用脚步丈量和感知的路线。
“由塞外行走。”
这是旨谕中指定的锡伯族西迁路线。
制定这条路线的人一定在清朝那广阔的舆图前站了很久，也一定用手指指点点讨论了很久，但无论最后出于什么原因定下了这条路线，无疑他们是在舆图前完成的。将舆图放大到与大清的江山一样大之后，他们的视线就再也无法轻松地从盛京直抵边疆，之间的万水千山是视线无法穿透的，他们的目光是一条直线，而脚印和车辙却只能曲折向前。锡伯人将用双脚去丈量这条路线的实际长度，每一步都将真实地烙印在大地上。
盛京将军舍图肯是最先知道这条行军路线的人，当他看到这一旨谕的时候，盛京正是隆冬季节，锡伯族人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元日是他们最后的团聚。
舍图肯将挑选部分官兵西迁的消息传达给锡伯族人，当人们沉浸在震惊和悲痛中时，舍图肯将这一路线看了一遍又一遍，舆图上从盛京到边疆那一连串的地名，对锡伯族人来说都十分陌生，但这些地名将会在漫长的征程之后变成一座座丰碑，成为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指尖过处，舆图愈加立体鲜活，他甚至能听见河流的呜咽、风沙的咆哮。
紫禁城中的军机大臣们将旨谕传出之后，他们的任务就已经完成，至于谁会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在传达旨谕的时候一并交给了舍图肯去决定。当然，他们可能连一个锡伯兵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至于谁将要去经历迁徙的苦难，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他们的眼里，结果远比过程重要。为了达到他们想到的结果——西迁成功，舍图肯开始了同明瑞一样的长久的徘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同样的眉头紧锁、同样的彻夜难眠，画面在时空的转换中交汇在一起、重叠，而这样的画面，最后都被西迁的马蹄所扬起的滚滚烟尘所吞没。
舍图肯不愿任何一个锡伯人倒在西迁的路上，旨谕中的“精壮能牧者”正合他的心意，也只有精壮的士兵才能禁得起这一路的风餐露宿。他缩小了挑选的范围，将人选的标准定在了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身强力壮、马背技艺谙练、善于狩猎的锡伯人。最终从盛京、义州等十五地挑选了官二十名，兵一千名，因旨谕中说要“携眷遣往”，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千多名官兵要携着老老少少三千多家眷举家西迁，舍图肯造册上报。这四千多人的名字在纸上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彳亍在舍图肯心中的那条西迁之路上。
如果没有时间的存在，只剩下空间，将随处可见各民族迁徙的足迹，少数民族的南迁、汉民族的北移，那些错综复杂的脚印并没有将大地踏平，反而使这片土地更显悲壮，每一座山、每一道岭都被迁徙的脚印踩得更加坚实，每一条河水也都荡涤着心酸和苦涩。
在北方苍茫的大地上，依然可以清晰地找出锡伯族人的足迹，，科尔沁大草原上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随后，这些足迹又东移、南迁，脚印延伸至齐齐哈尔、吉林乌拉以及盛京、北京等地，曾经在山林间围猎的锡伯人也逐渐开始了农耕的生活。但锡伯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就算远离草原和森林，他们依然可以恣意地在马背上拉弓射箭，这样的姿势是一个民族的剪影，这一剪影不仅刻在了锡伯人的心中，也同样印在了当权者的脑海中，所以才会在北方的土地上出现了那么多迁徙的足印。
舍图肯将西迁的名册上报之后再次来到舆图前，慢慢将视线从东北移向西方，天山脚下、伊犁河畔，那里是此次西迁的目的地，他用手指轻轻地从盛京划至伊犁，舆图冰冷的温度从指尖传来，一路的山山水水穿行而过，此时的水已成冰，但到春暖花开之时，纸页上的队伍将踏上这条路线，开始未知的跋涉，锡伯人要经历几次花开才能将这条路行尽？他不知道，指尖处的山水也不知道。
 三 家庙
如果一座普通的建筑被披上了“圣地”的外衣，那么它必定有那么一个瞬间被永远铭记，而那个瞬间一定牵扯着数代人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的圣地，才能盛得下无尽的辛酸、苦难与无数人的精神寄托。其实这样一座建筑，无论被建在哪片土地上，它都矗立在人们的心中，也只有建造在心中的建筑，才能永不倒塌。
锡伯家庙（太平寺）躲过了三百多年中的数次浩劫，几经修葺，保存至今。康熙四十六年（1707）“众锡伯筹银六十两，购房五间”建成锡伯家庙的时候，建造者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太平寺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成为了每一个锡伯族人的心灵归宿，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栖息地。
只因它是西迁的起点，更是骨肉分离死生不复相见的话别之地。家庙承载了一个民族最痛的记忆，也承载了一个民族最勇敢的品格、最无私的奉献精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十八，当生活在盛京的人们热热闹闹地逛娘娘庙会时，太平寺内却被离愁笼罩着。一部分从各地集结而来的锡伯官兵与亲眷聚在家庙举行最后的聚会。
此时的太平寺已经扩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喇嘛寺院，正门、大殿、中殿、配殿处处透露着威严，三世佛、龙王、财宝大王、十八罗汉等雕塑和图绘在家庙内供人供奉，与往常祭拜不同的是，这一天，每个人都眼含泪水比以往更加虔诚，他们祈求这些神灵可以守护将要远离故土的锡伯人，他们祈祷漫漫西行路上的风沙可以更少些，它们祷告风餐露宿的日子可以快些过去。
在喇嘛的诵经声中，一个九岁的孩子被大人们的悲痛所感染，没有了往日的欢笑。鲜有机会进入太平寺的图克善，好奇地打量着寺庙内的一切——这个有着数十个房间、坐北朝南的建筑无比宏大；杀牲祭祖、焚香祈祷的场面热闹中透露着悲壮……从父辈们的交谈中他已渐渐明白了离别的意义，虽然“驻防、戍边”等一系列陌生的词语近日频繁地钻进了他的耳朵，但他并不清楚它们的含义，就像他不清楚，太平寺今后在他的生命中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他更加不会知道，重返盛京已是四十五年之后的嘉庆十四年（1809）。归来时，只有姑母还记得他的乳名图克善，人们都称呼他为图伯特总管，他率领军民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让西迁的锡伯人得以在遥远的边疆繁衍生息。但此时，图克善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他需要像他的父辈们一样勇敢地踏上西迁之路。
四月十九，“诸军齐会西门外，亲戚送别，男女啼哭，惨不忍闻，俄而三次炮响，哭声顿止，一齐发去。”那戛然而止的哭声，是骨肉分离的巨大隐忍，是不畏艰险的毅然决然，是忠心耿耿的视死如归，是金戈铁马的家国情怀。
炮响之后，协领噶尔赛率锡伯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拉着行装，在清兵护送下走出彰武台边门，一步步远离盛京。九天前（四月十日），协领阿穆呼郎已率一队人马启程。这一天，登记在册的所有锡伯族官兵及家眷，都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西行之路。
而此时，两位协领并不知道，在这由男女老幼组成的几千人的队伍中，还有四百多名不愿与亲人分离的未注册人员悄悄跟随，他们清楚地知道西迁之路艰阻且长，但他们宁愿与亲人在一起去经历重重困难，也不愿分隔两地永不再见。四千多锡伯人就这样收起泪水，开启了锡伯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四 火种
西迁的锡伯人除了行装、弓箭、刀枪、粮食、帐篷等行军的必要家当之外，还带着故土的五谷籽种、喜利妈妈以及火种，他们用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祈求西迁后的日子五谷丰登、子孙绵延、生生不息。
没有任何可靠的记载告诉我，当年的五谷籽种是如何被带到了边疆，我猜想他们应该是装在布袋里，遇到雪雨天气也一定是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才能让我在二百四十八年后（2012年）的锡伯家庙内，看到身着节日盛装寻根祭祖的新疆锡伯族后裔，用小巧精致的玻璃瓶，装满从边疆带回的五谷籽种，他们在将种子敬奉给祖先的那一刻，就像当年家庙拜别的锡伯人一样，眼里噙满了泪水。这些种子生长自那片被察布查尔大渠灌溉的土地，这些种子与当年的种子一样跨越了万里河山，这些种子也让锡伯族人在离开马背的日子，无论在哪一片土地上都能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种子被埋在地下灌溉发芽，在季节的轮换中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锡伯人；而喜利妈妈则被供奉在屋内的墙角上，在朝代的更迭中保佑了一代又一代锡伯人。不知在当年西迁的行军队伍中，有多少个小袋子里装着各自家族里传承了数代的喜利妈妈，它们和五谷的籽种一起被一路呵护到边疆。每年大年三十，这些喜利妈妈都会被恭恭敬敬地请出来，悬挂在屋子西北—东南离地两米高的对角线上，那一个个小弓箭、小铧犁、小吊床、小靴鞋、小布条、羊拐骨是锡伯人的代代香火，更是锡伯人对祖先的崇拜与敬重。在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西迁路上，在喜利妈妈的护佑下，有三百五十多个小生命诞生，这些行军途中的传奇让我们知道，生命的延续竟可以如此坚韧，如此震撼人心。
西迁路上被小心翼翼呵护着的，还有从盛京带走的火种——一种用芨芨草编的火绳。芨芨草的生命力极强，耐干旱，耐盐碱，在极其贫瘠的土地上依然可以茁壮生长，它们在嫩叶时可供牛羊啃食，老茎可以编筐、造纸，它们甚至可以入药。就是这样一种在北方大地上最寻常不过的草，让锡伯人用双手捻搓成一条条长长的火绳，西迁路上，一根燃尽了再引燃下一根，所到的草原、荒漠之处，就地取材，从未中断。这火种不仅可以煮熟食物供男女老幼果腹，还在无数个没有星星月亮的夜晚为旷野中的锡伯人带来光亮，这火种更是燃烧在锡伯人心中的温暖与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勇气与力量。
万里西迁路，锡伯族人历尽四季交替，在走出彰武台边门后，经通辽进入科尔沁平原，横穿了整个无边无际的蒙古大草原（从东到西穿越了如今蒙古国的腹部地区），又走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他们一步步走进寒暑冷暖，走进风霜雪雨，用双脚踏平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磨难，他们一路慎之又慎地守护着五谷籽种、喜利妈妈，守护着生存的火种、繁衍的火种、希望的火种。
 五 过冬
在如今的中国地图中，我仍然能看到乌里雅苏台的名字，只不过它已在雄鸡版图之外的蒙古国境内。对于西迁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却在严寒中透着温暖与希望。
从盛京出发的四个月后，两队锡伯官兵陆续抵达乌里雅苏台。从盛京出发，锡伯人已经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彰武台边门、通辽、开鲁、阿鲁克尔沁、西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右翼后旗、中前旗、车臣汗旗、库伦（乌兰巴托）……这些曾在舍图肯指尖的名字已经被锡伯人的汗水打湿，散落在故乡之外，蜿蜒成五千多里的遥远路途。
锡伯人背朝故土，面向边疆，经酷暑、历严寒、走大漠、越黄沙……抵达乌里雅苏台时，除了牛马死亡无数，人们的口粮也几乎耗尽。而农历八月的蒙古草原已是天寒地冻，草黄风急，无法继续前行。
这是锡伯人停留最久的地方，七个月的驻足，只为等待春草返青。严寒，是乌里雅苏台留给锡伯人最深刻的记忆。
就在锡伯官兵在乌里雅苏台休养生息期间，十一月初一，乾隆皇帝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将西域新疆增入其中。此次锡伯人西迁的终点——伊犁，也被乾隆帝特别指示“伊犁、叶尔羌、和田等另纂在甘肃之后”。乾隆帝不会想到，正在乌里雅苏台休整的四千多锡伯军民，在抵达伊犁之后，为伊犁地区的稳定和农业发展带来了怎样卓绝的贡献。图伯特、萨凌阿、喀尔莽阿、色普西贤等各任锡伯营总管，带领一代代新疆的锡伯军民开凿了察布查尔大渠、皇渠、哈尔博户、特古斯塔柳锡伯渠等多条水渠，向各族人民传授农耕技术，为边疆打通一条条水脉，让伊犁河两岸阡陌纵横，伊犁“塞外江南”的美誉才得以流传至今。
但乾隆三十年春寒料峭之时，带着五谷种子的锡伯人还被困在距离伊犁数千里的乌里雅苏台。一路与锡伯人同行的牛马已死伤近九成，经过协领们的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借出五百匹马和五百峰骆驼，并约定抵达伊犁之后，按数交还。这些马匹和骆驼，为锡伯人的继续西行增添了勇气，也是这个军事重地在严寒之外送给锡伯人的一缕温暖。
寒冷的冬天终将过去，西迁的路也总有尽头。军纪严明的锡伯队伍，在最后一片雪花落地之后，便为重新上路做好了准备。他们没有舆图，他们看不到终点，他们只有当下，但他们坚信，眼前的每一步都会缩短与终点之间的距离，都会消减在路上的苦难。
 六 抵达
虽然转暖的天气催促了西行的脚步，但由于春雪消融，暴涨的河水也阻挡了锡伯人的行进之路。
阿勒泰山脚下的科布多一带多条大河水流湍急、无法强渡，锡伯人只能绕道而行。跋山涉水中，从乌里雅苏台带出的四个月的口粮又所剩无几，所借马匹、骆驼也死亡甚多。好在春天万物生长，沿途的野菜和蓬勃的生机给了锡伯人希望，再加上请奏的救济补给及时送达，锡伯军民架桥渡河、穿越险关，一路泥泞、一路坎坷，渡过额尔齐斯河、穿越果子沟天堑，终于在七月二十、七月二十二先后抵达伊犁。
与一路的跋涉与褴褛不同的是，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万里行程之后，此刻的锡伯人穿戴整齐、精神抖擞，无论军民，都以最好的状态站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四百多个背离故土的日日夜夜，从时间的缝隙呼啸而来，在遥远的边疆，定格于五千零五十张面孔中。这些面孔呈现出的是骨子里的坚毅果敢、勤劳朴实，我甚至无法描画其中的任何一张，他们如此模糊却又如此清晰。这场西迁壮举是锡伯人一次伟大的长征，不仅为锡伯族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火种，也为锡伯人走出了一条独有的民族精神之路。
曾在寒夜里送出奏折的明瑞并未在第一时间看到他心心念念的锡伯官兵，此刻他正在平定乌什之乱。
由于已经过了耕种的季节，参赞大臣爱隆阿将锡伯人暂时安顿在乌哈里克城（今霍城县芦草沟乡）。这里虽不是此行的终点，但半年时间的停留与休整，足以让来自东北的人们逐渐熟悉这原本遥不可及的边疆，西迁的锡伯人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伊犁河北岸的秋与冬。
显然，没有春耕便没有秋收，这并不是一个收获的秋天。从乌里雅苏台借用的马匹也并没有如约归还，它们需要继续为初来乍到锡伯人当差、耕田，欠下的马与驼的“债”最终限期以每月的钱粮做了抵扣。
一无所有的锡伯人被编成六个牛录，从“举债”开始，正式开启了边疆的驻防生活。
 七 卡伦
在乌哈里克城驻扎了几个月之后，次年（1766）正月，锡伯官兵及家眷趁着伊犁河结冰，再一次带上仅有的家当，扶老携幼走过了伊犁河。伴着天山的雪花，高唱着猎人之歌，锡伯人走过了宽阔的伊犁河冰面，来到了清政府指定驻防屯田之地，即“伊犁河之南，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绰豁啰拜兴、豁吉格尔巴克一带”，也就是如今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这一次，他们才算真正抵达。
土地从不会辜负勤劳的人，在伊犁河南岸安顿之后，五千多锡伯人收拾起思乡之情，在异乡落地生根。随着锡伯人口的不断增加，六个牛录变成八个牛录，正好对应八旗编制，乾隆三十二年（1767）“锡伯营”正式组建。
锡伯营的组建就像是给锡伯人上了户口，从迁徙到定居锡伯人完成了时空上的身份转变，从牛录到锡伯营则是让锡伯人完成了心理上的身份认同。从此，他们便是边疆的一份子，是伊犁四营的军事网络中必不可少的存在。
除了赴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换防，以及定期巡守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之外，锡伯营的主要任务就是驻守卡伦。卡伦，是满语的译音，意为“哨所”，乾隆年间，仅伊犁周边就有卡伦九十余座，其中的十八座卡伦，就是锡伯官兵守卫国土的哨所。
西迁的锡伯人就这样在伊犁河南岸建房、耕种、操练，官兵们随时待命定期到周边的卡伦驻扎、换防。从盛京带来的五谷种子在伊犁河畔发芽，喜利妈妈上又挂起了新的弓箭和布条，西迁的火种在伊犁河南岸继续燃烧。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紫禁城内被后人熟知的皇太后钮祜禄氏驾崩，直到五月初一，其神牌升祔太庙，才正式结束了丧仪。而此时，西迁到锡伯官兵已经在伊犁河南岸驻守了十一年，西迁队伍中的孩童已经接过父辈们手中的弓箭，也到了守卫边疆的年纪，他们此刻正在牛录东南百里外荒无人烟的边境上，赶着牛车，就地取材，将碎石、沙子、黄土一车车堆积在一起，并拔来芨芨草混在其中，光着脚一下又一下的夯实着土墙……一座新的卡伦拔地而起。
这里曾是蒙古的一支多兰人生活的地方，所以这个卡伦被叫做多兰图卡伦。这是座坐北朝南边长约三十米的近正方形夯土建筑，上窄下宽的墙垣围起了一座边防哨所。卡伦通常被建在道路交错的地方，但对于驻守的官兵来说，这里则是道路的尽头。卡伦里的四个角楼是他们能登临的最高高度，院内的水井是他们能见到的最大深度，住所、库房、马厩、草棚是他们生活中的全部，远离人烟的孤寂，让他们学会了苦中作乐，他们经常会听年长的人讲起西迁路上的故事，比起西迁，驻守卡伦还算什么艰难？在这无人之地，他们手握弓箭在卡伦里比试较量箭无虚发，他们站在七米高的瞭望台上回首百里外的伊犁河畔，他们在东北方向吹来的风中思念远在盛京的亲人……
如今他们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下残破的土墙用遍体的沟壑诉说着卡伦的传说，诉说着西迁的锡伯族后裔为守卫边疆领土完整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春秋。
 八 扎根
一代又一代锡伯人在边陲驻守了二百多年、耕耘了二百多年。在朝代的更迭中，锡伯人民平息内乱、驱逐外敌；在伊犁河的波涛里，锡伯后裔开渠耕种、繁衍生息；在思念的歌声中，锡伯子孙建寺祭祖、万里寻根。
根在东北，是新疆的锡伯人生长于血脉之中的记忆，他们从小听着西迁的故事长大，他们一生都在渴望回到故乡。我在锡伯家庙一次次看见回到故土的同胞，眼含热泪地跪拜在祖先的牌位前，用颤抖的手虔诚地敬上香烛，在这个灵魂的栖息地，所有的渴望终于得到释放。在转身的瞬间，他们悄悄地抬起手擦拭掉眼角的泪，他们抹去的是奔涌的思念，抹不去的是数代人的精神寄托。
生在东北的我可以读懂他们的泪水，就像我第一次走进家庙时的心潮澎湃，曾在走进察布查尔时再次重现，那种激荡、那种无以言说的亲切与感动，是渗透在骨血中的民族之情。每个锡伯人都拥有一把能让这种情感喷薄而出的钥匙，这把钥匙可能是家庙的温暖烛光，可能是贝伦的欢快舞曲，可能是卡伦的残垣断壁，可能是锡伯大饼的阵阵飘香……
西迁的锡伯后裔在寻根的同时，也在伊犁河南岸扎下了根，更为锡伯族保留下了文化之根——锡伯族的语言、文字、民俗在遥远的边疆传承至今。
锡伯人对西迁的集体记忆从明瑞的一纸奏议开始，这本奏折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今天，影响着西迁数代人的命运，甚至每一个锡伯人都不能拒绝这种影响——当我们在民族的交融中“丢失”了语言，终于在长大后用生涩的发音说出“baita akū na”（你好）的时候；当我们跳舞的天赋被“封印”，终于在冬布尔的琴声里不自觉地扭起肩的时候；当我们探究历史的真相无从下手，终于用传承下来的文字从浩瀚的满文史料里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那本奏折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奏折制随清政府的灭亡而废止，锡伯营制在1938年被废除，甚至连当年的西迁路也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但是，我们在尘埃之中依然能看到1808年开凿完成的察布查尔大渠流淌至今，伊犁河南岸生长的五谷种子被一次次带回家庙。
当锡伯后裔们用双手捧起那些饱满的种子，就会嗅到二百多年前泥土的芬芳，风从时间的褶皱里吹来，扬起了西迁路上的滚滚烟尘，那些人和事在历史的决绝处隐秘生长，从未消失。
|
Copyright © Easy Property Co.,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