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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7月30日)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9年，大宋熙宁二年，大辽咸雍五年。
这一年二月，宋神宗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标志着王安石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是上一年被调入开封的，当时因为资历太浅，不能直接当宰相，所以在翰林学士的职位上待了一年。不要小看翰林学士，表面上只是皇帝的贴身秘书，但是因为能够经常和皇帝当面讨论问题，所以很容易加深和皇帝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信任到什么程度？有人指责当时的宰相曾公亮，说你怎么不纠正王安石的错误啊？曾公亮把手一摊：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的似的，你叫我怎么纠正？
到了这一年，王安石又进一步，成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了。如果只论官职，他的前面还有宰相三个人，老资格的富弼、刚刚说的曾公亮和年轻的新提上来的陈升之。陈升之即使号称年轻，那也比王安石大十岁。其他还有参知政事、枢密使一大堆，文彦博、吕公弼、赵抃、韩绛、唐介，熙宁二年的执政班子一共九个人，其中数王安石资历最浅。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排名这么靠后，权力不够大啊，怎么主持变法？
虽说当年庆历新政的时候，范仲淹也是以参知政事的身份搞改革，但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更大，他专门为王安石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名字有点长，叫“制置三司条例司”。
解释一下这个名字：宋朝的宰相是不管财政的。管财政的部门叫三司，独立对皇帝汇报。丁谓、张方平、包拯，都是主管三司的官员。为王安石这个参知政事副宰相设立一个和三司有关的机构，这是让宰相可以碰财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制度突破。“制置条例司”逐字翻译过来就是，制定和财政有关的新规章的部门。现在你明白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宋神宗为王安石量身定制的一个新机构，要为马上发动的改革做制度设计。
看出来王安石在此刻大宋政局里的独特地位了吧？你就想，一家现在的公司，董事长突击提拔了一个排名最末的副总，而且为这位副总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公司的战略转型和新品研发，并直接向董事长汇报。那么请问，这个副总和公司现在名义上的总经理，谁的权力更大？答案不言自明啊。
后来也有人反对这个新机构，说太破坏制度了。神宗皇帝想着，要不就把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功能并给宰相得了？王安石说，那哪儿行？现在这样多好？我们商量事儿比较容易，干事儿也比较有效率。如果放回到宰相班子里，那我什么还得跟其他几个人商量，商量完了还得起草文件，文件搞完了还得几个人都看，执行任何事儿也得几个人都同意，那效率太低了。
从这个细节你就知道：因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存在，王安石的地位有多特殊？权力有多大？可以说甚至超越了正常的宰相。
但这还没有完，制置三司条例司只是一个策划部门，它只能制订政策，不能执行政策，用今天的话说，叫这个机构“下面没有腿”。到了这一年的9月，神宗就又为它设立了一个执行机构，叫“提举常平司”，在各个地方上都有分支。这就厉害了：王安石居中策划，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订政策细节，报神宗批准，发到各地的提举常平司执行 ，这就在原来的行政系统之外，又新建了一套系统，王安石的权力进一步扩张。
而且，制置三司条例司基本上用的是一些王安石欣赏的年轻人，像吕惠卿、章惇、曾布等等。苏辙也曾经短期加入过。他们的日常工作状态什么样呢？苏辙后来有一个回忆，说王安石把我还有吕惠卿几个人召到自己家里，边吃边聊，席间拿出了一卷书，说，这就是青苗法，你们几个看，有疑问的地方就提出来，我们讨论，但是不要让外人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状态：突然被委以重任，突然有了个小群体，突然有了共同的小秘密，突然觉得自己有幸参与这么重大的事件，那当然很容易就能从胸中燃起一股冲天的豪气。
但是，被排斥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人呢？其他官员的感受那可太糟糕了。苏轼在今年12月就上了一份奏疏描述这种感觉，说你们制置三司条例司，里面六七个年轻人没日没夜、点灯熬油地在里面鼓捣方案，然后就看见四十几个使者奔赴全国去执行。你们搞的声势越大，老百姓就越觉得奇怪，你们想的办法越新奇，其他官员就越困惑。对啊，你们那个屋子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明知道里面讨论的事都很重要，但我们只能在趴着窗户往里面张望，是不是很难受？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评价最两极分化的一场改革，王安石变法，就在这种有人兴奋、有人疑惑的氛围中轰隆隆地开始了。
1
为什么变法？
对王安石变法，我们这一代中国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呢，中学历史都学过，而且我们这代中国人，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所以，我们对于“王安石变法”有天然的认同感、亲近感。尤其是那几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对王安石变法精神的总结，这砸烂一切锁链的大无畏精神，听起来多带劲！
要说陌生呢，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理解，我们又有很多误区。
比如，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吗？是。但你可能没意识到的是，从南宋开始，王安石的历史形象就渐渐“黑化”了，不仅变法被彻底否定，跟着他搞变法的几个人，像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甚至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至于王安石本人，后世的主流士大夫，像朱熹、马端临、李贽 、顾炎武 、王夫之 、黄宗羲 、龚自珍，都对他持负面看法。他的这个形象从南宋一直持续到元、明、清。直到清朝末年，梁启超他们因为也要搞改革，才开始有人说王安石的好话。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吗？是的，很多人都知道，宋神宗一死，司马光上台之后，马上就废除了所有的新法。但是，如果你去细看后来历史的细节，很多新法措施，像青苗法 、免役法 、市易法 、均输法 、农田水利法 、保甲法都在以各种变形的方式被使用。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条路只要往前探了一点，就不会消失了，不管对这条路的评价如何，也不管先前的成败如何，总会有后人继续试着往前走。为啥？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面对的挑战，差不多就那些，身在挑战中的人，什么方法都会试试，先前有人走过的路都是宝贵的精神资源。王安石他们探索出来的方法，其实都后继有人，所以谈何失败？
还有一点，王安石变法是因为无效才被废除的吗？恰恰相反，非常有效。
变法的目的，无非是两条：富国和强兵。在富国方面，因为变法，国家财政状况那是立竿见影地好转了。我就给你看一条证据，王安石变法结束后，元祐初年的户部尚书就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没钱了，而是因为各种新法，国家积累起来的钱太多了，有五千多万贯呢，得赶紧用起来，不然资源闲置就太浪费了。那强兵呢？就在这熙宁年间，发生了“ 熙河开边 ” ，宋朝收复了河湟之地。这是什么地方？简单说，就是今天从陕西宝鸡到青海西宁之间，黄河上游，青藏高原边缘的这一大片地方。从此，宋朝对西夏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的局面。这可能是澶渊之盟以来，宋朝最重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没有强大的财政后盾，可能吗？没有军队战斗力的实质性提升，做得到吗？
说到这儿，我估计你就糊涂了。这变法不是挺成功的吗？那些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苏轼、文彦博，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人在玩命反对什么呢？
是的，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真正有趣的地方。
拿治病打个比方吧：王安石这个大夫面对大宋朝这个病人，诊断没错，下手术刀的部位也没错，甚至这个病本身也确实有起色，但是，产生的副作用太大了，最后病人家属一商量，算了，不得不中断了治疗。当然，正因为它部分有效，所以很多治疗手段，后来又不断被重启。这是后话。
大宋朝有什么病？穷病啊。怎么治？搞钱啊。如果你看过《文明之旅》1043年讲庆历新政那期，就会知道，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一定要揪住财政问题这个抓手。只有钱，才是一场大型改革的仪表盘和进度条，大家看着财政状况的改善，才能逐渐凝聚上上下下的共识，平息方方面面的疑问，改革才能往前推进。在这一点上，王安石看得极准。但是，关于怎么改善财政？怎么搞钱？王安石提出了一套非常创新的思路。
那是上一年的八月份，宋神宗召集翰林学士讨论一个问题：国家祭祀大典之后，按惯例给大臣们的赏赐，能不能少给点？神宗皇帝也真是不容易，一上台就当着一个穷家，连这种惯例性的赏赐，也得想想要不要省。这本来是一次很普通的讨论，但是没想到擦出了一朵巨大的火花。王安石第一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后来变法的核心思路。
但这个思路太让人震惊了，以至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很有名，因为发生在皇宫中的延和殿，所以被称为“延和论辩”。
刚开始是就事论事。司马光说，既然国家财政不宽裕，大臣们也觉得不该再接受这种赏赐，省了就省了吧。这是儒家士大夫考虑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皇帝带头节俭过日子，总是好的。
没想到王安石不同意，他说，给大臣的这些赏赐才几个钱？省这点小钱，会伤了朝廷的体面。这就有点不按常理出牌了，王安石又接了一句，“别老是张口闭口老是说国家没钱，这不是当前的重点。”
此言一出，司马光就困惑了：从真宗末期开始，财政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你怎么能说这不是重点呢？
王安石说，国家这么大，怎么会没有钱？之所以觉得财政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没错，“善理财之人”是王安石的原话，你是不是听着挺亲切？
司马光一听就明白了，你说的善于理财的人，说白了，不就是能到民间搜刮的人吗？把老百姓兜里的钱都掏出来让朝廷花，老百姓穷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造反，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好，这场辩论看到这里，我们按一下暂停键。
司马光其实指出了一个当时的千年难题。自古国家财政出了问题，通常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皇上省着点花，要么老百姓多出点血。当然，让老百姓出血有很多方法，不见得是直眉瞪眼地收税。比如，汉武帝的时候，桑弘羊他们就搞出来盐铁专卖这样的制度。税虽然明面上没有加，但是老百姓要吃盐，要用铁器，不好意思，只能买价格又贵、质量又差的国营产品。这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盘剥民间。
这样做当然有代价，但是没有办法。汉代的盐铁会议上，有人指责这套办法残害百姓，桑弘羊就连珠炮地问了一组问题，如果不这么干，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这被称为叫“桑弘羊之问”。言下之意：你们说的什么仁义，什么民间疾苦，我懂啊，但是叽叽歪歪地反对没有用啊，干事就得花钱，总得有一个建设性的办法啊。除了搞这种国营政策，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自从“桑弘羊之问”被提出来，到现在的宋朝，一千多年了，也没人回答得了这个问题。帝制国家的财政，还是在要么皇帝省着花，要么花样翻新地盘剥百姓之间打转转。司马光在延和殿上，也是拿这话逼问王安石，你这有什么新鲜的？不过就是想走桑弘羊的老路？
好，我们回到延和殿会议，继续听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接下来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桑弘羊那样的，都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用给老百姓加负担，但是照样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王安石说，自古以来的那个两难，我有办法，我能走出第三条道路。
司马光说 ，哈哈，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这个世上的财富，总数是定的，就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你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是凭空变出来的财富吗？这话符合那个时代的人的朴素常识，对啊，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大家都省着点花，日子就好过，老爷子非要一天喝一顿大酒，钱哪儿来？肯定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啊。你说的理财，都是骗人的鬼话，钱能是大风刮来的吗？
延和殿论辩，最核心的就是这几句对话。电光石火之间，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划出来一道思想鸿沟，也提出来了一个跨越时代的问题：天下的财富到底是恒定的还是可以增长的？通过理财，也就是资源配置，有没有可能凭空增加出财富？这个问题好深刻。
我们现代人看见这个问题，就会心一笑了：司马光啊司马光，你说的当然对，但那只是你那个时代的真理。你要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就会知道：王安石说的其实也有道理，财富的总量不是恒定的，确实是可以增长的。
这个道理，人类什么时候才懂的？工业革命之后。我们通常把工业革命的起点算作是1776年，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同样是在那一年，亚当·斯密还出版了《国富论》。这是现代社会来临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国富论》这本书第一页就讲到了一个做针的工厂：一个工人让他自己独立去做针，一天时间，恐怕也造不出来一枚针。但是，如果要进行分工合作，把做针分成18个工序，有的人抽铁丝，有的人拉直，有的人截断，有的人削尖，有的人装针头，有的人包装，那10个人一天就能造出48000枚针，相当于人均能做出来4800个。天哪，4800倍，这是什么级别的效率增长？而且请注意，这里面可还没有加上什么新技术，就只是在分工上做了一点优化，就有这么巨量的效率增长。
你看，很多人对工业革命其实是有误解的，以为有蒸汽机才有工业革命。不，蒸汽机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比新技术更重要的，其实是人类找到了一种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分工合作。
所以，王安石也并不是在吹牛。从理论上说，世间确实是有很多方法，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只通过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就是王安石说的“理财”，形成新的分工合作的社会结构，也可以让天下的财富发生增长。这不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吗？
所以，我们今天看王安石变法，不用陷入那种对错功过的争论。王安石和司马光，按照不同的时代标准，都有对的地方。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明明是一条可以通的路，但王安石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走得下去？
换句话说，我们所在的现代社会和王安石、司马光的宋朝，中间到底有什么跨不过去的鸿沟？
2
青苗法悖论
这是我们第一次聊王安石变法，今天我们就看一个很小的切口：青苗法为什么搞不下去？
从设计上说，青苗法真的很精妙。
下面我请你代入一下王安石：你现在要为朝廷搞钱，但你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条件，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那么请你放眼天下，举目四望，上哪儿找这种钱呢？是不是有点茫然？
王安石不愧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他知道民间有一种钱，是可以毫不客气地拿过来的，那就是农民找地主老财们借的高利贷的利息。当时的民间高利贷一般是7分利，你年头借我100，我年底要还你170块，甚至更高。这么高的利息为什么还要借呢？农民也是没办法，存粮吃完了，新粮食还没下来，这叫“青黄不接”，不借钱难道等着饿死吗？
王安石说，那好，我政府出钱借给老百姓好了，借不借，自愿，政府只收40%的利息。一方面，这减轻了农民的利息负担，40%今天看是很高，但在当时，毕竟还是比民间借贷的7分利要低很多。另一方面，政府手里的资本，一年居然有了四成的利息收益，这不就是很好的理财吗？
你如果非要问这笔钱的实质，那就是劫富济贫：政府挤进金融市场，抢了地主老财的高利贷生意，既给老百姓创造了实惠，也顺便把富人挣的黑心钱拿过来花花。多好？有毛病吗？没毛病。
但为什么后来青苗法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议呢？因为这个设计思想的很多部分在实践中都变形了，比如，自愿后来变成了摊派，4分的利息变成了政府有理没理都要确保40%的收益，想照顾贫民的政策反而害了贫民，想劫富济贫却成了找老百姓多收了一笔重税。等等等等。那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形呢？这个解释的角度很多，我今天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上的解释，你听听有没有道理。
我们来看青苗法设计的起点：民间高利贷的7分利，太高了，所以有把这个利息降下来的空间。那么请问，真的有这个空间吗？这就牵涉到对利息这个现象的认识了。
在传统社会，不管是中国、西方还是中东，对利息的看法都非常负面。我要是生活在传统社会，我也会这么想。我是个穷人，遇到难处才去借钱嘛，那我就是个需要帮助的人，你借钱给我，居然要收利息，在感受上，这不仅没有帮助我，还在利用我的困难趁火打劫。所以，在传统社会，在道德上，所有的人类文明都反感收利息。
直到现代社会，有了现代利息理论，具体说，就是到了费雪在1930年出版了《利息理论》，很多问题才说清楚了。那在现代金融学看来，什么是利息？这来自于人性的“不愿意等待”，这本书里的翻译是“不耐”。一个苹果，人类总是倾向于今天吃掉，如果你说，今天这个苹果让给你吃，我明天再吃，那我就觉得受了损失，你得补偿我。这个补偿就是“利息”。所以，利息不仅是货币现象，没有货币之前，这个人类的心态早就存在了。
对啊，那什么决定利息的水平？简单说，就是未来的风险，这是未来客观存在的东西。
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里，看到薛兆丰老师写的一组专栏，给我开了特别大的一个脑洞。那个时候，美联储的主席是格林斯潘，很多人都在讨论格林斯潘制定的利率是高了还是低了，甚至有人通过格林斯潘上班时候带的公文包的厚薄去判断他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利率决策。所以，那个时候格林斯潘号称是美国的经济沙皇，权力大得没边。但是薛兆丰老师说，不对，格林斯潘根本没有这个权力。
利率是整个社会把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风险、通胀、国际局势、交易费用加总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汇总指标。格林斯潘在干什么？他不过是跟在市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绞尽脑汁地去识别这个利率到底是多少，然后把它汇报出来。如果他判断错了，他和他的美联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道理你转念一想，其实很容易懂。今天的一个企业家，为一款新产品定价，这是啥权力吗？当然不是。这个产品能卖出的价格其实已经命中注定了，这是市场环境综合决定的。企业家的任务是把这个价格发现出来。如果定错了，甭管是定高了还是定低了，企业都是要付代价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青苗法的起点，当时宋朝民间借贷的普遍利率水平是7分利，高吗？当然很高。但别忘了，这就是当时市场定出来的利率水平。它不是地主老财黑心的结果，它是有合理性的。
其实这也不是宋代，在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利率都很高，民间借贷的年化利率通常都高于5分。为啥？答案就写在题目里：那是“传统社会”啊。
我简单说几个因素，你感受一下：首先是违约率太高。那时候农民除了种地，也没有其他收入，一旦遇到灾荒，很容易违约的。所以，借钱的人自然就要提高利率，好对冲风险。还有，如果是穷人借钱，数额都很小，但是每一笔的审核和催收的成本是差不多的。你要是银行家，你也不愿意跟这样的客户做生意。如果非要借，那就只好提高利息，好覆盖成本。再来，传统社会的信用机制不健全，借钱很少有抵押物，即使有抵押物，估值也很模糊，这又进一步推高了利率。等等。
反过来一想就更容易明白了。现代社会的利率为什么那么低？是现代的银行家比古时候的地主老财更善良？不会吧？答案也很简单，就在题目里，因为是“现代社会”啊。现在银行借一笔钱给我，对我的了解甚至超过我自己。那背后是多么庞大的一套网络啊：我的收入是怎么来的？稳定吗？我的社会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的抵押物到底值多少钱？我要是当了老赖，有多少种办法制约我？等等。这都是长期发育才能有的社会基础设施。银行今天能用年化个位数的利率借钱给我，是因为现代社会的金融风险远低于传统社会。
所以，王安石观察到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的7分利的高利贷，其实并不高。好了，有了“青苗法”，政府出手了，说，大家自愿来，我们这里只要4分利。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胆敢用远低于市场实际水平的利率把钱借出去，就肯定会赔钱。
你可以把自己代入一个角色，就是大宋朝这个时候的一个地方官，现在接到朝廷的命令，要搞青苗法了：给你一笔钱，你把它贷出去，明年，你要负责收回本金和年化40%的利息。请问你会怎么做？
我抱着钱跑到衙门口，看一眼门外的百姓，再看一眼怀里的钱，我腿就软了。不敢贷、不敢贷。
首先，普通老百姓，我太了解了，良民当然是主流，但是最敢跑到我这里借钱的，没准就是地痞流氓赌徒酒鬼，钱拿走就没了。还明年还钱？我明年上哪儿找他们去？
你说，那你贷给良民啊。是。但是甄别谁是良民，你说是官府更擅长，还是乡下的那些地主老财更擅长？本乡本土、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的，他们都要收七分利才敢放款，我这只有四分利，我敢放？那么高的违约率，我拿什么来对冲风险？
从这个角度上说，其实民间借贷的利率其实反而是更低的。为啥？因为灵活啊。
苏辙就讲过，看着民间高利贷利息高，但其实因为有人情在当中做润滑，其实没有那么残酷。如果今年还不上，那就明年还；如果没有粮食来还，那就可以用干草，或者抓只鸡，牵条狗，赶头猪，都可以还债。没有限定死的日期，也没有出纳手续费。用现在的经济术语来说，就是交易费用低嘛。
但是如果是官府，就麻烦了。我是个地方官，要对朝廷给我的这笔钱负责的。你借了我的钱，今年还不上？不好意思，国法俱在，不怕挨打吗？给我一只鸡一头猪，不好意思，老爷我没地方养，我只要现钱。所以，官府的钱，交易成本更高，真实利率应该更高才对，
但是现在只能收年化4分的利率，怎么办？我要是地方官，款又不敢放出去，但是朝廷又希望看到青苗法的成果，那好办了，不就是钱要出去，利息要回来吗？那我只能找富户去摊派。李地主、王地主，朝廷要搞青苗法，我手里这点钱反正要增值4成，你们有钱，受累把这钱给出了吧？如果是更懒一点的地方官，连李地主王地主都懒得找，干脆摊进税收里面，老百姓一家出点血，这不更简单吗？
你可能会说，哎，不对啊，说好了自愿的啊。
这事怎么说呢？你有没有听过这类新闻：“员工自愿降低工资”？对于大权在手的官僚来说，让百姓承认是自愿的，不是什么难事吧？韩琦在反对青苗法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如果朝廷非要推行青苗法，对地方官进行数字考核，那他们当然就有本事把强迫变成自愿。
说到这儿，我们的结论就出来了：青苗法搞不下去，当然有后来执行中的偏差，但问题的根子恰恰在它的设计原理。第一，七分利的高利贷，这种市场自然形成的利率，真的有压低的空间吗？这个空间真的能变成朝廷收入吗？第二，官府自己干银行，如果不能赚钱，反而要赔钱，那么赔的这部分钱最终会由谁来买单？
看懂了这两问题，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青苗法设计精妙、初衷良善，为什么最后还是变成了简单粗暴的百姓税负。
3
两种社会
今天我们是通过青苗法这个很小的切口，来观察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撕裂：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吵、政策设计和实际执行之间的矛盾、对王安石这个人的两极评价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试图让你看到的，则是一个更惊心动魄的裂痕，那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那条鸿沟。
经常有人说，王安石的金融思想那么先进，应该是从现代社会穿越回宋朝的。但是我要说，如果王安石真的是穿越回去的，那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现代人，因为他既严重低估了现代社会，也严重低估了传统社会。
我们今天举目四望，看到的随便一个简单行动，需要的社会条件都可能是惊人的。就像今天的银行发放一笔贷款，背后是公民身份管理、税务系统、社保体系、资产评估、法律法规、大数据、AI风控，这一大堆基础设施。宋代有这些吗？没有。那你一个穿越者怎么就敢学现代银行，低息放款呢？
为什么说他也严重低估了传统社会呢？
传统社会能运行，其实它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他们也有一个简易版本的金融征信系统。什么啊？就是熟人啊。一个地主老财，他知道村子里谁家里殷实谁家穷，知道谁在辛勤工作，谁在游手好闲。甚至像不要脸的黄世仁，他还知道杨白劳家有个好看的大闺女。凭这些信息，地主老财就能判断，可以把钱借给谁，收多少利息合适，以及收不上来该怎么办？这是当年唯一可靠的贷款征信系统。
而王安石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沉默的征信系统，以为可以靠官府介入，就能把黑心富人们多收的高利贷利率半路截流下来，然后变成朝廷的收入。
王安石确实博学、聪明、活跃、有创造力。但是，观察社会现实，有的时候反而需要一种质朴的精神。比如司马光。在关于青苗法的争论中，司马光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角度。他说，富人和穷人，虽然有贫富差距，可是富人对穷人可是一点权力都没有的哈，他们尚且都能靠借点钱给穷人，把穷人逼得苦不堪言。现在青苗法呢？借钱给穷人的可是官府啊。天哪，那是有合法暴力手段的官府啊，他们能把老百姓逼成什么样？后果肯定更严重啊，穷人肯定更惨啊。哈哈，你不觉得这真是一个质朴到极点的视角吗？一句话戳破无数障眼法，直抵血淋淋的现实。
一个用土地资源、人身依附关系、基于暴力的权力系统构建起来的传统社会，就这样啊。
很多人写穿越爽文，以为把一些东西，一台蒸汽机、一把枪、一个公式，从现代社会搬运回古代，然后就能点铁成金，奇迹乍现，传统社会就能飞速进化成现代社会。其实这很难。
直到19世纪，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了，一个英国牧师还是提出了一套很悲观的观点，他说，人口增长不可持续啊，土地的总量是有限的，养活的人口越多，那每个人平均下来就越穷，最后就会导致饥荒、战争。等到饥荒战争把人口消灭掉之后，人均财富又多了起来，于是大家又开始使劲生孩子。哎，可悲的人类啊，就死死地卡在这个怪圈里，往复循环，无法摆脱。这个牧师的名字叫马尔萨斯，他提出的这个命题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马尔萨斯说错了。他是1834年去世的，在他身后，现代社会扑面而来。不仅马尔萨斯陷阱被突破，而且人类的财富获得了200年的持续增长。连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悲剧也没能打断这个进程。
但是马尔萨斯真的错了吗？也没有。如果传统社会没有被打破，他就是说出了共同宿命。不管有多少奇思妙想，多少偶然的好运，有多少上天恩赐的资源，传统社会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坚硬的存在。它可能会短暂地被打破平衡，但是很快又会回归原状。
张笑宇在《商贸与文明》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零增长社会”。这是我看到过的，对传统社会核心逻辑的最简洁的描述：因为土地是当时最有价值的资产，所以，能够掠夺土地的暴力，或者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就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因为大家都追求暴力能力的最大化，所以社会有极大概率陷入持续的互相伤害状态；因为社会陷入持续的相互伤害状态，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财富零增长。你发现没有？这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很难打破。
只有当财富生产不是围绕土地，而是贸易的时候，这个死结才有可能解开。当然，这需要非常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条件，要不然现代化为什么会那么难呢？
带着这个视角，我们才知道王安石的悲剧之处在哪里，他的伟大之处又在哪里。
他的悲剧在于，试图用几项制度设计就轰开传统社会的铜墙铁壁，结果功败垂成；
而他的伟大在于，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设想，换句话说，他设想了一种全新的可能：国家变得富强，但是不以盘剥百姓为代价，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财富进入正向增长的通道。他用非凡的洞察力，透过近千年的历史迷雾，隐隐绰绰地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纷纷扰扰的熙宁二年，就要过去了。一项项变法措施，在起草，在争论，大宋朝终于被推进了风急浪高的变法时代。
我们下一年，公元1070年，继续来关注王安石变法。下一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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