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围棋兴”，我说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因为我认为现在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围棋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无论围棋还是国运。
中国古代围棋的历史长河中，有两个时代格外璀璨夺目。一个是魏晋南北朝，名士们给围棋取了两个流传千古的雅号——“坐隐”与“手谈”，将围棋从棋盘上的厮杀升华为精神的栖居；一个是盛唐，帝王为棋手设立官职，国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围棋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华章。在这两个时代，围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那些流传至今的传奇，又在诉说着什么？
一、魏晋名士：为何痴迷“坐隐”？
1. 乱世中的精神栖居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士人朝不保夕。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人的思维却空前活跃，个性获得极大解放。
建功立业太难，不如及时纵欲享乐，弹琴下棋。更何况当时，愈出格，反倒愈显得棋高一着。围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与诗书并列的才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都乐在其中。“汉魏明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梁朝沈约的《棋品序》，正是这一时期围棋盛况的真实写照。
隐居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的“竹林七贤”，喜好清谈，不拘礼制，也都很喜欢下围棋。《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母亲死的时候，他正与人对弈，棋摊儿没有一哄而散。对手表示可以暂缓一下，待阮籍料理完老母后事再继续，阮籍却不同意，坚持下到底。“七贤”之一的王戎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这并非不孝。阮籍和王戎都以“性至孝”知名，这种看似悖常理的行为，或许是需要一个心理缓冲时间来接受悲痛的事实。一局终了，阮籍一口气喝下二斗酒，放声悲号，吐血数升。王戎在棋局结束后，“容貌毁悴，杖然后起”，像木头人一样。
围棋，成了他们面对人生至痛时的一种缓冲，一种与自我和解的方式。
2. “坐隐”与“手谈”的诞生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围棋诞生了两个流传千古的雅号。
《世说新语·巧艺》记载：“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王中郎是指东晋名士王坦之，支公则是指名僧支道林。
“坐隐”二字，道出了围棋的玄妙境界。棋手下棋时专心致志，诸事不闻，仿佛与世隔绝，犹如隐居一般。那些隐士高人常常被以仙人来看待，对局间只有棋局凸现，而无人事纠纷，是故坐隐。
“手谈”一词的出现，与当时士人阶层玄言清谈之风大有关系。名士清谈以老、庄、易“三玄”为谈资，两晋时期谈风尤胜。支道林既通佛老，又好围棋，他将围棋形象地称作“手谈”，寓意围棋是在对弈中展现出无声的交流。
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手谈”的妙处。袁羌与人在窗下围棋，殷仲堪在屋里问他《易》义，袁羌应答如流，而围棋不辍。一面清谈“应答如流”，一面围棋“不辍”，脸上还露有高傲的神情，似乎仍有余地。这展现了魏晋士人过人的才华，也显示了围棋与清谈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分量是等量齐观的。
“手谈”沟通了清谈和围棋的联系。士人们发现，在清谈之外，围棋也是一种风雅之举。手谈强调的是围棋在对弈过程中无声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一种中国式的对话，不依赖语言，而是依靠直觉、经验的推断，即所谓的“棋感”。
3. 名士风骨：围棋中的人格修炼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有个典故叫做“裴遐雅量”。裴遐在平东将军周馥处与人围棋，周馥司马行酒令，裴遐耽思围棋未及时饮下。司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将裴遐拽堕在地上。裴遐却毫不生气，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来走还座位，又照样与人下棋。事后有人问他为何能如此镇定，他回答：“直是暗当故耳！”意思是默默承受。
这种遇事不露声色的气量，正是当时名士所崇尚的风度雅量，也是围棋所倡导的“有胜不诛”“虽败不亡”的人生态度的表现。梁武帝的《围棋赋》将其形容为“失不为悴，得不为荣”。
人所共知的谢安闻淝水大战捷报，不动声色，继续与人对弈；顾邵下围棋时得知儿子夭折，“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都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围棋成为魏晋名士展现人格魅力、修炼内在风骨的舞台。在棋盘上，他们追求的不仅是胜负，更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人格力量。
4. 围棋技艺的飞跃
其标志之一是围棋的棋盘在这个时期由十七道增为十九道。棋道的增加使围棋增加了难度，也给围棋带来了更大的魅力和刺激。
其二是由于人们竞相切磋提高棋艺，并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开始对棋手的棋艺高低进行分级定品。《世说新语》记载，江虨与王恬等人棋第一品，而名相王导只有第五品。
这种分级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围棋的浓厚兴趣。人们跃跃欲试，争取在这咫尺的棋局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以至证明自己的人格尊严。
当江虨拒绝和王导下不让子的平子棋时，他是在捍卫自己的棋艺尊严；当王导因此赞叹他时，他是在欣赏这种自强自尊的人格精神。围棋，已成为魏晋名士精神世界的投射。
二、盛唐气象：“棋待诏”的设立
1. 从民间走向宫廷
如果说魏晋时期围棋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升华，那么唐代则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确立。
唐朝统治者对围棋颇为重视。唐玄宗特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官职，叫“棋待诏”，官阶九品，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又被统称为“翰林”。至此，围棋手开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从而确定了围棋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所谓“诏”，即指皇帝的诏书，“待诏”犹言候命。汉时以才技征召未有正官者，命之待诏。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在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史之外，尚有棋、卜、医、术等各种专门技艺人员。他们定期入值当班，待诏于院中，以备天子召见，以一己之长为天子游居宴乐服务。
唐玄宗以前，棋手只是候命于翰林院，等待天子宣召，并无官称。玄宗时才正式定为官职，即“棋待诏”。这种官职没有品秩，属于使职差遣之类，在翰林院中的地位比较低微。但即便如此，这已经是棋手地位的巨大飞跃。
2. 棋待诏的职责与选拔
棋待诏的任命，大致要经过推荐与考选，滥竽充数，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所以唐朝的棋待诏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国手，朝廷将这些人选拔到京师，他们又通过自己的棋艺活动推动了围棋的发展。
棋待诏的职责不仅仅是陪侍皇帝下棋，局限于宫廷的小圈子里。他们还从事以下几方面有意义的活动：
（1）外交活动。如唐宣宗时的棋待诏顾师言，接待日本国王子，切磋棋艺，成为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佳话。镇神头就是发生在这次活动。
（2）参加公开的棋会和比赛。如王积薪，曾在燕公张说家、太原尉陈九言“金谷”园，与好手对局，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3）著书立说，弘扬棋道。如王积薪著《棋诀》三卷，成为棋家之宝典。
棋待诏的设立，大大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在科举考试之外，士人和平民又多此一条进身之阶，有许多人倾毕生之精力研究棋艺，成为职业棋手。
3. 棋博士与宫女围棋
与“棋待诏”并存的，还有“棋博士”一职。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内教十八博士中，有棋博士一人，专门教宫人下棋。
唐代诗人张籍有诗《美人宫棋》：“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描绘的正是唐朝宫女下围棋的情景。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唐朝廷对宫人的文化水准要求很高，教授课程也比较广泛，恐怕当时一般的私塾也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内教十八博士中有棋博士一人，可见对棋艺的重视。
4. 围棋成为国家文化标志
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这一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唐代通过外交活动促进了围棋的国际交流，尤以中日、中朝交流最为突出。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棋待诏顾师言曾与日本国王子对弈并以“镇神头”取胜；新罗人朴球也因棋艺过人而成为唐朝棋待诏。这标志着中日韩三国棋界交流格局在唐代已初步形成。
围棋的形制也在唐代最终定型。围棋定形于拥有棋待诏的唐代。我们今天所下的十九道棋盘，正是在这个时期成为标准的。
三、王积薪与“邓艾开蜀势”
1. 唐代第一国手
王积薪（698年？—757年？），字积薪，太原祁人。他幼年便以擅长围棋得到武则天青睐，入仕为官，历任太常寺协律郎、永王府司马等职，最高官至试寿王府长史。
他的围棋水平被誉为“国宝”，“外域每进善棋者，自谓绝伦，及见公举一子，靡不阁手卷舌，终身不敢言棋”。
王积薪性情豁达，不拘小节。在棋艺上则刻意求精，勤勉好业。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王积薪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途中不管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一盘。谁要赢了他，还可以享用他款待的一顿佳肴。
这种“见人就下”的痴迷与谦逊，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2. 《围棋十诀》：千年不朽的理论经典
王积薪在当时所以名震天下，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围棋《十诀》。这《十诀》为：
围棋复杂多变，而王积薪仅仅以这十条、四十字，极其简练、准确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围棋实战中的战略和战术；总结了全局和局部、进攻和防守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有了这十条，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十诀》的影响十分深远。宋、明、清的棋手，莫不以《十诀》为座右铭。他们在探讨棋理论时，也都把《十诀》作为基本原理，在《十诀》的基础上，不断发挥和提高。《十诀》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之一。
3. 山中婆媳与“邓艾开蜀势”
王积薪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当属“邓艾开蜀势”的由来。
据《集异记》记载，安史之乱时，王积薪随唐玄宗逃往四川。蜀道艰难，到了山中一处地方，住房都被一些大官们占用了。王积薪没有栖身之地，只好沿着溪流向深处找寻，借住在山中一户只有婆媳二人的孤寡老人家中。
天刚黑，婆婆和媳妇就将门闭好歇息。王积薪栖息在屋外房檐下，夜深仍未入睡。忽然听到屋里儿媳对婆婆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好玩的，咱们婆媳俩下盘围棋怎么样？”婆婆回答说：“好吧。”
王积薪心中特别奇怪：屋里没有点灯照明，婆媳又各在东、西二屋，她们是怎么下的围棋呢？于是将耳朵贴在门缝旁边偷听。过了一会儿，听到婆婆说：“起东五南九置一子。”媳妇回答说：“在东五南十二置一子。”婆婆说：“起西八南十置一子。”媳妇说：“在西九南十置一子。”婆媳俩每下一子都思考很长时间。
天四更快过去了，王积薪暗中记下来婆媳俩只下了三十六子。忽然听到婆婆说：“你败局已定了。我已经赢了九子！”对屋里的媳妇也认可了。
天亮后，王积薪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叩门请教。婆婆说：“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摆一盘棋我看看。”王积薪立即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棋盘与棋子来，将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阵摆上。还没有摆到十几个子，婆婆对媳妇说：“这位先生可教给他几个定势。”于是，媳妇指导王积薪攻、守、杀、夺、救应、防拒的方法，说的都很简略。
王积薪请求进一步讲授一些较为深难的方法，婆婆笑着说：“只这些就可以让你在人世间没有敌手了！”王积薪真诚地表示感谢，告辞出来。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两位婆媳，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家人家了。
从这以后，王积薪的棋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随即摆布两位婆媳下的那盘棋，用尽心力想布出胜九子的格局，始终没有布出来。就把这局棋名为“邓艾开蜀势”，至今还有棋谱，而当世的人谁也解不了这局棋。
这个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它传递的信息却是真实的：围棋之道，深不可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王积薪身为唐代第一国手，仍能从山野婆媳处学得新招，这正是围棋无穷魅力的体现。
4. 王积薪的其他贡献
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著，可惜已经失传。其中《金谷九局图》记录着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积薪与棋手冯汪在太原尉陈九言家里下的九局棋。因陈九言家又称金谷园，所以题为《金谷九局图》。可惜棋谱已经失传，我们无从知晓九盘对局中双方精妙的棋艺与风格。但从晚唐诗人韩偓描写《金谷九局图》的诗句“眼病休看九局棋”中，我们仍可想象出九局棋的激烈厮杀情景。另外，我们目前还能够从幸存下来的王积薪习用式子——“一字解两征”（见宋代李逸民所著《忘忧清乐集》）中，看到名棋手棋艺水平之一斑。
四、在AI时代回望黄金时代
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当我们站在AI时代回望魏晋与盛唐，这两个围棋的黄金时代，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1. 围棋不仅是胜负，更是精神栖居
魏晋名士发明“坐隐”与“手谈”，将围棋从棋盘上的厮杀升华为精神的栖居。他们在乱世中，从围棋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桃花源。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被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包围的时代。围棋的“坐隐”功能，反而显得更加珍贵。当我们坐在棋盘前，专注于黑白世界，暂时忘却手机、工作、生活的纷扰——这不正是一种现代的“坐隐”吗？
2. 围棋不仅是竞技，更是文化传承
唐代设立棋待诏，将围棋纳入国家文化体系，围棋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这不仅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围棋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
今天的围棋，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冲击。电子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都在争夺人们的注意力。但围棋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四千年的文明积淀。让孩子学围棋，不仅是学习一种技艺，更是与中华文化建立血脉相连的认同感。
3. 围棋不仅是计算，更是人生智慧
王积薪的《围棋十诀》，用四十个字概括了围棋的战略战术。这十诀，何尝不是人生的智慧？
“不得贪胜”——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过度贪婪，往往导致失败。
“弃子争先”——有时放弃局部利益，才能赢得全局主动。
这些智慧，在AI时代依然熠熠生辉。AI可以告诉我们每一步的胜率，但无法告诉我们这些人生的道理。
4. 围棋无穷尽，学无止境
王积薪身为唐代第一国手，仍能从山野婆媳处学得新招。“邓艾开蜀势”的传说，告诉我们围棋的奥妙无穷无尽，永远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今天的AI时代，我们有了更强大的老师。AI的每一步棋，都在向我们展示围棋的更多可能性。柯洁说：“AI让我看到了围棋的另一种可能。”这正是围棋的魅力——永远有新的境界等待我们去探索。
5. 轻技重道：围棋的文化内核
中国文人有一个传统：轻技重道。反映在围棋上，就是更看重围棋所蕴含的哲理和文化内涵，而非单纯的技艺。
《玉芝堂谈荟》中记载了一行和尚的故事：一行本不会下棋，在燕国公张说家里看国手王积薪下了一局棋以后，便能同王积薪抗衡了。一行笑着对别人说：“下围棋这玩意儿没有别的，只是争取先手而已。”
这个故事显然是夸张的，但它传递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围棋的精髓在于“道”，而非“技”。一行作为天文学家，从天文观测中悟出的“争先”之理，正是围棋的“道”。
陆九渊观河图悟棋局而棋艺大进的故事，同样如此。这些故事的真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围棋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围棋与河图洛书、与易经、与天象，都是相通的。
在AI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轻技重道”的眼光。技术可以被机器超越，但“道”永远是人的修行。
